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银荒”

鸦片不仅是一种危害甚大的毒品，毒害人们的身体与精神，还会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额收支都用白银结算的国家来说，损失大量白银的后果是致命的。那么，为何小小一锭银两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危害？清政府又对白银有着多大的依赖？

看似繁华的市场之下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本身银矿不多，开采也不充分，白银基本靠对外贸易输入，这便意味着政府于无形中放弃了之前一直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也就大大削弱了政府以铸币调控市场经济的能力。一旦银钱比价的这种微妙平衡被打破，政府就很难及时做出有效反应，进而引发经济的巨大动荡。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农业社会中很少出现。因为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流动很少超出国境。可鸦片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它的高成瘾性和高附加值，使它能迅速打败其他传统商品，占领市场。

鸦片倾销带来了银钱比例的失衡，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导致清代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一般都以铜钱作为交换中介。而向政府完税时，再把铜钱按照银价折算成白银。现在白银数量迅速减少，显然会导致银价上涨，银贵铜贱。19世纪初，一两白银能够兑换1000文铜钱。到19世纪30年代，一两白银已经能够兑换1700文铜钱，银价上涨幅度达到70％。后来甚至突破2000文大关，此后更是常年保持在每两兑换1800文铜钱以上的水平。

对于如此可怕的上涨幅度，损失最大的就是广大普通民众。不仅平日买卖要付出更多成本，赋税负担无形中也大幅上涨，大批平民难以承受，继而陷入贫困。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就是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市场货币流通总量减少；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明显放缓，令民众购买力大幅下降，从而出现商业萧条、店铺倒闭的现象；最后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财政更加困窘。一场无法遏制的“烈性传染病”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肆虐，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银荒”逐渐变成“民慌”。

某种程度上说，“银荒”危机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本就蕴藏重重矛盾的中国社会。它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与经济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直观地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货币（尤其是白银）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农业和手工业——这两个维持普通人民基本生活的生产领域损失惨重。

“银荒”一至，受压榨最深的无疑是农民。在种种苛捐杂税下，农民要缴纳每年所得的半数以上。即便如此，清政府还在想办法敲骨吸髓。虽然按照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定例，各省缴纳地丁杂税的比例应该是银七钱三，但官府借口制钱笨重，不便运输，要求农民缴纳的米粮还要折色，有的甚至要先折钱再折银。钱价贵于粮价，而银价又贵于钱价，一来二去老百姓只能获得一点儿远低于其劳动成本的报酬。这样算下来，农民等于多缴了之前一倍的税负，“以昔日两年之赋，足今日一年之额”。正所谓谷贱伤农，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结果往往是不敷工本，其直接表现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据统计，1840—1850年，农民的购买力指数降低了约1/3。等到土地已完全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时，农民如果不想变为饿殍，势必会化作流民盗匪，啸聚一方，危及统治秩序。

而在地主阶级和官僚阶层看来，农民作为最底层的劳动者和供给者，理所应当成为他们剥削的对象。虽然在朝廷的高额税赋下，地主因拥有更多的土地而要去承担更沉重的赋税，日子也过得紧巴巴。但是，地主总有办法转嫁这些赋税，或者通过折色的方式不断加大对佃农的剥削与榨取，或者是隐瞒户口，“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结果自然是“取偿于弱户”。对于此等无法无天之行径，官府却听之任之。毕竟很多地主豪强身上都挂着士绅的牌子，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作为皇权在基层的代理者，受到了更多的优待。可以说地主阶级只是看起来压力很大，实际上他们早已把沉重的赋税转移到贫苦的佃农身上去了。

与之相比，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必然会导致商业萎缩与萧条。毕竟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贫困与破产，会导致其购买力严重不足，商人从事正常的商业经营几乎无利可图。这直接导致了商业萧条，大量商店关门，集市闭市，昔日繁华的江南一带呈现出萧瑟之象。在此种情况下，商品和货币的投机买卖活动却是愈演愈烈，不断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商业上的危机在当时的银号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比如，“银荒”之前的北京可谓“万方辐辏，商贾云集”，千余家钱铺云集京城。“银荒”发生后，有的银号参与投机亏光了自己的本钱；有的放款收不回来，导致坏账严重；更多的则是遭到大面积的挤兑。民众深恐银贵铜贱的趋势愈演愈烈，争相前往银号提取银两，逼得银号大面积关门，情形一片惨淡。

