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俗学在传统研究逐渐失色而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西欧是公认的民族学大本营。近代以来，这里出现了以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社会思想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法国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民族学的资料搜集方法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后经列维—斯特劳斯又将这一社会人类学带回了法国； 德国与民族学始终未摆脱边缘地位的法国(其优势学科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相比，则是德语区乃至欧洲大陆民族学(包括民族志)最主要的推手。“在一般人文学科意义上，人类学在德国作为学科是不存在的”。“美国人类学(博厄斯之后)通常研究的课题由完全独立而不相关联的诸学科来完成”，这些学科在德国指的是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史学和史前学等。“人类学，这在德国指的是体质人类学”。民族学(ethnology)，德文写作Völkerkunde，“根据它自己的定义，仅限于研究没有文字的民族(schriftlose Völker)，他们跟文明民族(Kulturvölker)相比，被认为更受自然的支配(Naturvölker)”。民俗学，德文写作Volkskunde，“对此没有准确的英文词，最接近其意义的词是‘民族习俗研究’(national folk studies)。该学科限于研究文化不高的人群，他们是德国较低的、地方的、或许最为传统的阶层，简言之，即研究的是‘农民的民间生活’”。 由于时代变迁和文化结构的转换，欧洲地区原有的民俗学(Volkskunde)与民族学 (Völkerkunde)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于是，1955年，在荷兰阿纳姆召开的国际民俗学会议上，就有人提出用Europäische Ethnologie(欧洲民族学)作为欧洲范围内民俗学专业的统一名称。 瑞士学者Jakob Tanner也引述Nixdorff和Hausschild所编《欧洲民族学——从民族学和民俗学角度看关于理论与方法的讨论》讲道：“民俗学，从1960年代起，这门学问在德国也日渐被人们理解为‘欧洲民族学’，后来则被理解为‘工业社会的民族学’，并且在向一种文化主义范式(kulturalistisches Paradigma)靠拢”。 到了1970年，德国民俗学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德国的法尔肯施泰因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正式把学科改名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启动了德语国家民俗学研究的所谓“法尔肯施泰因革命”。据说，1971年，曾有人提议把苏黎世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但遭到了哲学系的否决(按照德语国家传统的大学建制，民俗学研究所大多附属于哲学系)。 “如果德国的民俗学与民族学整合以构建一般人类学……该两领域的德国青年民族学家仍对整合知识抱有恐惧与怀疑——这是有趣的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合拍之处”。 19世纪后期，普鲁士在其“铁血首相”卑斯麦(1815—1898)的带领下，强力推行德国统一，进而谋求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另一方面，“在19世纪晚期德国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中，受到一致重视的人类学难免不受到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影响，而这必将证明是高度敏感的。正是在德国史上的这个时刻，民族学诞生了……民族学被认为是一个排他式地(舒服地)研究远方异域民族的学科……拉策尔的三个领域，即人类生物学、语言和文化未能得以整合来研究人这个民族学对象的三个方面，而是分裂为三个互不相关的学科”。 不过，在战后欧洲经济、政治、军事(再加上美国)一体化、主要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背景下，欧洲民俗学在传统研究逐渐失色而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情况下向民族学整合，并进而要求实现某种欧洲整合，尽管遇到了重重阻碍却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过程中另一发展趋势却是学习和借鉴英美社会与文化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