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贪官污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大顽疾，多位皇帝尝试过整治，然而效果时好时坏。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宗雍正都以严刑峻法著称，但他们在治贪上的手段和成效存在一些异同。

朱元璋是明朝的奠基者，他在整治贪腐问题上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朱元璋曾多次下令清理官场，大规模清洗贪官，据史书记载，他曾杀了五万多名贪官。

然而，这样的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社会动荡和官场不稳。贪官虽然被清除，但贪污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表面上的治理并没有改变官场的本质。雍正却只用了三招就让官员永不敢贪呢？

朱元璋之血腥惩贪:法严而治乱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之君，也是农民出身的第一位皇帝。他自小家貧如洗，后投军从戎，历经战乱，见证了元末积重难返的社会动荡，也切身体会到官场的腐败与黑暗。这种亲身经历埋下了他日后矢志改革、严惩贪官的决心。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自立为帝。此时的他忆苦思甜，亲身体验过贫苦生活的他，决心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要让百姓富裕，政治则必须清明。因此，朱元璋上台伊始，就立志要振兴数百年颓风，重新铸造吏治。

首先，他颁布了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大明律》，明确规定了各种罪名与刑罚。其中，对于贪污受贿的官员，只有一个判决——死刑!且一律不分轻重，即便抄家没收也要处死!这就是著名的“六十两法”:只要贪污金额超过60两白银，就要被斩立决，家产充公。这样的标准之高，简直苛刻到了荒诞的地步。朝中官员私下抱怨道:“明主杀心太重，小到一张纸、一件衣服都可能成为大罪!”

可见，朱元璋试图以严刑峻法威慑贪风，其法律之严厉，是前所未有的。但问题也因此而来:法律太严，执行就很难落实和公正。面对统一的死刑判决，贪官也就不再分轻重，铤而走险，贪得更狠。法不可避，于是政务发展停滞，官场瘫痪。

此外，朱元璋还设立了锦衣卫这个明朝最高级特务机构，专门负责监视朝中官员，稍有不轨就予以严惩。都察院也是朝中重要监察机构，可以弹劾责罚贪官污吏。甚至实行“人人监督制”，百姓也可检举贪官到京师问罪。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监察机构并不独立，可以被皇帝利用打击异己，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反被利用营私舞弊。

于是在朱元璋统治的后期，他为铲除贪污滋生的土壤，大开杀戒，处死涉贪官员数以万计。但贪风不绝，反而愈演愈烈。因为法律的实施没有公正可言，监察机构失去独立性，政策也随着朱元璋个人喜好而起伏。这就导致了他杀了五万多贪官后，贪腐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雍正之裁贪三策:斩财路而藏刀

相比之下，清世宗雍正这位治贪模范，则是另辟蹊径，不杀人，只杀贪。

雍正最初并非太子，他能登基继位有幸于康熙晚年的保命之恩。在当太子的哥哥胤礽猝然早逝后，雍正作为皇子辅佐老父亲处理朝政多年，目睹了康熙晚年的疲政困局，也切身感受了贪风日盛、吏治日颓的现实。

待他继位为帝，面对财政入不敷出、政风混浊的继承局面，雍正决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顽疾。尤其是贪污问题，他认为这是造成国家贫弱、百姓困苦的罪魁祸首。如果不能澄清吏治、铲除贪污，要实现安民乐业的理想国则无从谈起。

为此，雍正上台后积极推行裁贪改革。他先是废除了名为“火耗”的地方火消费税。这原本是正税之外的乱象，实际上成为了地方官员囊中羞涩的非法收入。雍正不仅取缔这种非法税，更把账目重新清理核对，将 官员私吞的部分如数追缴，进入国库。这一举措，直接斩断了贪官们半合法搜刮钱财的经济命脉。

此外，雍正沿袭了明朝的传统，设立会考府，对全国的赋税、储备、账目进行清查。对于查出的任何亏空不法，都严惩不贷。与此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比较民主独立的监察机制——密奏制。这使官员们可以直接向皇帝递交密封奏报，匿名举报贪污腐败的现象，不经审查直接呈递到皇帝案头。这样一来，皇帝可以及时掌握朝政的真实情况，并据实以断。

在这连环斩断贪官财路、严查密奏的策略下，雍正打出了漂亮的治贪成绩单。整个清朝官场在他手中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财政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有余。直到雍正驾崩，遗留的亿两白银储备，被他的继承者乾隆挥霍一空，国库才再次归于空虚。

结语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朱元璋和雍正两位严刑峻法的反贪皇帝，在治贪手段和效果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朱元璋走的是杀人式的路线，设立了许多严刑峻法，并杀害了上万计的贪官。但贪风仍在，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恶化。原因在于他的法律没有体现罪责相称的公平性，刑罚均一而残酷，无法区分轻重缓急，反而适得其反。此外，他设立的监察机构如锦衣卫并不独立，反被利用压制异己。政策也因其个人喜好而频繁改变。

而雍正则采取了“断财路”式的策略，不杀人，只杀贪。他取缔了名不正言不顺的耗羡附加税，切断了贪官搜刮钱财的渠道。会考府的清查和密奏制的设置也使监察之路畅通无阻。在连环拳的攻势下，贪风潜伏，政风清明。这主要得益于雍正奠定的法制基础比较合理，也更加注重监察机构的独立运作。

可见，要治理贪风，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是不够的。公平合理的法律和独立的监察，才是治贪的根本所在。这也给我们今天的反腐敲响了警钟: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反贪机构的独立性，是反腐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