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库伦的买卖城

赖惠敏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台湾 台北 11529)

[摘 要] 库伦的买卖城可能建于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当时，库伦买卖城做为囤积货物之地，以张家口的商号为总号，在库伦或恰克图设立分号。晋商与俄罗斯的贸易，19世纪茶叶贸易活络，最高贸易额曾达1 500万卢布，每年有7万只骆驼往来于库伦与张家口之间。但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俄商到中国贸易以及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晋商的茶叶贸易急遽下降，少数商人维持与俄贸易，他们向俄国人购买鹿茸、皮张，然后向蒙古人购买羊只，转卖给俄商。资金雄厚的商号转而经营金融业或批发百货，如公合全、协和公、双舜全、兴隆魁等。同时，有商铺如林盛元、义合忠、天泰昌等从事农垦或砍伐木材活动。本文主要讨论清中叶以后买卖城商号的转变。

[关键词] 库伦; 买卖城； 商号

一、前言

清人李燧《晋游日记》提及：“山西省汾州、平阳两郡，民人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其次，则设典肆。其最下者，则赶脚。畜健骡、驮行客，虽千金之子，不以执鞭为贱也。”[1]69-70 晋商在清朝到蒙古经商被称为旅蒙商，过去许多学者都注意大盛魁商号的经营[1] 69-70。如《旅蒙商大盛魁》描述大盛魁在归化城的总号外，各地设有小号，即分庄之意。乌里雅苏台原先为大盛魁总号所在，后来迁到归化城，但它仍是大盛魁总号下最大分庄。库伦也设分庄，不过在清末才设，只有七、八人做联系工作，未开展重要业务①。最近阅读库伦商民事务衙门档案时，发现库伦买卖城的商铺多达数十家，他们经营蒙古地区的汇兑、贷款业务，以及采购蒙古毛皮和批发百货，应值得讨论，此为本文写作动机之一。

库伦有三个市圈，“买卖城”、“东库伦”、“西库伦”。本文拟讨论的买卖城又称东营子，其范围：“计方木市圈一座，南北长二百四十步、东西宽二百三十步。东距普拉河十里、西距色勒毕河十里、南距汗山十里、北距后庙五里。南北中街一道、南门一座。内正向南关圣帝君庙一所、前牌楼二座、东西街六道六门。城隍庙、鲁班庙、部员领催衙署均坐落南门内迤东。营中内外大小买卖以及各行手艺铺户共五十一家。营外东北菜园地二顷、正南菜园园地一顷、东西瓦窑二处共地五亩半。城隍行宫坐落市圈外西北，义地木栅一所坐落市圈外正北。”②根据乾隆五十四年(1789)〈库伦市圈商民等进口贩货铺号图记册〉的引文中提到买卖营子的商号共53家，嘉庆十八年(1813)〈阖营铺号人丁市圈尺丈清册〉买卖城的商号共有129家，光绪三十四年〈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的档案记载门牌号共有64家③。其消长过程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之一。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将买卖城的店铺分成三类，第一类的店铺将货物放在仓库或货栈中，店铺摆着布疋和纺织品的样品，住在买卖城的内城。第二类店铺没有单独的办事房，仓库也很小，从中国运来的商品以向内地订购的商品较为有限。第三类店铺出售是一些最常用的生活用品。第二类、三类店铺则分布在买卖城的周围[2] 卷1:135-136。民国七年(1918)登在《银行周报》上的库伦商业调查也将商号分三等，并按照经营项目分为金融业、茶庄兼洋货业、批发百货业、农耕与木材业等④。民国年间，历经蒙古独立、欧战，许多大商号都倒闭或被欠债，导致库伦商业急遽没落。

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和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藏的档案，以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朱批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等，讨论清末库伦的山西人的商业活动。库伦商民办事衙门为管理商人编了各种档册，如〈库伦市圈商民等进口贩货铺号图记册〉、〈库伦市圈商民等花名进口贩卖次数册〉、〈阖营铺号人丁市圈尺丈清册〉、〈库伦商民部员所管三处买卖地基四至里数清册〉、〈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东营栅外保甲门牌清册〉。这些资料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库伦商民事务衙门的官员长期登记商号的铺户数量、规模、人数都有充分了解，在传统中国城市中是少见的。

