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兵团回忆：（二十九）聊聊我的“六九”届人生. 之一

一直想写写有关69届的话题，几次拿笔又都搁下，满腹的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其中的滋味真是酸楚无奈。那就想哪说哪，就聊聊我的69届人生。

我是69届初中生。所谓69届，是指实际上是1966年小学毕业，名义上是19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

我一直认为69届初中生，称其为66届小学毕业生更为贴切。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们仅仅是6年级小学生。我们受的所谓正规教育就此为止，小学不再管辖我们，“文革”乱世中的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我们，我们成为动乱年代的“流浪儿”。
因为是小学生，我们没有资格参加“革命运动”， 什么破四旧”；什么“革命的大串联”等“革命行动”和我们通通不沾边，我们成了运动的局外人。

小小的我们用一双惊恐、疑惑的眼睛看着人们“折腾”，就这样在社会上整整闲散了两年，浪费了两年的大好时光。

1968年上半年，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复课”也只是指小学的复课，我们的下几届按部就班地升高一级继续在小学上课。我们这届没有参加小学毕业考试，就近“全锅端”升入了天津市五十一中学，开始了我们的中学生涯。

而“老三届”的初高中生就没有复课一说，他们已经结束了在学校受教育的学习生涯，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农村的广阔天地正欢迎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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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学仍处在“学校要改革，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风云中。传统的教材被废除，新编的，带有大批判特色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代替了数理化课程。

但是，文化课开的也是少之又少，我记得英语课只完成了26个字母的学习，印象最深的教学内容就是紧跟形势学了几个口号，

其它课程也陆续学了一些：记得数学好像就学了分子分母的相加，化学就学了个水分子式。当时，我们已经荒芜了很多的学习时光，新课程的学习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学习兴趣。

正当我们准备安下心来好好学习的时候，很快又因为新一轮的“停课闹革命”而搁浅。时上时停的文化课，让我们老是处于开课、复习开头的部分课程，大部分课程基本没学。

“停课闹革命”就是紧跟形势搞大批判，那时，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学校的局面是：老师斗老师，学生斗老师，大批判代替了文化课的学习。

学校不上课，在学校就没什么正事可干，也无章可循，学生的是非观也被颠倒，课堂纪律很差，平时调皮的学生有了用武之地，老师成了学生嘲笑的对象，甚至挨批挨斗。

如果“闹革命”告一阶段，为了打发这些时间，其余的时间我们就开始了“学工”、“学农”教育。所谓“学工”、“学农”教育，实际上就是到工厂、农村无偿地劳动。

从1968年3月入校到1970年5月下乡离校，我们在中学待了两年的时间。 有人说69是悲情的一届。我以为确实如此！

生不逢时，小学还没毕业正逢“文革”开始，在社会闲散了两年，白白耽误了两年的大好时光，动乱中上了中学，搞了近两年“革命大批判”，学工、学农，没好好上过一天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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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充天津各企业新职工和缓解因大批下乡而造成的各种矛盾，69届在下乡之前曾经有过两次叫做“选调”的事情，选调部分学生进入工厂企业，应该是毕业分配的一部分。记忆中第一批“选调”时间大约是1969年9月，第二批大约是1969年11月底或12月。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学生背靠背推荐，校工宣队最后决定去留。

能够不下乡而留城，在当时社会关注度可想而知。于是家长们为使自己的子女留城，动用了各种关系和手段。

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家庭出身成分论”，成为校工宣队选择留城人员的唯一标准。那时出身决定一切，只要你出身有一点点微疵，哪怕是爷爷辈甚至祖爷爷辈有问题，则表现再好也白搭。这样一来，有近三分之一根正苗红的人，选调进入工厂而得以留城。

筛剩下来的，不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是文革中表现不积极的。只好等待着下一次的分配。

1970年上半年，本以为全部留城的69届，开始了毕业分配，去向有两种， 一拨去内蒙兵团， 一拨人去山西插队。由此天津69届就被分成了三个等级：留城、兵团、插队。

学生的优秀不优秀，评判标准应该是以学习的好坏为标准，69届在校两年，本来就没正式地学什么知识，学生就无法评判优秀与否。而把一届学生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三个等级，三种人生，全是以唯成分论作为决定学生一生的唯一条件，对我们这一届学生幼小的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和阴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个中的苦涩无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因为出身不是红五类，表现的也不是多积极，最后和班里的二十多个同学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锡林格勒大草原。班里剩下的二十来个同学最后去了山西插队，我想等待她们是更加坎坷的命运和人生，她们比我们受到的伤害更大，可也没办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