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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清末的北京城，玄武门外的菜市口见证了一个悲剧的高潮。王维勤一个曾为小县官的人，因贪婪与罪行最终被施以严酷的凌迟之刑。这位晚清官员的人生如何从一个地方官演变为国家罪人，终至面对极刑？他的结局是否预示了更深层的社会与法律变革？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关于凌迟

凌迟处死是古代一种极其残忍的刑罚，尤其在古装剧中，常以其血腥场面引人注目。这种刑罚涉及将罪犯的肉从身上一片片切割下来，全程罪犯处于清醒状态，不施以任何止痛措施。仅思考这种情形，就足以令人感到深深的恐惧和不安。

关于凌迟刑的历史起源，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普遍认为它最早可能出现在五代时期，之后元、明、清三朝继续将其作为法定刑罚。相比之下，唐朝及其以前的朝代通常以斩首为最重的刑罚。凌迟因其残忍程度，通常只用于惩处谋反等重大罪行。例如，明朝的《大明律》中便有明确规定：“凡谋反大逆之罪，无论主从，一律凌迟。

在古代凌迟被视为最为恐怖的死刑形式之一。这种刑罚的执行过程缓慢而痛苦，目的是让罪犯感受到持续不断的极度痛苦。在宋朝刽子手会先斩断犯人的四肢，然后用小刀逐块割下身上的肉，直至犯人因痛苦而死。对于女性罪犯，更加残酷的方法是取出内脏，肢解后将遗体用芦苇包裹抛弃。

此外某些朝代在执行凌迟前，还会有所谓的“祭天肉”仪式，即刽子手将犯人胸前的一块肉切下来献祭。由于这种方式极为残暴，执行前通常会将罪犯的双眼遮盖，以防刽子手和罪犯的目光相遇，从而感受到罪犯在绝望中的眼神，进而影响行刑的决心。

王维勤为什么“活剐凌迟”？

王维勤在周各庄名声显赫，他的家族因成员中多有官职而被视作当地的权贵。王维勤本人是一名举人，同时也是候补官员，期待着空缺以便正式就职。他的哥哥不仅是一名廪生，还是青苗会的首领，这不仅仅是一个农事组织，更是一股具有实际控制力的地方权力机构。

此外王维勤的族弟在县城担任捕头，这一职位使他与当地的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关系密切，更为王家增添了不少势力。他还收养了一个义子，这个义子在各种纷争中为王家效力，尤其是在与地方其他家族的权力斗争中。

王维勤因地位高于家中其他成员，因而在家族中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整个村庄的安定。

王维勤本可用其地位做些善事，然而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由于候补官员无正式职位，他大部分时间在家无所事事，这让他开始策划对邻近的李家进行打压。李家的目标并非随意选定。一些人认为王维勤觊觎李家的财富，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李家拒绝屈服于他的横行霸道。

1899年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为王维勤提供了机会。暴雨导致李家的猪圈被毁，一头猪逃出，闯入了田地中。得知此事后王维勤立即指示手下将这头猪捕捉并杀害，随后与青苗会的成员共同分享了这头猪的肉。

吃肉之后王维勤并未满足，他利用其哥哥青苗会首领的身份，向李家施加压力，以猪破坏庄稼为由索要巨额罚金。李家的家主李际昌极为气愤，他的猪已被宰食，现在还要求他赔钱，这无疑是双重的欺凌。

王维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激怒之下，他联合青苗会的十几名成员将李际昌告上了县衙，并不忘递交自己的名片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得知此事后李际昌的两个儿子选择躲避，避免被牵连，而李际昌的妻子和其他亲属则前往县城试图营救他。在这一过程中李家缺失了家中的主要支柱。

不久后李家的大儿媳在王家恳求放过李际昌时，遭到了王维勤的无耻调戏，并最终在绝望中自尽。这一事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迫使其释放李际昌并将王维勤拘捕。尽管后来王维勤支付了赔偿并建立了一座无字白碑作为和解的象征，他内心仍旧耿耿于怀，誓言报复。

1901年抚宁县遭到外来匪患的侵扰，王维勤以其候补知县的身份组织团练以对抗土匪。但在次年三月，他却恶意诬陷李家与匪患勾结，操控团练屠杀了李家十余口人，包括六名无辜儿童。尽管当地居民心知此事荒谬，却因恐惧王维勤的权势而不敢公开反对。