本文首先讨论清代在库伦商号以及商号组织。其次探讨各商号的商业活动，大体上，买卖城的商号从事于和俄罗斯的贸易，但也包括与蒙古人的金融业、批发百货业、农牧与林业等多角化经营。基本上，在库伦的商人以逐利为前提，故有称为杂货商，经营各种商业活动。

二、库伦买卖的商号

在恰克图贸易的商人与俄商贸易后，立即将货物运往库伦，因恰克图商店货栈狭小，没有存放新货物的地方，货物运往库伦，因此库伦市圈比恰克图的范围还大[3]141 。乾隆年间库伦设十二甲，各甲皆设铺首管辖⑤。(参见附录一)铺首或称甲首，由买卖城的推事推选后，经官员批准。铺首需监管十至十五家店铺，其职责是防止商贩们吵架；酗酒闹事；赌博、嫖妓，以及冬防治安等[2]卷2:346 。根据员外郎官禄〈呈覆将铺商编甲之告示遍贴晓谕十五处〉记载：“库伦地方民蒙杂处，铺栈重迭。时值冬令，奸宄最易溷迹。现经本大臣出示晓谕，各铺按照十家编为一甲，每晚轮流支更，以期联络而免疏虞。合行札饬，札到该员即便遵照督饬甲首、董事等妥为办理。并将发去告示十五张，代为标判遍贴晓谕。仍将贴过处所具报以凭查核等因。札饬前来，司员遵札并将告示十五张标判妥式谕甲首、董事等遍贴晓谕，并将告示实贴关帝庙前一张、南马市街一张、中东栅口一张、中西栅口一张、得胜成门口一张、福盛和门口一张、西库伦南札合一张、头道巷口一张、二道巷口一张、三道巷口一张、四道巷口一张、后札合一张、东库伦万隆魁门口一张、裕合德门口一张。”⑥

波兹德涅耶夫描述买卖城有三条大街，街口有木门，七座大门：东边三座、西边三座、南边一座。街道相当宽阔，但是，它们几乎全是弯曲和不规则的。一条街弯曲成弧形；另一条街中间宽而两头窄；第三条街是一头宽一头窄。档案记载街道的名称为关帝庙街、东西巷、东南巷、中巷。(参见附录三)买卖城的汉人区全由店铺组成，大店铺有很大院子，院子里有厨房、附属房屋、仓库等。店铺里只摆出他们所具有的布疋和其他纺织品的样品，有几间办事房，店铺顾客所需要的东西全到仓库取货。二等店铺没有单独的办事房，仓库也很小。他们从中国运来的商品以及向内地订购的商品很少，如有必要也从库伦的北京商铺取货。第三等商铺出售的都是日常的生活用品。除了店铺，买卖城还有两家客店，投宿的人主要是到库伦做短期停留或路过的汉人。旅客可以租用一间至四间房间，但不能组成一套住房，因为彼此是完全分开的，各有各的房门，每家客店都有三十间客房⑦。

买卖城除了商人店铺外，还有几间庙，附录三列有吕祖庙、城隍庙、鲁班庙、关帝庙等。清末的电报局和大清银行也设于买卖城。民初马鹤天曾到过关帝庙坐落西胜街，据说是山西人在道咸时建立的，西厢房是商会办事处。南门以东有鲁班庙，库伦产木材，木工全是汉人，是他们建立的鲁班庙。城隍庙在更东，在东有吕祖庙，建筑壮丽，雕刻精致，据说费银八千多两[4]214-215 。

