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点新闻上没有的关于孟晚舟回国的背后

9月25日，已延续近四年的孟晚舟案出现重大转折。美国检方宣布与孟晚舟达成延迟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简称DPA）。同时美国司法部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数小时之后，一名加拿大法官下令释放孟晚舟。孟晚舟于同日乘飞机返回中国，并于北京时间当晚抵达深圳。

根据这一协议，美国检方承诺，如果孟晚舟在延迟起诉期内完全遵守协议规定的条款，就将不晚于2022年12月撤销对她的指控。据协议所述，美国检方如果到时撤销指控的话，这一撤销将是“with prejudice”的，其意思是在实体权利意义上撤销，即永久性撤销，不再对孟晚舟提起以银行欺诈、电信欺诈等欺诈犯罪为由的指控。这是要符合法律上的“一事不二诉”原理，即已经走过司法程序的案件不再次起诉，经此次受理之后该案就在实体意义上了结。

同时，根据该协议，孟晚舟认可该协议所附的《事实陈述书》中所述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的，以及她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做出这一承认的。孟晚舟还承诺，她及其代理律师在签署本协议后，不会做出任何与《事实陈述书》中所述事实相矛盾的陈述，也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或暗示她是非自愿、在不知情或被迫的情况下签署该协议的。这里涉及的具体事实是：她2013在香港的一次演示期间表示，华为与Skycom公司（该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并在伊朗运营）的关系是“正常和可控的商业合作”，这一表示误导（mislead）了汇丰。当时她说Skycom是华为在伊朗的“商业伙伴”和“与华为合作的第三方”，而事实上Skycom当时是华为控制的公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孟晚舟承认这个“误导”事实本身是否构成她的“认罪”？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涉及到这一协议的实质影响有多大。事实上，这一承认并不构成“认罪”。正如孟晚舟的律师泰勒（William W. Taylor, III）在发表的声明中所说，孟晚舟“没有认罪”。孟晚舟在被释放前以视频方式进行的法院聆讯中也明确表示，她对检方的指控不认罪。孟晚舟“没有认罪”这一点，也是国际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的通常表述。

除了这些正式声明和媒体表述之外，再从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角度来看一下。美国检方对孟晚舟的指控是“欺诈”（fraud），而承认误导表述与满足欺诈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例如，欺诈罪需要证明被告蓄意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以为其供职的企业谋取经济利益，并造成对方重大损失。要证明欺诈罪成立，需要证明的事实很多，远远多于有“误导”表述这一点。因此，无论从被告方的表述还是从实体角度来看，孟晚舟的这一承认并不构成“认罪”。也因此，这一承认所可能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很有限。

美国检方这次之所以以延迟起诉协议这种方式处理孟晚舟案，可能与本案诉讼进程陷入僵局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这个重大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达成延迟起诉协议本身并不代表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或“认罪”。美国的延迟起诉协议情形中，有被告承认犯罪事实的情形，也有不承认犯罪事实的情形。究竟是什么情况，要看协议的具体内容。此外，延迟起诉协议不一定有罚款，有罚款的话会在协议中明示。被告所要遵守的所有条件都会在协议中明示。同理，在本案中，只要孟晚舟履行了该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检方到时就会撤销指控，而该协议中规定的义务并不重，不包括罚款等内容。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延迟起诉协议将如何影响美国对华为的起诉？孟晚舟被释放后，华为表示，将继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中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注意的是，在法律上，华为和孟晚舟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美国检方起诉华为的主要指控是窃取商业机密，而孟晚舟在延迟起诉协议中的陈述，仅仅与涉及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欺诈指控有关，与窃取商业机密的指控无关。同时，这一协议所附的事实陈述并未揭示什么新的事实，也不是检方亟待突破的焦点，因此目前很难说这一陈述对美国对华为的诉讼能产生多大影响，迄今为止国际媒体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去猜测。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该延迟起诉协议对起诉华为的案件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更何况，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限制主要是靠行政命令等手段，诉讼所能起到的影响不大，比如华为即使被控窃取商业机密罪名成立，也不能直接以此理由来限制华为的市场准入，而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发布的行政命令能够做到这一点。

综合来看，本次孟晚舟与美国检方达成的延迟起诉协议更类似于某种和解，因为孟晚舟根据该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并不重。基本可以推测，只要她在延迟期间没有犯下触犯美国刑法的罪行，不做出与《事实陈述书》中所述的事实相矛盾的陈述，美国检方就将在延迟期截止日期到来之前撤销对她的指控。除非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孟晚舟案的基本发展方向是走向平息。但持续近四年的孟晚舟事件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中国企业高管前往相关司法管辖区的决策。同时，中美之间围绕华为的经贸和政治博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孟晚舟事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发生的，此案目前的结果是否代表着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的某种调整，根据目前信息无法清晰判断，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如何，这场争端走向了结，对中美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中美两国也应抓住机会进一步营造两国关系改善的氛围，而不应升级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