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越之际到西双版纳，傣泐人从哪里来？

一个民族的起源、分化、形成和衍变是复杂的问题，但值得思索，傣族是云南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经略西双版纳的傣族支系，在早期就自称为“泐”，如“哲泐”、“沾泐”、“滚泐”等，意为泐裔、泐人，今称为傣泐人，关于他们从何处来，观点颇多，莫衷一是。

我国古籍虽很多，但缺少对傣泐人的记载，而傣泐人迟至13世纪后才创造有叙述、记载性质的文字，但对于民族起源，其古籍只记载传说故事，对起源地及迁徙路线语焉不详，而文化、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为鲜明的标志或符号，即使过了千百年，它们大多能历久弥新地存续下来，是解读过去的重要线索。

由于缺乏文献史料，很难考辨傣族先民源于百越族群中的哪个支系，而且傣族内部支系众多，情况不完全相同，故本文仅提及傣泐人，以文化、语言为线索，探寻傣泐人从哪里来。

庞杂的百越

“百越”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在其他文献中，还有诸越、越人之称，《汉书·地理志》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其分布地域之广。

不同时期的百越，概念有所不同，此处不表，但可确定的是，百越也好、古越人也罢，都不是指一个民族，而是包含着众多支系或部族的族群，他们不是在同一基础形成的，也没有在同一的基础上统一过，只是族群内部的各支系或部族有某些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和语言习惯，被称为百越、古越人罢了。

各支系的形成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各有来源，具体情况不完全相同，经历了楚国扩张、楚灭越、秦灭楚而征百越、汉朝先后灭了南越和闽越，百越族群退出了南方的历史舞台，在汉代以后，“百越”一词不再见于史籍，有的支系先后融入华夏民族，有的支系留守于较边缘的原居地，有的支系以不同时间、不同路线向别处迁徙，最终形成新的民族。

傣族就是属于迁徙那一支系，只是傣族内部分支各有自称，且迁徙路线有细微的不同，从而来到不同的定居区域，在地理环境不同的地方各自发展，进行着不同的历史过程。

产里或“泐之苗裔”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古西南夷地，蛮名车里，《志》云古产里也。《吕览》产里以象齿短狗献，后周公作指南车，导之归，故名车里”，“车里”最早见于元代，原有彻里、车厘、阇里等写法，后来均写为车里，明清沿用之，特指车里军民总管府或车里宣慰司，在元明清史志中指勐泐，有地名含义。

“产里”出自《逸周书·王会》，其中写到《商书·伊尹朝献》，说商汤让伊尹制定四方进贡的法令，伊尹于是作《四方令》，要求正南方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部落或部族进贡珍珠、玳瑁、象牙、犀牛角、翠鸟羽毛、菌地的鹤、矮脚狗，从文中可知，“产里”是商朝正南方的一个部族或部落。

车里如何与产里构成关联，古人没有详说，明清志书均认为车里源于《逸周书》中的产里，不过现代人对此存疑，故有不少说法，其中“车里由蒙古人赋名”之说较合乎情理，《元史》载：“征八百媳妇国，至车厘，车厘者，其酋长所居也”，车里或是蒙古语，或是“泐之苗裔”的蒙古语音译。

在傣泐语中，“哲泐”、“沾泐”即“泐之苗裔”，今天的傣泐人在强调民族支系时还会说“哲、沾泐”，也即泐之苗裔，其音与“产里”和“车里”很接近，汉语、蒙古语毕竟与傣泐语不同，把“哲泐”、“沾泐”发音为“产里”、“车里”都是可能的，产里为部族名，蒙古人可能是以族名作为地名，谓泐人统治的勐泐为车里。

商朝、周朝南边的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那么产里可能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某个地方，不会离商周很远，否则今西双版纳与商周之地相距甚远，地理空间上无法解释称臣纳贡之事，故“产里”或为“泐之苗裔”的音变，一个部族或民族总有自称，除非他们消失，否则自称极难改变，部族会因各种原因迁徙至别处，但自称会有所保留，有时候地名也会随着迁徙移植到新地方。

傣泐人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吸收了新的文化元素、吸纳了新的人群，语言变得丰富，但一直保持“哲泐”、“沾泐”（泐之苗裔）的认同；曾经有人认为“泐人”之称出自“勐泐”，其实应是“勐泐”得名于“泐之苗裔”，勐泐之前的“泐西双邦”部落联盟，正是“我们泐人十二邦”之意。

傣泐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时间、复杂过程，探讨无文字同步记载的民族起源、迁徙及文化历史脉络，依靠语言这种“活化石”必不可少，而且也只能如此探讨了。

受华夏文明熏陶

《山海经》有提到人面蛇身的形象，其中说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傣泐人有人面蛇身的“召法龙茂罕”传说，且与长寿不老相关，它是否与《山海经》描述的有关联不能断定，而从信仰内容上看，傣泐人的人面蛇身始祖信仰与东夷人的龙蛇崇拜更为相近。

寨心石

大汶口文化有“以石为社”的内容，殷商也有“立石为社”的现象，而在傣泐人传统中，村寨无论大小，建立前必须先立下寨心石，寨心石是村寨的心脏和标志；先秦时长江中游地区有祭祀社神习俗的族群，逢出征、凯旋、灾害都要祭祀社神，傣泐人把寨神勐神称为“色曼色勐”，至今保留着逢灾害、建房、婚育、远行要祭祀“色曼色勐”的习俗，其中祭祀寨神的仪式每年都有。