库伦商民事务衙门为管理商人机构，根据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称为“札尔古齐衙门”；札尔古齐之职蒙语意思是审事或推事，满文称为章京，设于1742年，由满人担任，一任为三年，由理藩院派出之员外郎担任。办事处由15名笔帖式组成，其中5名汉人，10名蒙古人。笔帖式没有固定薪俸，但他们可以向汉人发给照票时征收规费。照票系按照理藩院规定发给的，照票最高价格为六箱半砖茶，就是近100个卢布。商民事务衙门所发照票平均为90至120份之间，因此衙门收入可确定为15 000卢布[2]卷1:146-147 。管理库伦商民事务员外郎荣安呈报将征收税款造具印册⑧。

库伦最早的商号记录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库伦市圈商民等进口贩货铺号图记册”(参见附录一)，由此可知库伦商民事务衙门管辖的商号，编入十二甲中，其货物数量、贩卖次数和图记都必须登记。原则上，每次贩货数量为12 000觔，但这份档案没注明甲首，或铺户规模。

附录二为嘉庆十八年〈阖营铺号人丁市圈尺丈清册〉，商民事务衙门对库伦商号的全面调查，共有铺户129家，其中大铺户25家、中铺户43家、小铺户61家，伙计等人员558名。十二甲的铺首中，属于大铺户有9家、中铺户2家、小铺户1家。这说明甲首属较为富裕的商号。过去我曾讨论晋商在恰克图的商号，1850年以前大致有三、四十家，附录二中的顺义公、万和成、天吉焕、四合成、义合美、兴盛昌、万顺德、三盛永、协和公、万盛隆、万发成、林盛元都是著名的茶叶商号。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商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利润增加4倍，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活动是成功的。但是，在1860年各地方政府征收厘金、税捐等，商人提供砖茶作为恰克图办公用途，致赠章京等年节寿礼等。清代紧缩地方财政，致使各种陋规、科派无所不在[5] 587-640。本文则着重清中叶以后商号的发展。

买卖城距离哲布尊丹巴的寺院10里，对商人来说太远了，乾隆年间在寺院西侧约3里的地方有几座汉人盖的店铺。道光二十二年(1842)库伦办事大臣奕湘奏称，自乾隆年间有商民每日肩挑货物贸易，因喇嘛向商人欠债银60万两，喇嘛一时间无力偿还，库伦商人向喇嘛购置房价银7万两。奕湘奏请：“将旧库伦现居商民仍准贸易，查明所居房间数目。嗣后不准另有竖栅、盖房多增人数。仍设立门牌，责成该札萨克喇嘛派员会同甲首；按月稽查呈报札萨克喇嘛及管理商民事务章京；按季呈报办事大臣衙门。统俟年终由该大臣衙门咨报理藩院备查”。这份奏折说明商人向喇嘛购买房屋，但地基仍属官有地，商人仍须缴交房屋之地基银600两。办事大臣衙门按年分给该寺庙银300两作为香灯银，其余120两拨给章京衙门银、180两拨给办事大臣印务处以充公用⑨。

商卓特巴衙门的喇嘛曾在嘉庆六年、嘉庆十一年(1806)、道光五年(1825)、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十九年(1839)不断地向清廷呈报商民侵占寺庙附近土地，但库伦办事大臣却仍纵容商人在寺庙旁聚集民人1 000余名、住房800余间⑨。这区域称为西库伦，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设393个门牌号。买卖城许多商号都迁至西库伦或者在那里设立分号，结果买卖城的商铺逐渐减少。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门牌剩下64家。(参见附录三)

波兹德涅耶夫提到第一类的店铺住在买卖城的内城，也就是汉人居住区。第二类、三类店铺分布在蒙古人居住区，没有围墙，店铺比较大众化。由“东营栅外保甲门牌清册”可见共有191个门牌号，其中有16个门牌号的商铺“寓蒙古院”⑩。按照佐藤宪行说法清朝设买卖城是实施蒙、民(汉)分离的政策[6] 。清末汉人寓居蒙古院落，也可看出民族分离政策逐渐瓦解。东营栅外的有8位汉人经营菜园，为供应买卖城汉人食用。其次，经营肉铺或画匠、木匠，都是比较穷的工匠。义成永、天兴德算是较大的商铺伙计人数超过10人。其他小铺子都仅2至4人。根据陆世菼在民国四年(1915)的调查，库伦的木作铺有三和公、三合公、永发魁、慎积公、义盛公、双义全

