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乐观正成为当下的稀缺品

（视觉中国/图）

“未来帝”

2023年9月12日晚，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外，雨淅淅沥沥地飘着。地下一层会客厅里，K.K.正在和两位嘉宾主持人对流程，摄像机对着他们。一个小时前，K.K.刚刚结束《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这是他当天接待的第三家媒体。主办方准备的鸡肉三明治已在桌上躺了半个多小时，仍没有被开封的意思。12分钟后，他的新书《宝贵的人生建议》签售活动就要开始了。

K.K.穿一身周正的衬衣西裤，脚踏运动鞋。他已经71岁，头顶稀疏，只剩下两鬓的白发和从下巴爬满脸侧的白色胡须连成一片。经过近14个小时的飞行，前一晚他由旧金山抵达上海。此刻，即便有15小时的时差，又被塞进严丝合缝的行程中，那双碧蓝色眼睛里的疲惫也仅是一闪而过。

K.K.是知名科技杂志《连线》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名字的缩写。中国读者常这样称呼他。凯利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失控》。该书曾是《黑客帝国》（1999）的主演们在阅读剧本前的必读书目之一，被前《连线》杂志主编、《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称为“上世纪90年代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常读常新是其价值表现之一。在“豆瓣阅读”上翻开这本书，会发现天南海北的读者批注密集地点缀在段落之间。直到2023年初的ChatGPT热潮，仍有文章引用凯利“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的观点。“在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我们所创造的机器中的同时，我们也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他们获得了野性，并因野性而获得一些意外和惊喜。之后，就是所有造物主都必须面对的两难窘境：他们将不再完全拥有自己最得意的创造物。”凯利在《失控》中写道。

该书最早于1995年在美国出版。对大众来说，在那个计算机仍主要用于办公和生产的年代，《失控》中侃侃而谈的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货币等概念显得太过超前。这部厚达528页的“大部头”在当时的美国并未风靡，距其真正意义上的“生逢其时”还要15年。

2008年下半年，凯利的邮箱收到一封特别的邮件。寄件人是一个名叫赵嘉敏的中国人。彼时，后者刚刚接任社区翻译平台“译言”的总经理，急于探索平台的商业模式，翻译出版被他寄予厚望。要从哪本书试水？赵嘉敏想到了不久前朋友推荐的《失控》。那是一本他仅仅翻了翻目录就爱上的书。

《失控》在美国出版的那一年，赵嘉敏还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本科。数年后，他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深造，获得工业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甲骨文公司从事技术开发。对技术出身的赵嘉敏来说，相中这部有年头的书，并非对其潜在市场价值的看好，而在于书中探讨的“复杂系统”是他自大学就感兴趣的话题。“复杂系统”学说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主张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各类复杂系统背后的统一规律。

不到一个上午，赵嘉敏便做出了买下这本书在华出版权的决定。不过，对中国市场能带来多少新增版税，凯利的期待并不高，反而是赵嘉敏采用“众包”方式翻译的想法提起了他的兴趣。凯利曾在《失控》中描绘了“蜂群思维”在自然界中的运行，如今这一协作思维将推动其中文版本的落地，让他“惊叹不已”。

然而，《失控》在国内上市的时间比赵嘉敏预期的要晚得多。其间经历了协作翻译团队的磨合、译言网的分家、赵嘉敏出走和重新创业等各种曲折，待审校完成已是2010年下半年。在“拖无可拖”的背景下，这本书于2010年底上市。巧合的是，恰恰是前期的各种“失控”让《失控》的出版踏准了最佳时机。

2010年，随着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普及，中国从PC互联网时代大步跨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失控》在国内出版时，微信推出不足两个月，小米和美团才成立9个月，阿里刚刚实现持续盈利。

“那年是一个典型的分界点，中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如果这个时候，有一本备受推崇的书告诉你未来是有迹可循的，那么无论出于心理还是财务考虑，当然会有需求。”赵嘉敏对《南方人物周刊》回忆。中译本中，该书的副标题“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改为了“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如今的赵嘉敏仍会感叹出版时机的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提前一年出，很可能就默默无闻了。晚一年，又错过了黎明前的一刻。”