“色曼”（寨神）祭坛

楚人崇凤，以凤为媒使、以凤饰旌旗，以凤来引导逝者升天；1950年之前的傣泐人会以凤或虎作为旌旗图案，现代傣泐人男女也会以凤为媒使，《凤凰情歌》数不胜数，在丧葬中用黄蜡制作凤形像以引导逝者灵魂升天；楚人崇巫，有大巫小巫、男巫女巫之分，傣泐人把巫称为“摩”，同样分大小、男女，即摩勐摩曼、波摩咪摩。

傣泐人织物上的凤形图案

楚人的招魂仪式，要用秦之竹笼、齐之缕线、郑之织物为招魂用具，衣服置于竹笼内后行招魂仪式，意味着魂依附在竹笼里；傣泐人叫魂用的是竹箩，同样把衣服装在竹箩里，并绕上白线，含义与楚人的相似；楚人有《招魂》、《大招》，傣泐人也有《招魂》、《叫大魂》，《楚辞·大招》表现为言别处之险恶、赞楚国之乐盛、以美政为召唤，傣泐人《叫大魂》表现为陈别处之险恶、言故居之安乐，以美妙家乡为召唤。

刘岩教授在《傣族渊源与巴楚文化》中指出，重庆綦江岩墓上有一图像，女子服饰与发髻、凤鸟、人首蛇身男子等元素营造的舞蹈场面，与傣泐人的文化面貌极为相似。

人面蛇身像

古代傣泐人的份地制，可看到西周井田制的影子；颛顼历的正月相当于农历10月，置闰法为19年7闰，置闰月于9月之后，傣泐人使用祖腊历（意为小历），置闰法也是19年7闰，置闰月于9月后，称为“比双告”（即两个9月），更巧的是祖腊历的1月对的上农历10月，傣泐人把1月称为“楞京”，译成汉语即“京月”，与正月无异。

傣泐人使用干支纪时法，干支名称绝大多数是古代汉语的借词，不同的是以“母”称天干、以“子”称地支，据考证汉代曾以“母子”称天干地支；傣泐人把头人称为“昆”、“岛”，是汉语“君”、“头”在傣泐语中的表现，意为君长、头人，勐泐的12个山区“格温”，是汉语的“郡”。

如此多的文化和语言元素，绝不是巧合，如谢远章教授所言：“他们一定受过华夏文明的熏陶，而这种熏陶是长期的、系统的、直接的，否则他不可能在一系列而且是关键的许多方面体现出熏陶的结果。仅仅通过朝贡或使节往来及民间跨境的经济、文化交流，华夏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不可能会那么系统和深入的。”

漫漫迁徙路

傣泐人传说祖先由日出方向往日落方向、由冷森林进入热森林，越过万水千山，到了后来的勐泐（古西双版纳），这不正是由东向西，再由温带向热带的迁徙过程吗？

有了这些线索，傣泐人先民的迁徙路线就有迹可循了，江淮地区和江汉地区是夏商以来东、西、南、北方向不同部族或部落的密切接触地带，长江下游地区产印纹硬陶，傣泐人至今保留着印纹硬陶烧制手艺。从“以石为社”到立寨心石，傣泐人先民的起点或在长江下游地区；从祭祀社神到“色曼色勐”信仰，延续至今的传统习俗可见楚人文化元素，傣泐人先民或在长江中游停留过。

从楚人文化的影子，到重庆綦江岩墓的那副舞蹈场面，启示了傣泐人先民从长江中游迁徙到四川盆地南部；由下游至中游，由中游至上游，傣泐人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的时间很漫长，此时他们处在“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为聚”的阶段。

竺可桢先生对我国气候变化有深入研究，认为五千年来的温暖期、寒冷期各四次，第二个寒冷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或是傣泐人从四川盆地南部迁入云南的时间，由冷森林之地迁出，去寻找热森林之地，踏上云贵高原后，沿着河流的方向进入西双版纳。

在今景洪坝子，傣泐人的祖先停留了下来，这片开阔的坝子温暖舒适、雨水充沛、河流纵横，未开垦的荒野异常肥沃，但这地方是板琅腊的势力范围，新来的傣泐人先民力量尚小，不过千百年的迁徙过程，在这个部族身上灌注了无比坚韧的顽强，他们如同携带着优良基因的种子，落入肥沃的热带大地，他们艰难地伐掉巨木，开垦出一块又一块农田，多年之后站稳了脚跟，最终战胜了板琅腊。

后来高棉势力北上，傣泐人面临着巨大挑战，激烈的战乱形势使他们出现了一个时期历史的“空白”，直到高棉势力退去，傣泐人统一了古西双版纳地区，建立了由“贺罕景洪”（即景洪金殿）统治的勐泐，或完善或新立了一套自己的各项制度，创造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

千百年的迁徙历程，他们保留着自身的文化、语言，在迁徙过程消化吸收着早期的华夏文明，在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中，他们还接受、吸纳了南传佛教文化，创造出瑰丽辉煌的傣泐文化，为绚丽多元的中华文化做了贡献。

参考资料：

• 《百越的涵义》，作者：万斗云
• 《傣族渊源与巴楚文化》，作者：刘岩
• 《傣族南迁考察实录》，编著：西双版纳州民族研究所
• 《谢远章学术文选》，作者：谢远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