。栅外的三和魁、三和功、三和正或许也经营木材业。

陈箓《止室笔记·驻扎库伦日记》提到买卖城的商人都是山西商人，“专为大宗批发营业者，其行栈均麕集于东营买卖城，分布于西库伦，及外路各旗。北京帮商号则专在西库伦一隅，而东营买卖城无一家焉。盖其门市零售之营业，宜于俄蒙杂居，人烟繁盛之西库伦也。山西商人，类多安分敦朴之辈。其性质最长于保守，故数百年来，蒙局虽经屡变卒能始终维持商业，相处甚安。然旧法相承不知趋势，故亦艰于进步”[7]249-253 。买卖城的商号为大宗批发营业，在西库伦设门市分店，也到蒙古各旗营业。陈箓在民国四年对库伦商务进行调查，由商会报告说：东营西帮大商号共77家，一等者15家，合共资本银443 000两。二等者18家，合共资本银81 050两。三等者43家，合共资本银65 530两。以下分别叙述之。

三、买卖城的金融业

根据陆世菼的调查，库伦金融业分成三种：第一,为汇兑兼货庄，吸收俄钞买金磅汇上海，于金融界大占势力。但蒙古独立以来倒闭者亦复不少。如恒隆光、兴泰隆等。即存在者自欧战发生俄钞价落，吸收不易，金融亦属周转不灵。第二，为钱庄兼货庄，与各商介绍汇兑京口存款欠项为业务，近亦以俄钞收买金沙为周转银势方法，或有投机之手段垄断其利者。第三，放蒙款兼货庄，资本雄厚。蒙古欠款颇难着手清理，幸而以货易货利上增利，一时或尚能支

。

商号办理汇兑事务，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库伦办事大臣连顺劝办昭信股票，图谢图汗、车臣汗与格根、沙毕喇嘛等情愿报效银二十余万两，批交商号祥发永、恒隆光、兴泰隆、公合全等商号汇

。至于商号购买俄钞的损失，因档案太多，尚需时日整理，在此略过。

张家口的茶叶贸易衰落后，若干商号转为金融借贷业，譬如双舜全在张家口有钱庄从事借贷。

光绪二十二年双舜全执事向库伦办事大臣诉禀：“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有佛爷外仓执事人单束弄向双舜全由东口使银二千五百两。小号念其与佛爷外仓上交往日久，无奈应承。与伊写过凭信一奉执信。于光绪二十一年由东口七月标使过银二千五百两，其银库地如数收清不歉。所具事实。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东口即张家口，也就是双舜全的总铺设在张家口之意。根据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描述，钱庄开设在下堡的小街上，店铺外面挂着蓝色棉门窗，标志就是上面画着一串铜钱的招牌。据说20来年以前许多山西人把自己的资本从内地转移到张家口，使这里钱庄的数量大为增加，山西人在张家口开的钱庄叫“票户”，资本达几十万两[2] 卷1:717-718。

其次，有关商号经营蒙古借贷。波兹德涅耶夫提到光绪十五年(1889)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到北京，花掉了他带来的三万两银，又向汉商借了两万两白银，按三分三的年利起息，每年得付六千六百两的利息[2]卷1:443 。根据库伦十二甲首整理各商号账簿记载，光绪十七年、十八年(1891、1892)起商卓特巴衙门累积数年的欠银和偿还，这些整理有助于了解蒙古地区借贷的利息。第一，沙毕衙门外山盖上该欠众铺户银茶数目，银55 480.08两，三六砖茶共144 117块、三六整箱砖茶1 574箱、三六零茶1 272 996包。第二，沙毕衙门内山盖上该欠众铺户银茶数目，银66 717.06两。第三，鄂多克欠众铺户银茶数目，银94 042.76两，三六砖茶共303 072.5块、三六整箱砖茶5 101箱、三六零茶2 478 465包。所谓“三六砖茶”是每箱有36块茶，每5.5块茶折银1两，因此一箱茶约6.55两。每40包茶等于1块砖茶，220包茶等于1两银。以上共折银358 320.4两[8]1-58 。光绪二十三年桂斌办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仓欠一案，商民仓欠数十万

