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55团有个管理股长名叫康怀道，老婆说他是个“傻瓜蛋”

1973年，工作笔记33

杨星火

采访155团管理股股长：康怀道

我是安徽省蒙城县小康庄人，出身贫农。1956年3月入伍到东北，1959年入党。从入伍到1973年9月止，我在部队四次立功，多次受嘉奖。但我与英雄人物相比、与老首长比、与雷锋比，还差得太远太远，我还需努力。

小康庄、小康庄，十有九年荒。三日无雨地生烟，一时大雨水汪汪。苛捐杂税压弯腰，逼得家家去逃荒。这是小康庄人民群众解放以前的真实生活写照。

旧社会时，我祖辈为地主当牛马。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才有今天幸福生活。我父亲给地主干活，最后得了病，被地主撵出来，无钱治病死了。那时我才3岁，两个姐姐送人。我哥哥17岁，在被抓壮丁时跑了。地主老财把我母亲抓去，背上压着砖块，吊在树上，对我母亲说：“不叫你儿子回来，就吊死你”。后来,妈妈被放回来，带着我们家人半夜逃离村庄。妈妈背上长了个疮，无钱医治身故。祖父被地主打残了腿。

我十岁开始过流浪街头生活。十三、四岁就和康怀忠﹙现在生产队长﹚一起帮地主收割麦子, 当长工,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49年解放后，我组织第一个互助组,当互助组长。第一个带领互助组加入初级合作社,选为合作社委员。

1956年我入伍到丹东。后来我在八连十班任班长。我们班的任务是打坑道。打坑道实行三班制,每个班次八小时。班上其他人两个人掌握一把风钻,我一人掌握一把风钻,感觉很平常。一个班打一排炮眼,十八个炮眼为一排,每个炮眼深度为1至1.3米。放炮后,还要出完石渣。有一天,我们班打了一排炮眼,放炮后,又推空了石渣。在八小时内又继续打了一排炮眼。我们班经常超额完成掘进米数﹙炮眼﹚。打坑道竣工后,连里把我们班树为掘进标兵班。我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

1964年,部队到北大荒农场。对面有苏修的农场。我想,咱得与苏俢“标”着干。我在营部当管理员,我带着营部通讯班的通讯员经常去看各个连队生产情况。

1965年元旦过后,我收到家里来信说：“家乡涨水,房子被冲垮了,叫我回去”。我回信说：“我不能回来,目前正与苏修“标”着抓生产呢,要把生产搞上去,提高粮食产量。那年种的大豆,获得大丰收。我每天晚上都要到连队去参加收割大豆。一晚上要脱粒大豆100麻袋,2万斤。

九月份开始降温降霜或降雪,晚上温度下降达摄氏零下30多度。土层冻结后,虽然天气寒冷,但便于操作大豆脱粒机,人员也好干活。白天,太阳出来,冰雪融化,泥土浆浆糊糊的,不但不便于劳动,而且脱粒出来的豆子不可避免的会裹上泥土。所以,只有晚上劳动。当年在北大荒农场,因晩上劳动,我的右手小指因霜冻（当时未注意伸屈活动），至今不能弯曲。

1969年,我在医院割痔疮,在治疗伤口期间，听说部队要进西藏。我就笑着对医生说：“我们部队要进西藏,请你网开一面,让我出院回连队”。医生说：“你的伤口还沒有完全治愈,万一感染了怎么办？”我恳求医生说：“在医院也是吃药、躺在床上。你给我开几天的药,我保证按时吃药。现在是关键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我要出院,否则,晚了就沒有戏了”。我好说歹说,医生才让我出院回到连队,正巧赶上连队进藏的第一梯队。

来到西藏后，1970年,我在115医院住院治牙痛。有一天，我看见尼西一森林发生山火时,熊熊大火将森林烧得噼哩啪啦直响,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我不能看着国家森林资源受损失。我全然不顾牙痛，主动参加部队、地方上组织的灭火队伍,上山打火。

