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是否曾困惑过，中国古代的县级官员中，“知县”与“县令”二者间究竟有何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二者在职能、地位乃至对治理的权力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其实，这一命题的答案，正隐藏在中国古代深厚的历史长河中。从春秋时期至清末，中国古代的县级官员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知县与县令也因时代背景和具体需要的不同，而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区分。

想要理解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不得不从头说起，追本溯源，才能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

县令之始:春秋之世的独当一面

在中国古代，县级官员的设置，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那个年代，诸侯林立，分封制度下的各国境内均划分有众多的县。由于每县所辖区域较大，需要高位重臣前来治理。因此，春秋时期的县令，实为县域内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其地位无疑十分崇高，受命于国君，有权独断专行县政。

当时的郡国之主向来重視人治，所以县令之位非常看重血统和谱代。库仑大夫出身名门，博涉群书，便受命担任巨野县令。他严厉办事，行政效率极高，使得巨野县在他任内民富力强。而后继之任的县令杜延年，则将郡国法制推向更进一步，使百姓安居乐业。

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随着分封制度的瓦解和郡县制的确立，县令的地位和职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秦汉设县:县令品秩有别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郡县制。此时，县令必须由品秩较高的官员担任，即所谓“万户”以上者方能出任此职。与春秋时期相比，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

秦二世元年，为加强中央专制统治，朝廷规定凡户籍满千者建邑，户籍满五百者建都，户籍满一百者建乡。改革使得全国县乡数量大增，县令数量也随之增加。当时著名的邯郸县令傅说，深得民心。而兴平县令徐咸贪残害民，终被革职查办。可见此时县令的品行操守已成为用人的重要标准。

西汉沿袭了秦朝的郡县体制，并进一步扩大了县的规模。此时，十户为邻，十邻为里，十里为乡。县令依然只能由正千石级别的二千石官员出任。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先后建立了公孙度和张角政权。这些政权也效仿汉制设立县长官。

隋唐变革:知县之位初现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在全国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是吏、兵、度支三省，是朝廷的核心机构;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三省的领导下分工负责具体事务。这标志着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初步建立。

与此同时，隋朝调整了郡县体制，废除原有的监狱、都尉、县丞等官职，增加了县尉、县长和县丞，作为知县的辅助者，使得县政系统更加完善。这也为唐代知县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实行承汉魏之制，学习隋制，每州之下设县。唐高宗时期县乡制得以确立，此时，县设县令、县丞、县尉等官职;乡置乡长、乡丞。

与此同时，唐朝还推行任期制，规定县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连任、转任其他职务或被免职。此举有利于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约束和监督。

公元725年，唐玄宗下诏在全国范围建立团练制度，两镇之间设立团练使，负责联络两镇守军;三镇之间则设立团练，起到监察、传达命令之效。这为设立知县铺平了道路。

两年后，唐玄宗确立了以戍边要冲的团练使、为主要长官，辅以员外郎相助的知州县制度。这标志着知县正式设立。最初知县只是县令的助手，主要负责传达、监督县令的政令。但也因此与县政事务打上了关联，为日后成长提供了土壤。

宋代共治:知县职权渐形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沿用唐代的州县体制。这一时期，宋廷为防范藩镇割据，对地方官员采取频繁轮调的策略。这使得知县的临时顶替职能得以大量运用，地位也较唐代有所提高。 宋代的知县与县令共同治理一个县的事务，主要合作内容有赋税征收、差役选拔、水利工程、保障地方治安、审理民事法庭案件等方面。

其中，县令通常负责决定大政方针，统筹指挥;而知县则在县令决策后执行具体操作，并协助监督以保证政令落实。比如在赋税征收中，县令负责制定征收方案，知县则参与具体征收和清缴工作，防止偷税漏税情况发生。

在此过程中，知县的职权也得到进一步扩大。比如在民事审判中，知县需负责案件证据收集、当事人传唤、判决执行等工作，这无疑增强了其实权。

北宋崇宁年间，著名知县包拯在青州任上，勤政爱民，深得民心。其政绩之佳，使“青州第一司理”的美名流传后世。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异族北方政权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政权转移之际，大量原本不愿外调的朝廷翰林官员被迫前往地方任职。由此推动了南宋时期知县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

清末变迁:官制翻天覆地

历经辉煌与动荡的千年王朝更迭，中国的郡县体制在清代后期基本定型。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州县乡制度改革，使得清政府的统治进一步深入基层，行政效能大幅改善。

这一局面直至鸦片战争前后被打破。在列强入侵的背景下，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改革，开放通商、税收、设立新型学堂，并于1909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使得清末民初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知县一职逐渐被洋务运动期间设置的“西学总办”等新型官吏取代，宣告了郡县官制两千余年历史的终结。

县令主政，知县配角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县级官员制度经历过多次重要变革。其中以县令和知县最为典型代表，二者关系随着历史演变也呈现出多重面貌。

总体而言，县令作为县城最高统治者，其权力远超知县。秦汉时期县令必须由千石高官出任，手握重权，可独自决策县政大事;而知县之位要到唐代中叶才初次出现，起初不过是县令的辅助者和短期顶替。

宋代以后，两种官职逐渐并存并重，在打理赋税、民事、公共事务等方面分工合作。但即便同治一县，县令作为最高长官，其决策权、政绩考核权等重权也毋庸置疑高于知县，后者多是执行者和协调者角色。

结语

县令和知县在古代都属于父母官，他们管辖着一个县城的大小事。从粮食到经商基本上都由县令和知县把持着，如果在辖区内发生什么事情而瞒不上报的话，那么百姓都没有地方说理。

这样的权力范围逐渐滋长了他们的恶念。越来越多的知县、县令欺压百姓、见钱眼开而没有人管理，最终带来的就只能是百姓的痛苦和王朝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