。B.锡林迪布则认为蒙古的封建主卖掉牲畜或畜牧业原料，换回奢侈品如宝石、金子、锦缎、珍珠等。喇嘛则买宗教祈祷的物品，如面粉、茶叶、哈达、礼品等[9]34 。蒙古人看到东西就买，不知道借贷利息的严重性，遂积欠商号达数百万两。

M. Sanjdorj研究蒙古的债务，他讨论1757年蒙古4个部落公债达15万两，1775年超过20万两。1855年土谢图汗债务为727 000两。1884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为两部落各为960 000两。三音诺颜汗为300 000两、沙毕衙门为500 000两。M. Sanjdorj认为库伦的商人重利盘剥蒙古人，使蒙古的经济败坏[10] 50-58。表1列出蒙古人向协裕和借款约二、三十万两；向林盛元借款约30万两；向协和公借款约二、三十万两，这还不包括大盛魁借款200余万两，天义德借款六、七十万两。

表1 买卖城从事金融行业的商号

数据源：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讯簿》，11期(1915)，页17-18。

四、买卖城的茶庄兼洋货庄

茶庄兼洋货庄为库伦商业中一大部分，向来由汉口湖南采办二七、三六砖茶及红茶。以张家口为根据地转运库伦、恰克图二处。砖茶营销蒙古；红茶营销俄国。以砖茶易蒙古皮毛、牲畜，以红茶易俄商金银器具及毛皮绸绒等

祥发永在中巷第

。《晋游日记》载，祥发永设在张家口的账局，为汾阳商人王庭荣投资白银四万两创办，经营工商业存款和放款业务在京师的账局，并兼营候选官吏放款[1] 79。祥发永记为恰克图重要商号，清末祥发永记的相关商号祥发源记为张家口茶叶的商

。祥发永为恰克图商号，有分号祥发承、祥发昌、祥发成等，每年与俄国贸易在5万两以上，1868年以后达20万两左右。

买卖城中巷第47号中兴和为恰克图商号在库伦的货房。他们经营的出口货以红茶、砖茶、白绸等为大宗，进口货以白块糖、白塔式糖、面粉、香牛皮、鹿茸、灰鼠皮为大宗。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库伦、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地都设有分庄，往来采购运销由恰克图出进口的货物[11] 66。中兴和亦在恰克图采购马鹿角贩卖到中国。西伯利亚的雄鹿每年春天都长新角。从5月到8月后贝加尔狩猎工厂搜集和加工鹿茸，每对鹿茸出价100至150卢布，中国人需鹿茸入药。[12]127 原先库伦对于俄罗斯的鹿茸不课税，在光绪年间也得纳税。

中兴和执事人崔增元供称：“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人。铺中在恰克图买过回人(俄罗斯)鹿茸45付。铺中自用了鹿茸1付。于去年(光绪三十年)十月十六日择定出口鹿茸44付。因八甲首吩咐前定章程，俄国货物概不上税。小的当即开单到恰税局呈明。蒙绪老爷吩咐他亦不敢说上税不上税，准得候禀明大人再定章程，当即将鹿茸放行。不料走到库伦，蒙库税局将鹿茸拦住，商民接库柜来电。今蒙审讯商民情愿如数完纳，所有商民未纳税，先将鹿茸44付、白狐皮310张、狐腿子6 565对，一同发口，系商民之错，情愿认罚。

俄商在库伦设置和信洋行，透过档案也发现义合忠、公合全与和信洋行的茶叶交易。譬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义合忠靳履瑞交给和信洋行二七茶项，因茶叶发霉，和信洋行退还2箱，照数领

