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太平轮乘船真相，现场真的太惨烈了，事后回想引人深思！

1949年1月27日，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联公司豪华货轮“太平轮”在舟山海域外发生撞船事故，随后沉没。船上搭乘的千余人，仅有数十人生还。那么这一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太平轮登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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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7日夜晚，中联轮船公司的豪华客货轮“太平轮”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被驶来的建元轮撞到，建元轮随即沉没，船上72人溺毙，有3人被救起；太平轮在1分钟后也跟着沉没，由于逃生时间极短，罹难人数十分惨重，仅幸存36人（轮船沉没时，船上共有乘客船员近千人）。当时中联轮船公司向每名搭船难民收取了金圆券（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后被回收废除）100元（原价50元，1949年涨价）作为船票，难民们为了逃离战区，加上信息不对称，因此也不惜血本买票上船。在发生船难之后，当时政府相关部门忙于内战，因此并无太多力量救援，仅出动2艘护航驱逐舰前往救援，中国渔民则驾驶渔船抢救了部分落水难民。

这次船难事件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不仅是因为两艘船都沉没在冰冷的海中，而且太平轮和泰坦尼克号一样，也是一艘豪华巨轮，船难之后船上乘客伤亡惨重。太平轮和泰坦尼克号沉船还有一个巧合之处，就是在海难发生时船上乘客大部分也都出自名门望族。这些罹难者大体上都是国民党官员及其家眷，还有名流富豪、文人墨客、外国人等。这些罹难者的名字，被周令飞、张凡夫妇搜录整理，最终形成了这本《太平轮一九四九》。书中还包含船难亲历者及其家属等所提供的许多珍贵历史资料与照片。这些往事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具有巨大的震撼和感怀。

作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对太平轮失事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在社评中提出了三点疑问，即驾驶能力、太平轮逾龄和救生设备不全，以及轮船超重。这些问题都直接指向了轮船的安全性和管理问题，显示了《大公报》对事件的关注和责任感。

然而，在民间，人们对于太平轮失事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台湾新生报》总结的民间三个原因包括太平轮抄小路走错航线、严重超载以及船员在相撞时正在喝酒。这些原因都反映了当时航运业的一些不规范现象和人为因素，尤其是超载和船员的不当行为，这些都是可能导致轮船失事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太平轮失事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轮船自身的安全性和管理问题，也包括人为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驾驶能力的问题可能涉及船员的素质和培训，轮船超重则可能与货物装载和管理有关，而船员在相撞时喝酒则更是直接违反了航运安全规定。同时，太平轮抄小路走错航线也可能与当时的导航设备和通讯手段落后有关。

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太平轮作为年关前的最后一班轮船，承载了众多希望离开上海的乘客和大量货物。由于时局紧张，许多人急于离开上海，导致轮船超载严重。除了乘客，船上还装载了大量运往台北的货物，包括南北杂货、政府机关文件、钢材等。这些货物使得轮船的重心升高，稳定性降低，为后来的事故埋下了隐患。

为了赶在戒严前离开上海，太平轮在起航后加速前进，并采取了不点灯、不鸣笛等隐蔽措施。这些做法虽然可以避免军方的拦截，但也增加了航行的危险性。由于夜间航行且未开航行灯，太平轮在海上如同一座“幽灵船”，给其他船只的避让带来了极大困难。

在船上，乘客们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中，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当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时，许多乘客甚至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身陷险境。由于逃生时间极短且船上救生设备不足，大量乘客在事故中丧生。

在那个平静的夜晚，当时间悄然走向除夕之际，海上的宁静被一声巨响打破。太平轮与建元轮在海上意外相撞，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震惊了所有人。

据记载，当时太平轮与建元轮呈丁字形相撞，这意味着两艘船的撞击力度极大。吨位较小的建元轮在撞击后迅速下沉，而太平轮在最初的几分钟内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事实上，太平轮也遭受了严重的损伤。船上的乘客和船员们陷入了恐慌和混乱之中，他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由于撞击力度过大，太平轮的船体可能已经出现了裂痕或破损，海水逐渐涌入船舱。

在这危急时刻，船上的救生设备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救生设备的限制，能够成功逃生的乘客和船员数量有限。许多人被迫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寻求一线生机。

在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之后，太平轮上的船员和乘客们展现出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勇敢。他们不顾自身的安危，救起了建元轮的不少船员，这无疑是在灾难中的一线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太平轮很快也开始进水。船员们试图将船驶向附近的岛屿靠岸，但还未到达岸边，船体就已经开始急剧下沉。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无助之中。

最终，在12时半左右，太平轮彻底没顶，沉入了深邃的大海之中。失事地点位于白节山与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区，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了人们缅怀逝者和反思灾难的重要场所。

