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兵团回忆（二十三）那场大火，我目睹了烈士们最后容颜

公元 1972年5月5日，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那时正值春季，此时的内地，早已是春回大地、春暖花开的大好时节，但内蒙古宝日格斯台大草原依然寒意袭人，北风料峭，放眼望去，枯黄一片。只有细细查看，才能发现，在枯黄中有星星点点破土而出的绿芽，预示着这是大草原的春天。

然而，一场草原大火让这一天震惊了全国，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69名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1972年5月5日。
这一天，也因此变得不寻常，“1972年5月5日”成为历史永远的记忆，成为我们兵团人永远的怀念！

我那时在团部卫生所药房工作。和每天一样，那天结束了上午的工作，全所的医生、卫生员和往常一样都集中在医生值班室吃午饭。

刚吃了一半，值班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响了起来。 所长拿起电话接听，我们都盯着他看，因为，医院这时来电话，一般都是有急事的。

只见他的神情忽然紧张起来，连着答应了几声以后放下了电话，声音低沉地对我们说：
“团里来电话通知，发生了草原大火，四连参加救火的战士，已经死伤了二十几个（那时具体死亡数字没确定），让我们全体医务人员做好准备，到四连救治伤员，一会儿有车来接我们”。

一听死伤这么多人，我们还不相信。怎么会呢？不就是扑救草原大火吗？怎么会死人呢？草原大火不救，也只是烧掉枯草，枯草烧了很快还会长出来的，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能扑灭更好，扑灭不了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怎么会死人呢？

大家顾不上吃完饭，放下饭碗，赶紧准备急救的用品。
不一会，来接我们的车在外面“嘀！嘀！”地催叫着，大家背着急救箱迅速地跳上车，汽车载着我们飞快地往四连的方向开去。

一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一想到死伤了这么多战士，心情都很难受，车内的气氛异常沉闷，沉闷地有点透不过气来。

我的目光移到车外，远处，黄色的山峦连绵不断，背阴的山腰上，一片片没有融化的积雪闪着白色的光，十分的耀眼。而四周的草场上，大火烧过的地方一片焦黑，有的地方还在冒着余烟，好像战后的场景。

黑和黄的反差是如此的大！落寂的草原上，不时传来几声乌鸦的孤鸣声。

我们的车穿行在被火烧过焦黑的草原上， 司机和我们都很紧张，汽车小心地前行着。

这时，我们看见有拖拉机在草原上翻地，翻过的草地像一个宽宽的黑带子延向远方，司机说是打防火墙。拖拉机翻过的地方，枯草被埋在了下面，十几米宽的隔离带把枯黄的草地分割开，真像在草原上打了一堵墙。

是的，对付草原大火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拖拉机翻出十几米宽的隔离带来隔离大火。火烧到隔离带的地方，没有了枯草，自然就灭了。

我们的车正行驶着，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司机赶紧停下车打听四连的情况。卡车是我团机运连的车，刚从四连回来。司机见到我们，一脸的紧张，问到四连人员伤亡情况，卡车司机连连说：“别提了，太惨了！已经死了四十多人了！就等着你们呢”！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的心更揪了起来，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大家忐忑不安地继续前行，很快就见到了四连的驻地。

我是第一次来到四连，只见在空旷的草原上建起了几排土坯房，汽车戛然而止，停在了房子的空地上。我们刚下了车，几个战士就围了上来。大家的神情都很惶恐，整个四连笼罩在一片异常恐慌的气氛中，让人们感到死神的来临。

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向我走来，“大姐”！我失声叫了出来。我称大姐的这个女战士，原是白音华43团工副连天津籍的战士，是随弟弟一起到的兵团，我们都叫她“大姐”。

大姐见到我后，一把抱住我，失声痛哭起来，呜咽着说：“已经烧死很多人了，很多人没跑出来，我也是只差一步就见不到你了”。

她接着说，连里组织战士去救火，大家在一个山洼处等着打火。那个山洼因为地势低，草长得非常茂盛，大家刚看见大火从山头冒出来，就感到喉头一阵呛人的窒息，喘不上气来，很多人被熏倒了。

这时，只听到指导员大声地叫喊，让大家往麦地跑！因为麦地是新翻耕过的，大火烧不到那。大姐说，我听到指导员的喊叫声后，拼命往麦地跑，我刚一脚迈进麦地，大火就从我身后烧了过去，只差一步我就没命了！