。

表2 茶庄与洋货庄

数据源：同表1

五、买卖城的批发百货商号

开于库伦买卖城的批发商号是由张家口货房装运各种布疋，以及日用品到库伦，转批发于北京的杂货铺。最有名的是兴隆魁商号，陆世菼调查兴隆魁记的股东翟谦益，属于第一等的大铺子，资本约一万六千

。今堀诚二讨论清代张家口朝阳村的组织，正沟大街北端的关帝庙是旅蒙商信仰中心，保正行举行祭祀的场所。乾隆二十一年乡保修建关帝庙。道光元年仍称为乡保，二十四年出现保正行，三十年有朝阳村经理，都设四名。咸丰五年经理以商号名称为会首，兴隆魁为其中之一、六年为保正行总经理、八年保正行、同治年间有担任经理、总经理、值年社首三种职务。光绪二十六年保正行、光绪二十八年保正行总经

。

兴盛魁在买卖城的活动出现于乾隆五十四年的档案，编为九甲，该年销茶烟布疋杂货20

。

。光绪十九年波兹德涅耶夫纪录多伦诺尔的好马每匹10至15两甚至20两，牛每条8至15两，冬天的羊只较贵，每只6两。牛皮每张1 500文、绵羊皮每张500文、山羊皮每张600文[2] 卷2:343。张家口于民国二年的物价，蘑菇一斤大约在一两左右，鹿茸一架约八至十两，贵的三、五十两不等。狢子皮似狐皮每张在五两上下，山羊每张九钱上下，牛皮在一、二吊不

。兴盛魁一年贩卖的马匹、皮张等约有七、八万两。

兴隆魁商号除了购买蒙古的毛皮外，也将此地产的毛皮、羊只等卖与俄罗斯商人。根据“兴隆魁王忠洪禀恳与俄国官商把洛胡少五蓝几米交易凭字”载，某年九月俄商把洛胡少五蓝几米在必昔□图王旗下办买牛羊，凭借隆顺玉商号从中说合，卖了四、五岁甲绵羊78只、三岁甲羊342只、二岁母羊32只、内有大母羊8只、二岁甲羊8只、甲羊8只，以上四宗共计羊460只，言明共作价钞钱十二万文。又卖与俄商齐口色犍牛4条、齐口色长毛犍牛1条，共作价钞钱14 000文，二宗共合钞钱134 000文。又有隆顺玉卖与伊洋人牲畜钞钱70 000文。又有赵昌平卖与伊洋人牲畜钞钱60 000文。该商把洛胡少五蓝几米当面立写凭字一张。据该洋人言及其凭字上将三家字号及钞钱数目均各注写明

。兴隆魁原先与洋人素不相识，而隆顺玉则与洋人交往数年，隆顺玉从中说合，才与洋人做生意，开拓新的贸易途径。

元升永为归化商人在蒙古的殷实商号，每年贸易额在10万两至25万两之间。元升永向归化当地的骆驼商或路过的蒙古人租用骆驼运输货物，他们在蒙古店铺里货品繁多，应有尽有，如茶叶、绸缎、布疋、皮货、铁器，还有木器和其他货

。

表3 买卖城从事批发百货业的商铺

数据源：同表1

六、买卖城商号从事垦地、木材行业

蒙古地区的农牧垦殖、木材行业也值得注意。乾隆二十九年(1764)库伦商民事务理藩院章京颁布“告示”，提到：“旗民满汉各有籍贯，凡尔等汉民在外贸易种地；或在蒙古各札萨克处领票；种地或贸易，俱要各安生理。勿得藏匿匪类，多生事端。本院合亟出示晓谕，查明造册，凡我册内子民，在外或贸易或种地，恐各札萨克各衙门人役倚势横行扰害良民，为此本院特行晓谕以安民生。倘有猾役横行扰害良民者，尔等投衙禀告。

