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我们如何练好内功是关键

你好，我是王煜全，这里是王煜全要闻评论。

在世界经济史上一直有两派观点：

1、主张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亚当斯密

2、主张看不见的手会失效、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凯恩斯。

中国同样有两种声音：

1、支持政府运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教授，

2、反对政府运用产业政策的张维迎教授。

因为事关中国经济发展，他们的公开讨论甚至被称为“世纪之辩”。

但是至少在科技产业，从各国的历史实践看，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甚至会超过产业政策的范畴。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技术改变社会往往周期较长，做为技术载体的具体企业，失败的风险更是巨大，因此短期的市场行为无法实现有效支持。

特别是在前沿科技进入各个传统产业、而不只是开辟新市场的今天，即使是未来的参天大树，在还是幼苗的时候，面对市场现有参与者的强大竞争，也会力不从心。毕竟大多数时候，大卫要想挑战歌利亚，是会以失败告终的。

这时候政府的支持往往是新兴技术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关键因素。

历史上一贯奉行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美国，也是在科技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了政府支持的重要性，并且把支持的政策、体系和机构逐渐建立起来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William Ogburn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使政府认识到了科技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一作用在二战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负责战时科研和武器研发支持的Vannevar Bush在1945年七月，二战尚未正式结束的时候，就向当时的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强调了科研对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巨大贡献，指出了政府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性。1950年，在这份报告的影响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式成立，成为了美国各家科研机构的最大出资方。

之后在美苏冷战的阴影下，不甘落后的美国政府又在1958年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就是今天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前身，以更加直接地指导科研运用于国防相关产业，并给予经费支持。

登月计划也使得航天相关产业得到大量政府支持。今天美国很多的先进科技，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航空航天局NASA资助的研究项目。我们在介绍芯片产业历史时提到的，扭转了美国IT产业颓势的14家半导体公司合资的独立研发机构Sematech就得到了DARPA的一比一的资金支持。

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美国又在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明确了高校可以自由把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这带动了大批企业家投身科技成果转化，用高校的科技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同时也大大加快了科技成果进入市场、推动社会发展的速度。今天美国大批先进科技企业的背后，都有高校科研成果的支持。

所以，不是政府该不该支持的问题，而是政府该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更加高效地支持科技产业的问题。

中国在借鉴美国相关经验的同时，要意识到中美科技产业的两大不同点：

一是在引导产业方向上，

美国市场经济传统悠久，企业对产业未来的研究相当深入，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企业游说的结果，至少要认真听取企业意见，所以是企业主导，政府支持。而中国很多传统制造型的企业对科技前沿缺乏了解，因此在产业的科技推动上，政府的眼界更宽广、眼光更长远，而企业更愿意被动跟随政府的方向，所以是政府主导，企业跟随。

二是在推动科技的产业化上，

美国科研机构数量庞大，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又有健全的技术转化法规保障，和逐步壮大的科技企业家队伍，在产品化上优势明显，但因为政府要保持中立性，在新兴科技企业实现量产的产业化环节上支持乏力。而中国因为有强大的科技制造产业配套，加上从上到下对振兴科技产业的支持，在科技的产业化上优势明显（特斯拉都跑到中国来设厂就是最好的例证），但中国的科研机构和产业相对脱节，科研机构的国有属性、中国创业者群体的信用尚未建立，都使得中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难以像拜杜法案那样落到实处，因此中国在产品化上问题较大，这也是中国各个产业难以全面科技升级的核心原因所在。

因此，在建立健全国内科技产业生态的目标下，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建议政府主管部门能够积极做出如下调整：

第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好产业方向，

政府在产业推动上的力量越强，对产业方向的把握上责任也就越大。这方面有三个细节可以改进，一是要在实战的基础上加强产业方向的研究和论证。产业方向是要企业具体去实现的，必须充分考虑实战性。比如近期前科技部部长万钢提出要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和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就是对产业实际发展考虑不足（这个我近期会专文解释）；二是要逐步培养企业的前瞻性研究和布局，并慢慢把企业意见吸收到产业方向制定上来，华为的任正非讲“让听得见炮声的同志们决策”，在产业方向的决策上也有借鉴意义；三是可以参考美国的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在国内设立类似的机构，以加强对科技产业前沿的跟踪研究和项目直接支持。

第二，要掌握好扶持的火候和力度，

避免直接干预企业运营，也要警惕扶持无效或者不能到达真正需要扶持的企业。这方面也有三点需要考虑，一是要明确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职责划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影响力越大，就越不能越俎代庖，清晰的职责划分是政策有效推动产业的保障；二是规定产业发展目标但不规定动作，比如先进制造，中国受德国影响，很看重工业4.0，但其实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就是在为先进科技产品做制造当中实现的，也就是说，造什么比怎么造更重要，鼓励企业制造先进科技产品，其制造能力自然提高，而引入工业4.0，只会使中国企业的对接制造外部科技产品的优势减弱；三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强调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建设，尤其要强调中国科技制造企业的信用建设，并用政府的影响力推动完善生态的信用系统，促进产业生态良性发展。

第三，要强化对产业扶植的全局化思考，

要做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循环，而不是多个企业或者地方的小循环。这方面也有三个不同角度的具体事情要做，一是推动和鼓励企业间的相互协作，优先支持和资助多家企业合作的产业项目，比如芯片产业，要鼓励专业分工不同的产业链各方深度协作，而不是对各个芯片企业都给予高额补贴或投资，结果反倒造成各家企业都是自给自足的小而全模式，中国的芯片产业整体实力反而难以提升；二是扶持真正有企业协调能力的产业协会，协会应该真正做成协调产业各方意见、反应产业共同需求的机构，而不只是走走过场；三是鼓励地方政府针对性地扶植重点产业，但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地方政府的协调工作，任何一个产业领域，当已经有几家地方政府重兵布局之后，对其他地方政府进入这个领域就不再支持，以形成全国的产业聚集，避免各个地方政府争抢热门产业、使产业布局过度分散的问题。

更多有关地方政府该如何更好的布局、以扶持科技产业生态发展的分析，请关注我们的下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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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全要闻评论，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