雪域军人救火

我们爬过陡岩绝壁,在森林里,就地取柴,折断树枝作为灭火工具,用树枝扑打山火,烟熏火烤,还得识“火龙”风向,不能与“火龙”风向对着干,通常要绕到“火龙”风向侧面扑打，否则被“火龙”吞噬。突然,一节木料从山上滚下来,好在我用肩扛着,可还是打着了我的头部。一个战士扶我下去,几个战士上来,取出手绢帮我包扎头部,送我回医院。那几位不认识的战士真可爱,至今还记得他们像“花猫”一样,把我送回医院的情景。

淮北，我的家。过去十年九不收。原来，队里只有一条水沟，地里水排不出去。全国农业学大寨，队里组织劳动力,搞“园田”化，几亩地弄成方块地，挖渠修小沟，便于排灌。过去又旱又涝，现在旱能灌，涝能排。现在国家投资修茨淮新河，把淮河的水引去，修好以后，就旱涝保收。

1972年3月,我休假回去后，问家人生产队存在什么问题？家人说：“我们队里有匹马，病死了。“好好的一匹马,要值1000多元，就死了,太可惜啰，社员痛心的说。社员之间有意见。现在队里,一是无牲口，二是缺化肥。”

哥哥又对我说：“家里想修几间房子。” 我说：“先别忙，帮助群众，帮助集体”。我把休假带回来的钱，除留点路费而外，全拿出来给集体买牲口。”我对家里人说：“房子差一点，比旧社会好多了”。

我对哥哥说：“现在的生活比你在旧社会流浪时好多了”。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第一步就是走合作化道路；第二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尽量支援集体，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说在口里。我既要当好兵，就要尽力支援生产队建设，有多少力量尽多少力量。生产队好了,家里也就好了。

我给家人讲：“钱是党和人民给的，旧社会谁给你钱？为人民干有益的亊，要看高一点；个人住房的亊，要看低一点”。

我单独找生产队长,向他提出如何解决无牲畜,缺化肥的建议：“我是名军人,我一大家人在队里,依靠生产队吃饭。生产队面临这种情况，沒有牲口,犁地拉车,干起活儿,是不方便,怎么办？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发挥群众智慧。我们队有二十二户人家,让每家每户都凑一点钱，或者叫向社员借钱,今后归还借款。只有这样，买回牲口犁地拉车,提高工效,才能加快生产播种。

沒有钱买化肥,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用一半的劳动力挖塘泥、挖沟泥,既作肥料,又增添土地厚度。用一半的劳动力割野草,丢在粪坑沤绿肥,每家每户都可以割野草沤绿肥。这样才能解决缺肥的问题。

生产队开社员大会。队长说：“我们队要大干，才有大变化！干部要带头，社员决心大, 齐心协力才能改变落后面貌”。社员在会上提出，沒有牲畜，怎么搞生产，沒有钱买化肥,如何提高产量？

队长把我的建议向社员们作了说明。并说：“我们这里比大寨条件好,怎么就赶不上大寨呢？就是从思想上沒有提高认识,粮食产量如何提高呢。简单的说说,全队粮食产量提高了，队里有了，家里才有，锅里有了，碗里才有。所以,要靠我们全队社员的力量,要学大寨，赶郭荘，大干快上，多做贡献。”

会后,社员们踊跃凑钱,结果私人,集体东凑西借,筹积了两千多元钱﹙我凑了400元)，生产队买了两匹马﹙用了1700元﹚，一匹骡﹙用了700元﹚,解决了犁地拉车问题。

生产队组织社员挖塘泥一百三十多车(一车约三千斤),撒在土地里,作为底肥,麦苗根深苗壮,麦穗颗粒饱满。

1961年亩产80多斤，1971年亩产300多斤,﹙1972)去年平均亩产480多斤。十年来,粮食亩产增产了6倍。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县里奖给生产队一匹马。

康殿光﹙二十四岁﹚，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人，原来他身体很好。后来，他不知为什么时常拉肚子，吃不下饭，变得皮包骨头。他病了好几年，到处弄药也没有治好，也不能干活，他感到很痛苦。