此告示提到汉民往库伦以外的地方贸易或种地，必须造册。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提到1881年喜昌担任库伦办事大臣[13]卷129，856-1，光绪七年四月。，他制定新的方案，就是在喀尔喀的哈拉河、伊罗河、鄂尔坤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建立和发展农业移民区。汉人在方案公布后立即抓住机会，在许多地方开垦土地，鄂尔坤河及其支流的地方：乌尔图郭勒、摩果依、乌逊色哩、阿楚图、罕嘎勒、布哈音郭勒、沁吉力等。其次是色楞格河及其支流的地方：错勒霍尔郭勒、罕达盖图、达尔错克台乌苏、音吉特、纳兰乌苏等。哈拉河及其支流的地方：巴彦郭勒、巴图尔札萨克驻营的宅科里郭勒、诺姆图布拉克、恰克图郭勒等。由于当时喀尔喀的军事形势，喜昌带着1 000名军队到库伦，其军队供养需从地方财源上解

。因此，喜昌向汉民收税，每一俄亩征收二两半的粮食。一条哈拉河流域收了12 000普特(相当于196 560斤)的小麦。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说1882年，人们听说要交同样的税金时，许多汉人没等到收获就抛弃了田园逃散了。直到喜昌从库伦调走，他们才返回[2]卷1:66-67 。

在库伦的商号也参与开垦土地的事业。元顺明乔秉贵说他与协裕和、万隆魁、刘步云四家自光绪六年(1880)充当乡约，由官府发给执照，“管收差使，遇有匪徒，以早呈报”，属于在官人

。他们租种地土，“皆系与该旗印官面定”，每年入种多寡，每遇本管察地一次，各铺民呈递明情一张，乡约等各留草底单一纸，以备查核。种地人还有三和正、三盛光等5家。他们在贝子朋楚克车林、扎萨克纳逊棍布等旗种地贸易、建盖房棚、孳养牲畜，被罚二六茶三百箱。商民恳求恩赦宽免并说“在该旗种地贸易历年已久，商民等存养之牲畜或有耕田种地运驮之用；或有该旗蒙古抵还欠债还给牲畜，实系老小肥瘦不等，一时出售无主，只得存厂于圹野作养以望肥壮再为售卖。商民等种地与该旗每年出纳地租茶，牲畜存厂作养出纳草厂茶，并不有碍于蒙古收养之事。

源泉涌于吾素溪尔当乡约，光绪二十二年向库伦办事大臣具禀，于光绪二十年时前任官大老爷查办后地时，照前送过陋规三六砖茶24箱，其茶均以二七茶18块做一箱。送过老爷陋规混白面1 000觔、门政混白面200觔、先生混白面400觔、蒙古先生公三班混白面910觔。于今年(二十二年)新任奎大老爷清查办后地，照前送过陋规二七茶24箱、高扎白面1 000觔、门政混白面600觔、先生高扎白面1 000觔、蒙古先生公三班混白面1 200觔。门政张元、书办郭宁瑞二人加增三六砖茶12箱，加增扎白面2 000觔，短派混白面710觔。又伊琫地加增过源泉涌二七茶5箱，合三六茶7.5箱。前任官大老爷查地，世成泉送过陋规三六砖茶4箱、白面100斤。今年新任奎大老爷清查地，送过陋规三六砖茶5.5箱、白面

。

义合忠李润、天泰昌白之良两铺商在后地伊琫租种地亩，派充乡约，在该沙毕处完纳各项租款，已经多

。光绪十五年(1889)常老爷前往查地，并吩咐种地商民皆纳砖茶，硬派义合忠三六砖茶50箱、天泰昌三六砖茶40箱、众散户三六砖茶12箱。伊琫靠近庆宁寺，属于哲布尊丹巴沙毕衙门所属地