大商人如此，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等就更为悲惨了。本来经营规模就小，资金也匮乏，就指望用薄利多销的法子维持生计。结果“银荒”发生后，商品销量急剧下降，小本生意利润微薄，现在钱价贬值速度如此之快，到手就等于亏钱，更何况要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多半是要用白银的。不管再怎么提高售价，降低成本，也不可能赶上银钱比价上升的幅度，亏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有血本无归者，就有赚得盆满钵满者。商业的萧条反倒给了高利贷投机资本以兴盛的机会。当时的行情，不管是做买卖还是投资实业，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可能血本无归。商业资本在本质上是趋利避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转向更为保值的土地，导致土地兼并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农民破产更快。或者通过别的方式牟取暴利，比如当时的当铺，在经营典当业务中还会故意压秤。出银时一定要在每两上轻个两三分，进银时则要求足色，每两一定要重个两三分，一来二去就等于多收了四五分的利息。这实属“霸王条款”，可清政府无所作为，势单力薄的平民即使遭受如此盘剥也无处说理。

对银货的囤积居奇与肆意投机更是司空见惯。虽然此时的银号还没有现代银行的一些管控手段，但已经隐隐显示出私人垄断资本对市场的控制企图。这从另一个方面恶化了本就十分严重的“银荒”，经济陷入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整个“银荒”期间，除了少数投机者，几乎所有参与商品交换的劳动者、生产者及消费者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冲击，并且无不损失惨重。

更令清政府头疼的是，不仅自己的几大重要税源都受到了冲击，而且流民越来越多。这些人就算不沦为盗匪，也会托蔽于豪强富户门下，成为所谓的“黑户”，实征地丁银数可以说是越征越少。各处榷关也因为商业萧条，榷税有绌无盈。至于盐税，老百姓穷得连盐都买不起，以至于到处充斥私盐，屡禁不止，盐课收入也随之大减。

清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财政收支盈余大幅减少，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据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户部库存银数为6000余万两，嘉庆十九年（1814年）骤降至1240余万两，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仅剩800余万两。

这足以证明“银荒”发生后，尤其到了19世纪中期，清政府的财政已困难重重。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银荒”未完，“钱荒”又至。之前政府的各项财用全都要由户部的银库发放，“银荒”发生后，清政府可以说是急得焦头烂额，甚至连户部银库都已经入不敷出，已然严重危及统治根基，清政府自然是更为贪婪地从民间搜刮白银。这样一来，民间银两更加稀缺，飞速贬值的铜钱已经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大家争先恐后地用铜兑银，都不愿意使用铜钱。市场上又迎来了“钱荒”，民间市场一片混乱。可在朝廷看来，白银就是帝国的基石，一切都是为了维持统治，哪里还管民众的死活？

古语常言“开源节流”，道光皇帝倒是带头节俭，身穿带着补丁的朝服，可大清的贵族豪绅仍然奢侈无度，肆意挥霍百姓的血汗。事实上，“银荒”发生后，清廷的各项支出不仅没有缩减，军费支出还有增加的趋势，显然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中国本就缺银，找不到其他可以进口白银的渠道，白银的流通总量就无法大幅增加。统治阶级再怎么厉行节俭，如果不能解决缺银的根本矛盾，事态就不会有根本性的缓解。

“节流”不成，“开源”方面倒是花样百出。为了能够更加高效、彻底地盘剥农民，清政府想出了种种办法。比如“截串”之法，今年预征明年之税，明年复征后年之税。如此透支未来的潜力，以至于后来者无可复征。还有卖官鬻爵的“捐监”制度，美其名曰“捐纳”，实则是拿着豪绅富商的白银来填补空虚的国库。这些捐官的人走马上任之后，自然是想方设法大加搜刮，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如此种种，放在历朝历代皆是亡国之象。统治者既不思如何减少“银荒”危害，又不思如何变法图强，无非是为一己之私将压力层层下放，迫使底层农民破产，沦为流民。可官员想保住自己的乌纱，总要收齐税赋，于是中小地主也倒了霉，相继没落，整个帝国的基层统治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