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苏03 在湖州，苏轼写了两条微博：字数越少，事情越大

熙宁四年（1071）二月，当时还在京城做官的苏轼给神宗皇帝写了一封很长的工作汇报（上神宗皇帝书），文章中除了直陈新法弊病之外，还用了很大篇幅对帝国的台谏制度提出不同看法。

所谓台谏，包括台与谏两种官职功能。宋代是中国古代所有朝代中台谏权力最大的时代，允许御史们风闻言事，也就是可以捕风捉影地给皇帝打小报告，就算告错了人事，也不会负责任。

锁谏图 清 罗聘

苏轼对于这一恶风非常不以为然，于是对皇帝说：这些台谏官并不都是贤臣君子，说的话并不都是对的，朝廷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是没有道理的。长此以往，奸臣的萌芽就在这些人之中滋生。

（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

以这样的话抨击手握朝廷官员工作考评大权的人，本已冒险，可苏轼还要继续作更犀利的攻击，他打了个比喻：

养猫是为了抓老鼠，没有老鼠的话，为什么要养闲猫？

养狗是为了防奸贼，可是没有奸贼，为什么要养不会叫的狗？

苏轼把台谏台比做家畜，认为一个政治清明的政府，没有必要豢养如此多的猫狗。

（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

这篇锋芒毕露的莽撞文章立即激怒了王安石和御史台的官员们，在官僚体系中，得罪谁，都不应该得罪台谏官。

是年秋，苏轼受到台谏官的攻击与报复，无奈自请出京，去了杭州。

那一年，苏轼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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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八年，辗转杭州、密州、徐州后，苏轼再没有机会回到帝国的权力中心，但多年来从未停止向皇帝上书抨击新法的行动，无奈每上一书，皆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天子的任何反馈。

一次次的情绪积累，所有的期待在时间的流逝中堆砌出来的并不是一份惊喜，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失落。

这种失落，若是落在平常人的身上，无非就是唉声叹气、自感生不逢时罢了，可苏轼的嘴上与笔下从来不肯放过任何描绘生命情感细节的机会，哪怕只是一封写给皇帝的例行公事的文书。

唐风图 南宋 马和之

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抵达湖州上任后，苏轼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流程，给皇帝写一封信，这封信其实是有非常固定的格式与套路的，其内容大概由工作报告、报平安信、表决心书这三部分构成。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很短，大约三百个字，说得通俗点，其实苏轼就是到了湖州之后，给皇帝发了两条微博，或者发了个朋友圈动态，告诉皇帝，臣到了啊，一切平安。

按照正常的谢表格式，苏轼应该是这样写的：

感谢陛下的赏识，在您的保佑下，我已经于四月二十日平安抵湖，这边风景好，人也好，老百姓淳朴，对政府的治理也很满意。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为人民服务，效忠陛下，不让您和百姓失望。

这样简单写写，例行公事地呈上去，皇帝高兴，御史台也挑不出毛病，你苏轼大可以继续在这江南水乡写些“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的山水诗词文章，岂不快哉？

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这座宝塔的塔尖上，还会有苏轼的一个位置吗？

所谓性格即命运，说到底，苏轼的性格，即将在湖州的这封谢表上，出现一个棱角分明的拐点，直接将他的命运，拐入深不见底的冤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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