。庆宁寺对土地的使用有两种方式，一是土地租给汉人；一是自己耕种。以前主要实施第一种方式，汉人与寺院订立租约，土地不经丈量，商民可以租种100俄亩相当于100余公顷，只要付给寺院8箱至10箱茶叶。但后来蒙古人知道耕地的意义和价值，土地用弓来丈量，一弓大约一庹的长度，20平方弓的面积交付10块砖茶[2] 卷1:44-45。波兹德涅耶夫提到1891年以后在伊琫河租赁种地的汉人只剩下2个汉人。在布尔古勒台河流域的土地上只剩下六块汉人占有的土地。在金图地方还有4个汉人承租耕地，住在草原上期限为100天[2] 卷1:45-46。

木材贸易是库伦商业的重要部门之一，波兹德涅耶夫说库伦买卖城和西库伦总共有100家从事这行业的商行。其中有28家属于张家口商人；36家属于归化；1家属于毕鲁浩特人开的，其余的是山西天镇人和西城(阳原)开的。买卖城从事输出业的商家有30多家，其中较大有6家，估计每年出售木材价值300到600箱砖茶，也就是5 500至10 000银卢布，甚至11 000银卢布。较小的十家交易额不超过五十至六十箱砖茶，合800到1 000银卢布。从库伦运出木材的年总额达10万卢布，或更多些[2]卷2:137-140。库伦木材主要输往归化和张家口，也有小部分运往多伦诺尔；夏天用牛车运送，冬天由骆驼驮载。

七、结论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但一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停止俄国商队到北京贸易后，才正式展开恰克图贸易。乾隆年间商号50余家，嘉庆年间增为百余家，清末库伦买卖城商号剩60余家。库伦商民事务衙门的官员长期登记商号的铺户数量、规模、人数都有充分了解，在传统中国城市中是少见的。

库伦买卖城的商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总号设在张家口的上堡，乾隆时期将布匹、茶叶货物存在库伦的栈房，而从俄国进口的毛皮、呢绒等。买卖城的商铺在中俄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俄商到中国贸易亦在张家口设立公司赚取百万卢布以上。华商因茶叶缴交厘金，无法和俄商竞争，转而从事金融业、批发百货、农垦或木材活动，仍是库伦重要的商业中心。

继续从事茶庄行业的中兴和、庆和达等虽仍卖茶叶，并由俄罗斯进口利润较高的鹿茸、毛皮等。至于买卖城大部分的商号从事批发百货业，如兴隆魁、兴盛魁于干嘉时期即出现在库伦，他们由张家口贩运蒙古人所需的日常用品，又从蒙古地区采购骟马、羊毛、骆驼毛、牛马皮、狐皮、獭尔皮、狼皮、灰鼠皮、鹿茸、黄芪、蘑菇、牛马羊驼之类，清末民初蒙古出口的牲畜和毛皮每年统计可达四百三十二万二千两。还有些商号到蒙古各旗从事农耕活动，如元顺明、协裕和、万隆魁、三和正、三盛光等商号。另有些商号从事木材行业，如三和公、三合公、永发魁等。

做为买卖城的大商铺以逐利为前提，凡有利润的商业，都会凑一脚。譬如兴隆魁将北京或张家口的布匹、日常用品贩卖到库伦，但后来与俄商贸易。双舜全列为批发百货业，他们亦从事借贷行业。

附录1 乾隆五十四年(1789)库伦买卖城之商号货物数量

数据源：〈库伦市圈商民等进口贩货铺号图记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021-019，页0165-0204；〈库伦市圈商民等花名进口贩卖次数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021-020，页0205-0221。

附录2 嘉庆十八年(1813)库伦买卖城之商号及其规模

数据源：〈阖营铺号人丁市圈尺丈清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024-007，页0017-0152

附录3 光绪三十四年买卖城栅内保甲门牌清册

数据源：〈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编号010-003，页0059-0074。

清册

数据源：〈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编号010-003，页0059-0074。

数据源：〈阖营铺号人丁市圈尺丈清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024-007，页0017-0152

附录3 光绪三十四年买卖城栅内保甲门牌清册

数据源：〈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编号010-003，页0059-0074。

清册

数据源：〈东营栅内保甲门牌清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编号010-003，页0059-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