我问，那些战士为什么不往麦地跑呢？

大姐说，大家都吓坏了，当时乱了套，不知所措，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往哪跑得都有。加上草厚、风大，有的根本就来不及跑，就被熏倒了。
我听完后，心情沉重地不知说什么好，简单安慰了她几句，连忙随着卫生所的医生匆匆走进战士宿舍。

我和一个卫生员跟着刘医生走进前一排宿舍。宿舍走廊的大门都开在中间，进入走廊分为左右宿舍。只觉得走廊黑乎乎的，宿舍的墙都是用泥抹成，显得很简陋、很暗。

我们拐向左边的宿舍，还没进到屋里就听到一声声的呻吟声。我们顺着声音走进一间宿舍，屋里的大炕上躺着三、四个女战士，全身烧得黑乎乎的，人显得很小，已经辨别不出她们的长相。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我看到她们手指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黑黑的五根手指就像五根烧焦的干炭棍，看不见肉，只剩骨头棒。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的心一阵紧缩，太惨了！她们该多疼呀！

我们在医生的指挥下，赶紧给那些受伤战士打杜冷丁止疼，好减轻她们的痛苦。那时的医疗条件真的很简陋，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这些。我们挨着宿舍一个个地给伤员打针，每间宿舍的炕上都躺着3到5个受伤的战士，她们有的痛苦地呻吟着，有的却静静地躺着没有声息。

大火把她们烧烤的浓缩了，就像一具黑黑的木乃伊一样。我当了两年的卫生员，从来还没见过如此严重和惨烈的场面，这种惨烈堪比战争年代。

我们从一间宿舍出来到另一屋，刚走到门口，突然从炕上“忽地”站起来一个黑影，我毫无准备，吓了一跳！

这是个女战士，烧得面目全非，直挺挺地站在炕上，“我要喝水”！她冲着我们说。 接过递过来的水，咕咚！咕咚！一气喝完，“通的”又躺下了。

我记得曾经问过她“疼吗”？她说“不疼”。我当时还想“烧得这么严重，怎么会不疼呢”？事后想想，如果知道疼，说明她们有痛感、有知觉，是好事，可能不会危及到生命。如果没有知觉，不知道痛，是很危险的。后来牺牲了69名战士，也包括我们救治的那些战士，她们的伤势很重，都没能救治过来。

不知道有多少汽车往回运送伤员，大部分在运回来前就已经牺牲了，我们在宿舍看到的这些伤员都属于烧伤很严重的，因为她们的身体被烧熏的干焦、变小。而最后汽车又拉回的几个战士，和宿舍那些战士的情况就不同了。

我记得，汽车又运回一些伤员，我们也赶紧前去处理。记得最清的是这次拉回的伤员有个男战士，好像姓王，名字记不清了，是个排长，见到他时，我又吓了一跳。

只见他不像那些战士，烧伤后变得很小，而是脑袋变得很大。整个脑袋成一个球状，圆圆的，眼睛也看不见，这是烧伤水肿造成的。一开始我还听见他说话，只说很憋气，喘不上气来。那是喉头水肿堵塞了气管，医生给他包扎了头部，大家都围着他。他说，我没事！他从容、淡定的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处理好后，我们把他抬上救护车转院治疗。事后，听说也没能抢救过来。

后来，全团为这些牺牲的战友开了追悼会，追认六十九名牺牲的战友为烈士。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呼市籍烈士的母亲，在烈士追悼会上，那丧子之痛、满含深情悲切的悼词。
她说，这些孩子只有十七八岁，正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年龄，但是，他们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未尽的事业要由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来完成，他们的担子要由我们这些白发人来承担！听到这些我们都不禁失声痛哭，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1972年5月5日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一个资历很浅的小卫生员，亲自参加抢救、目睹了当时那种惨烈的场面，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刻苦铭心的记忆，烈士们最后的容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烈士们经历了生与死的历练，而我们却目睹了烈士们生命最终的悲壮场面。

后来，在宝日格斯台草原上为六十九名烈士修建了烈士陵园，现在烈士陵园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会组织小学生去为烈士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是不会被忘记的，1972年5月5日成为历史永远的记忆，六十九名烈士成为我们兵团人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