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买口粮

文/ 罗安会

楼下传来一阵阵吆喝声：“买米啰，买米啰，送米上楼哈！”这一吆喝声，使我心绪万千。如今足不出户，送米上门，便勾忆起50多年前凭证买粮，上山挖红苕的一段辛酸往事……

1961年秋，我的家乡重庆江津县朱沱镇，按上级指示，解散了“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粮食按计划供应，每月居民供应21斤，学生24斤，然后自行开伙。撤销食堂，意味着政府供应的粮食不被办食堂的人克扣去，生活更加自主。当时，国家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鱼米之乡的朱沱出现粮食生产年年减产的情况。政府统一调配粮食，当地粮站将收购的细粮、豆类等运到大城市作供应粮了，把红苕、玉米这些粗粮留给本地居民配搭作供应口粮。说实话，那时国家也十分困难，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谁也不可能多吃多占。在朱沱，粮站每月供应的粮食五花八门，是按照当地农村出产的农作物进行搭配。大米称为细粮，玉米、高梁、麦子、胡豆、豌豆、红苕作为粗粮，粗细粮几乎对半搭配。

这年深秋11月份，响应政府的号召，我的父亲和哥哥与镇上的青壮年一道，去支援农业生产发展，他们的口粮随人划走。家里留下母亲和我及四哥和妹妹四人，当时细粮和红苕按1:5供应，就是说一斤米折5斤红苕。粮站这个月配售给我家四个人的红苕有100多公斤，并指定我们在离朱沱镇十公里的金粹村去自行提粮。当时我家里无劳动力，我才12岁，安南虽比我大一岁，但他去姨妈乡下去了，搬运粮食的重担自然就落到我和母亲身上。

那年深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和母亲就同镇上一些买粮户，三三两两相约向金粹村出发了。大家行走在农村的小路上，经两个多小时的爬山涉水，步行来到了金粹村五队买红苕。这个村地处金粹山的半山腰，劳动力缺乏，该挖的红苕还埋在地里，生产队长拿出几十把锄头，让提粮户自己到地里去挖。时过中午，我和母亲才将所买的40公斤红苕挖好过称。中午饭，生产队安排我和母亲在一社员家搭伙，生产队按人均2斤红苕，1斤白萝卜作为挖红苕的补偿。我们在这一社员家煮红苕和白萝卜吃。这家人很热情，虽然没有油晕，但在煮红苕和萝卜时他们拿出稀有的盐和海椒让我俩吃。又累又饿的我舀了一大斗碗，狼吞虎咽地吃着烫嘴的红苕，母亲也舀了一大碗正准备吃时，这户人家的小女孩，拉着她妈妈哭喊着说，“我饿，我要吃”。我母亲见状，将碗中的红苕和萝卜分了小半碗给小女孩吃，小女孩不哭了。我敢说，母亲完全没有吃饱，母亲的举动，当时我十分不理解。

午饭后，我们上路了，行进在山间小道上。母亲背着一大背篼红苕走在我后面，我挑了一挑，约20公斤。走啊走，开始还觉得不重，左肩换右肩，母亲十分关心我，时不时地问，挑得起吗？我说还行。又再走啊走，那红苕压在我肩上越来越重，左肩换右肩更频繁，汗水也在流。同院子的女孩苏玲，与我们一起去挑红苕，她虽比我大三岁，上路不久，挑红苕的姿式也成了“苏秦背剑”，担子把她压哭了。70多岁的吴婆婆，是缠过脚的小脚女人，背了半背红苕，尖尖脚踩在山村泥路上，一晃一晃的，真让人担心。夕阳西下，大家要过笋桥河时更加艰难。这里，小河水哗啦啦地流着，湍急的河水望而生畏。一排石墩在河水中直立着，人们只能踏石墩过河。为了安全，我母亲先将红苕背过河，然后再返回同我将红苕一筐筐地抬过河。过跳墩石开始还好，到了河中间，见水流急速，我双腿发抖，心怕掉入河中。母亲鼓励我，别看河水，看石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母子俩总算将红苕抬过了河。接着又要爬一个大坡，筋疲力尽的我看见这大斜坡，不由得汗流夹背。两肩红肿的我，实在挑不动了，在半坡上放下担子长时间坐地休息。此刻我在想，供应的粮食为什么让我们自己搬？劳动力去哪儿啦！要是有汽车运输该多好啊！天已渐黑，离朱沱镇上还有几里路，我实在力不从心，母亲见状，返回来在我的箩篼里捡了几条红苕放在她的背篼里。其实母亲也迈不开脚步了。正在无力之时，朱沱粮站的驻村干部老袁见了，主动接过了我的担子说，“来，我帮你挑”。我好感动哟！我也在母亲的背篼里捡了一些红苕，用衣服包裹起来扛着走。大约在晚上7点时，我和母亲在老袁的帮助下终于将40公斤红苕搬回了家，饿昏的妹妹还在家里等着红苕下锅呢！

虽说50多年过去，我还念念不忘老袁这位粮站干部。岁月如流水，时光如云烟，那年那月挑红苕的往事一去不复返了，但留在我脑海中的烙印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作者近影

作者的父母亲 摄于1965年

​朱沱镇老街

​作者摄于朱沱横街子口

作者三兄妹摄于1961年

2018.8.12.于江津四面山

作者：重庆市作协会员、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