唯一幸存的家庭成员，李际昌的二儿媳马氏，设法逃脱了被卖的命运。在亲友的帮助下，她不懈地向上级官府上诉，寻求正义。尽管王维勤依靠其深厚的关系网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案件却迟迟未有进展。

直到1904年，马氏将案件上诉至新设立的工巡局，该局由那桐负责，他对此案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公正处理了此事，使李家的冤屈得以昭雪。1905年4月，在北京玄武门外的菜市口，王维勤经历了凌迟这种极刑的严酷处罚。在人群之中，他的面容透露出无尽的绝望和恐惧，他的眼神似乎在向世人展示他悲惨的命运。

凌迟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当时并不鲜见，它旨在通过肉体的极端折磨来达到精神的彻底崩溃。受此种刑罚的人需要忍受长时间的剧痛，有时这种折磨会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极端的惩罚方式，被晚清的统治者视为展示权威、震慑罪犯的有效手段。

王维勤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曾经的权势已不复存在，他如何能够接受这样的结局呢？他的衣物被剥去，身体被吊在高高的刑架上，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等待着被无情的刽子手一刀刀割裂。这种公开的羞辱和肉体上的剧痛让他的精神几近崩溃，内心充满了无助和绝望。

周围观众的目光可能是冷漠的，也可能是好奇的，他们的存在让王维勤感到更加孤立无援。在那绝望的时刻，他或许试图呼救，试图寻求一线生机，希望得到众人的怜悯或宽恕。然而对于一个已经失去民心的贪官来说，这些努力又有何意义呢？在那个丧失了人性的统治体系下，谁又会对一个即将死去的罪犯投以同情的目光呢？

王维勤的最终命运，不仅是他个人恶行的必然结果，也是那个时代法治精神缺失的悲哀反映。这一切在他被凌迟的那一刻，都已注定无法改变。除了王维勤之外，还有一人也曾受到过凌迟之刑。

那个人叫康小八，这个清朝末年的臭名昭著的悍匪，原姓吴后因过继改随康姓。他在天津卫起家，本是驮货为生的平民，却因好斗且手段凶狠，被当地的一个财主雇为保镖。

康小八手中的枪械是他的财主从日本购入的，这枚手枪及其三百颗子弹成了他后来横行无忌的资本。在一次因枪械引发的争执中，康小八杀害了财主，此后彻底投身于匪路，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土匪。

他以一把罕见的手枪在京城内外称霸，即使是官府的捕快也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名声不仅建立在他的武力上，还因为他的残忍和冷血。有一次在京城的理发摊，他在剃头过程中偶听到理发师和顾客谈论并诅咒他，康小八等到剃头结束后，突然揭露身份，并当场用手枪射杀两人。

尽管康小八一度无人敢逮捕，但他的行径最终激怒了慈禧太后。慈禧派出了形意拳宗师尚云祥和另一位武林高手马玉堂联手抓捕康小八。借助康小八亲戚的诱骗，他们成功将其擒获。

清朝政府为了树立警戒，选择在京城菜市口公开对康小八执行凌迟。在光绪三十一年的清晨，康小八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了刑罚。当时，能执行此类刑罚的刽子手已寥寥无几，最终由一位经验老道的蔡六爷执行。康小八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在刑罚进行中未曾呼痛。蔡六爷出于怜悯，用钢针秘密结束了康小八的生命，减轻了他的痛苦。

康小八的死引发了对凌迟刑罚的广泛反思，不久后，清政府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废除凌迟等严刑。最终清政府批准了这一提议，将凌迟及其他严刑从刑法中永久删除，改为更为人道的斩决，标志着凌迟刑罚在中国刑法史上的终结。

在西方广为流传一本书，书名“杀千刀”一词最初在民间常用于表达愤怒和失望，但在书籍《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中，这一术语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这部作品详细探讨了直至1905年4月24日中国正式废止之前，刑场上所进行的凌迟处刑的悲惨场面。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凌迟刑法感到极大的震惊，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已经逐渐淘汰了此类极端的酷刑。例如在法国，残忍的车裂刑在18世纪80年代被废除，而在英国，1814年废止了四分五裂的惩罚。

到了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大多已不再采用此类酷刑，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这类刑罚却仍被公开执行。因此当西方旅行者和观察家将目睹的凌迟处刑带回西方时，这些描述加上摄影作品中的图像，便极大地震撼了西方社会，引发了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广泛批评和误解。

《杀千刀》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揭示了凌迟在中国法律和文化中的复杂性。此外书中还批判了西方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审视视角，提出西方观点中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并呼吁进行更加深入和公正的跨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