老北京的三伏天太难了！康乾盛世连年热死路人，满清晚期出现热灾

今年“三伏”有40天，眼下过了一半，北京南郊观象台也收录了北京地区2020夏天的最高气温——37.8℃，有的地方收录到40℃。

俗话说“盈满则亏”，过了三伏，夏天也走进尾声。

现在我们有空调、电扇帮忙解暑，而在北京城历史上，当年的夏天比现在还热，甚至造成过“热灾”。

气象学上一般以35℃作为标准，如果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就称之为“高温天气”。

“摄氏度/℃”是由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耳修斯(Anders Celsius)，在1742年提出的，只有不到300年历史，所以，过去没有这个概念，只能以“酷热”、“炙热”、“炎暑”、“热伏”等字眼，来记录夏天。

不过，从这些记录里，我们也能看到过去老北京的夏天，有多辛苦！

《明实录》里记载，大明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成化十六年（1480年），三伏高温持续半个月，“时至四庚之日，需热难耐，燕地皆赤已，顺天府各县均有病民者，连大兴、宛平居多，毙命者百余人。”

“时至四庚之日”，指的是天气进入二伏，百余人因中暑而亡，这算得上很严重的自然灾害了。

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河时期，秋冬极寒、春夏大旱，这种恶劣气象环境里，也少不了酷暑的天气。

崇祯二年（1629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庄稼早死收获无望，明思宗朱由检忧心忡忡，日夜不安，“今三伏过半，酷旱不雨，秋禾将枯，农田失望，朕心昼夜靡宁。”

这种高热干旱，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北平原，“近日顺天府、蓟、涿、霸、昌平诸州皆奏，入伏以来，温高不雨，禾苗渐枯，民不得安。”

在北京城大街上，“城中车稀人疏，多有暍者沿街而卧。”

暍，也就是中暑的意思，“暍者”指中暑的人。

因为天气炎热，行人直接倒卧在当街，这样的气温，肯定不止35℃。

到了清朝，这种高温酷热天气，更加频繁，甚至演变成“热灾”。

爱新觉罗·玄烨当皇帝的时候，《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年），“今日值盛夏，天气亢阳，雨泽维艰，炎夏特甚，禾苗重蒿，农事甚忧，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

可见当时高温天气，已经从关内延伸到关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热伤人畜甚重”。

到了孙子爱新觉罗·弘历当皇帝，《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也记载到，北京城高温导致民众集体中暑的事件。

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京师盛暑”，六月初一，弘历发布旨意，“近日京师天气炎热，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者多，朕心深为忧锡。”

以上就发生于所谓“康乾盛世”，这还是清朝发展高峰期，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一完，后面情况依旧。

爱新觉罗·旻宁做皇帝时，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癸未，“京师自闰五月下旬以来，酷热非常，又形酷旱”，“昌平大热，人有暍死者”。

爱新觉罗·载湉是清军入关后第九位皇帝，他刚登基，也赶上了赤地千里的大暑热。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大暑，人暍死”。进了八月三伏，“初四日，极热，胜于往年，初五日，热更甚，流金铄石矣。初六日，连日负贩者有暍死。十五日晴热又如前，暍死者甚多矣。”

光绪三年（1877年），高温再袭北京城，“炎暑”演变成热灾，六月初八日北京天气“暵干可虑，毒热不可当”。

翁同龢作为道光、光绪“两代帝师”，也记述了他所经历的夏天，“连日负贩者有暍死”，“晴热又如前，暍死者甚多矣”。

仅仅根据这些历史记录，能热死人的北京城，当时气温至少不低于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