了解到他的痛苦，我就把他带到新津78医院去治疗，吃了药后，逐渐有所好转。我又带他到27团卫生队去吃了些药。尔后在新津一家药铺买了些中成药，治愈了他的病。返回时，我托人买了一张硬卧铺票﹙31块钱﹚，我叫他睡硬卧铺，他很受感动，竟然不顾及车箱内的人，哭出声来。其他人问他：“你一个棒小伙子，为什么要哭？”他说：“我病了多年，都沒有治好，是这位大哥专程从家乡安徽蒙城带我来四川新津78医院和其他几家医院看病，治好了我的病，来时的火车票20多元、药费、吃住费用、现在回去还给我买了卧铺票，这些钱，全是他给的。所以，我感动得流泪了，禁不住哭起来了”。旁人问他，“他是你什么人，上车后，还扶你上厕所”?他说：“同一个生产队的。他现在是解放军。父母给了我生命，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解放军康怀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去年回家，爱人给了我二十多尺布票，叫我去给四个孩子做夏天的衣服，三个千斤﹙女孩﹚、一个男孩。我走进供销社内，看见卖大抬筐的，我想，大抬筐好积肥，我就买了十多只大抬筐担回去﹙3块钱一个﹚,交给生产队。

爱人从坡上回来，哭笑不得地对我说：“叫你去买布回来给小孩缝衣服，你却买了十多个大抬筐送给生产队。”

我笑嘻嘻地对她说：“大抬筐好积肥，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少穿件衣服，光着腿又有啥要紧，夏天晒一晒腿也沒有关系。”

袁集有个孤儿,丑名叫“小胯子”,学名叫单振山,村民通常都叫他“小胯子”。1972年,我休假回去,看见“小胯子”沒有房子住,平时住在生产队仓库里。听家人说：“小胯子找了个对象,女方看见小胯子住在生产队仓库里,沒有房子住,女方不干了”。

我对“小胯子”说：“鱼活一塘清水,人活一口志气。你身強力壮的,沒有房子住,哪个女的跟着你过日子。住宿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也不是长远之计。我给你85元钱,你去买些木料及修房屋的材料回来,想办法,必须先盖间房子,不许乱花这些钱”。“小胯子”接过我递给的85元钱,感激得热泪盈眶。后来,“小胯子”买回木料,起早摸黑地为修房奔波,在社员们的帮助下，盖起了两间瓦房。

我老婆﹙唐秀华﹚对我说：“你是个傻瓜蛋，我到部队去探亲。回来时，你给我的路费，你算得很精，除了吃很普通的生活费、住宿很简陋的旅馆费、车费而外，想买颗针头麻线的零花钱都沒有。走到县城只剩下4元钱，侄子来接我时，他对我说：“婶婶，我想去看一场戏，边说边伸出右手，给我一点钱，我去买一张票。” 我确实沒有钱给他买一张票去看戏，当时，我说你叔叔只给了我路费钱，沒有给零花钱，当我看见侄子缩回伸出的右手时，心里是多么心酸难受，眼泪都掉下来了。含着眼泪花花排队，买了两张回家的车票。下车就直往家里走。到了家后，哥哥第一句话就问：“怀道带钱回来沒有？”我无言回答，心里有难言之苦。你对我这样抠门不说，也不修房子，拿这么多钱给生产队买牲口。你是不是傻瓜蛋？” 老婆就这样一五一十数落我。

我返回部队沒有给任何人提及两次捐款给生产队，帮助生产队如何提高产量的事。1972年12月份，大队书记康怀重代表党支部给我所在部队写了一封感谢信。所以，我的事情在部队传开了。

我在1973年9月以前，六次休假探亲,先后支援生产队买骡子、买马匹、买化肥、买抬筐、为康殿光出资治病、资助孤儿修房等,资助总金额为2600多元。为此，连队又给我记了一次功。

（注：本文插图均由杨星火女儿唐雪松提供）

作者简介：　

杨星火 四川省威远县人。1925年生。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随十八军进藏。曾参加修筑川藏公路、平息西藏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边防建设等。在西藏工作2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旅诗人。

本文由刘光福、雪松整理。

杨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