根据官方的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共有36人，其中旅客28人，船员6人，还有建元轮上的2人。这些幸存者能够活下来，无疑是一种奇迹。他们最后被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照顾。

太平轮遇难事件对当时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是因为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因为这场灾难牵扯到了许多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周曹裔作为中联公司的总经理，自然成为了家属们愤怒和追责的对象。

在太平轮遇难的当天晚上，300多支火把包围了周曹裔的家，愤怒的家属们情绪失控，捣烂了周家中的家具摆设以及公司办公室。这样的场景无疑是非常悲惨和混乱的，家属们的悲痛和愤怒情绪在那一刻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其他股东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责任，也都纷纷逃离了现场。

周曹裔及其家庭在这场灾难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他们不仅失去了亲人和朋友，还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指责和追责。然而，周家并没有选择逃避责任，而是决定承担起应有的赔偿责任。他们把所有家当用于理赔，尽力弥补遇难者家属的损失和痛苦。

最终，在1950年，周家辗转来到香港再到台湾定居。这段经历对于周家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和辛酸的。他们不仅经历了失去亲人和朋友的痛苦，还面临着生活上的巨大困难和挑战。然而，他们依然选择了勇敢面对现实，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蔡康永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家族与太平轮的紧密渊源。太平轮，这艘曾经辉煌一时的轮船，在蔡康永的笔下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和历史的厚重感。

蔡康永的父亲在上海经营着一家轮船公司，而太平轮正是这家公司最为人所知的一艘轮船。它被誉为中国的“铁达尼号”，不仅因为它的豪华和庞大，更因为它所承载的历史和记忆。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太平轮的沉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当这艘轮船在途中遭遇不幸，沉入海底时，无数人的生命也随之消逝。全船只有36人幸运地获救生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数字，它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和无常。

太平轮上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等物品随着船体的沉没而漂流散落，被附近的渔民发现。这些物品的存在，不仅令人感到惊讶，更让渔民们悲喜交杂。它们是无数生命的遗物，是历史的见证，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蔡康永通过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对太平轮沉没事件的深深缅怀，更展现了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他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与个人命运的交织，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而国民政府则在2月5日迁往广州，试图维持其统治。然而，随着解放军的不断南下，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法院在4月6日开庭审理了太平轮一案。然而，审理过程并不顺利。由于时局的动荡和人心的不安，太平轮惨案的审理最终无疾而终。所有证词、文件多半留在上海，目前很多保存在上海档案馆。而台湾方面则保存着相关的诉讼文件和赔偿记录。

据幸存者徐志浩回忆说，大副的饮酒和三副的疏忽是导致两船相撞的直接原因。这种人为因素在航运安全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再次提醒我们，航运安全需要每一个船员的严格遵守和责任心。

而幸存者葛克的回忆则描绘了船难发生后的混乱和惨烈。当太平轮开始沉没时，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争相逃命。然而，救生设备的不足使得许多人只能跳入冰冷的海水中。船舱的木板、衣柜、箱子等物品四处飘落，为那些会游泳的人提供了一线生机。然而，对于那些不会游泳或力气小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消失在了海面上。

据幸存者叶伦明回忆，他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努力寻找其他幸存者，并尽力拉住他们的手，让大家能够齐心扒着木桶等待救援。同样值得称赞的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的救援行动。他们将生还者救上船后，不仅为他们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提供了食物和热饮，还将他们安全地送到了上海。在救援过程中，他们非常细心地将个人用品一字排开供每个人认领，确保没有丢失任何一件物品。六十年后，叶伦明依然对这些丑恶行为感到愤怒。

太平轮的沉没不仅是一场航运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无数人生离死别的见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人为了生计或逃避战乱，不得不搭乘有限的船只从上海到台湾。他们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分别，很快就能重逢，然而事实却是，这一别就是一生。

坐在最后一班太平轮上的逃亡者，永远葬身海底，他们的生命和梦想都被无情的大海所吞噬。而幸存下来的人，也要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这些被遗忘的记忆，如今被张典婉等人所挖掘和整理，让我们得以重新回顾那段历史。

太平轮的沉没与国共分裂前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和无奈。同时，太平轮的灾难也与战后台湾人的殖民伤痕相遇，许多人在逃离战乱的过程中又遭遇了新的困境和磨难。这些历史的伤痕和空白，如今再度被人们所关注和思考。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太平轮的沉没是他们生命中永远的痛。然而，通过分享和聆听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他们的经历和情感。这些被遗忘的记忆，不仅是对死者的缅怀，更是对生者的启迪和警示。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同时也要关注和关心那些经历过苦难和磨难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