《失控》出版后，凯利曾来华一周参与宣传。赵嘉敏形容凯利是他见过的为数不多“特别配合”的外国作者。出版团队为凯利安排了十余场采访和五六场演讲，他欣然接受并全力以赴。依靠这轮密集宣传，凯利收获了他在国内的第一批读者，得以在相关从业者、对新技术敏感的学者和媒体中建立起知名度。也正是有了这层铺垫，《失控》不久后得以搭上另一趟“快车”。

2012年4月，凯利再次赴华。在腾讯北京会所，和凯利并肩对谈的是腾讯公司CEO马化腾。后者在当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四。2010年以来，腾讯一直深陷与奇虎360的“3Q大战”。就在这场对谈发生的十天之前，双方均对外宣称，将针对3Q大战期间对方存在的不道德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提起诉讼。据赵嘉敏回忆，腾讯当时急需寻觅一个合适的对谈嘉宾，在这场舆论战中提高声量。赵嘉敏推荐了凯利，“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选择。”

对话之初，马化腾称，包括自己在内的从业人员“像井底之蛙”，“困在某一个局限的范围里面，没有办法全局观察整个产业和整个环境生态的变迁”，希望从凯利那里获得“更多前瞻性的指导”。双方的对谈覆盖了企业管理、垄断、个人隐私和互联网移动化等话题。

经过这场媒体宣扬的“‘未来帝’与‘产品帝’的巅峰对话”，凯利和他的《失控》在国内声名鹊起。赵嘉敏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称，《失控》的销量一下从前一年底的几千册蹿升至几万册，“作为一部‘大部头’，这个数字是远超预期了。”

“预言家”、“先知”、“教父”……叠加在凯利中文名字前面的头衔愈渐丰富。大洋彼岸的热捧让当时的凯利有些意外，“虽然这本书在美国的销量也越来越好，却远远不及中国。同类型的书竞争少是一方面，那时中国的互联网才刚刚开始，我也惊讶于这么多人能在我的书中找到共鸣。”

演讲邀请纷来沓至。2014年，凯利应邀参加浙商大会。此前两届大会，受邀的外籍嘉宾分别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和《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你必须相信不可能。20年后最伟大的产品尚未被发明！”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末尾，凯利发出鼓舞。接着，硕大的屏幕上浮现出四个单词——“You are not late（现在行动还不算晚）！”

当时，凯利在中国已陆续出版了《技术想要什么》等多部作品。他依然勤于推广。离开杭州配备安保人员的大型商务活动，次日他便赶到上海，参加在书店举办的签售会，与几十位读者对话。

凯利受邀的公开演讲主题大多有关趋势，这一直是他在中国的最大卖点。2016年，《必然》在中国出版。书中，他列举了“将塑造未来30年”的“12种必然的科技力量”，“当我们对科技的利用贴近于科技所偏好的轨迹时，我们才会在管理复杂性、优化利益和减少科技带来的伤害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和许多知名的未来学者一样，凯利在序言里强调，“这些力量并非命运，而是轨迹。”不过，这并不影响拿到该书全球首发权的“逻辑思维”在宣传文案中称其“预言了未来30年哪些领域会出现重大的财富机会”。公开信息显示，该书纸质版首发第一个月的销量超过10万册。

“《失控》在国内名气最大，《技术想要什么》被凯文视作自己思想的集大成，而《必然》则是应用这套方法论所做的输出。”在赵嘉敏看来，凯利作品最大的价值并非预测，而是提供了一套将机器、系统、生物和社会等复杂领域相融合的技术哲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书到今天也并不过时，人类对技术和人性的认知依然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但相比晦涩的哲学，大多数人的期待会更功利化——先人一步看到未来。这也无可厚非。”

赵嘉敏（受访者提供/图）

新课题

受新冠疫情影响，凯利上次到访中国还是四年前。截至2023年9月初，他生活的旧金山直飞上海的航班每周仅有两班。“以前每天都有好几班，”凯利有些感慨。

美国交通部2023年8月发布的公告称，自9月1日起，允许中方航司每周执行18对中美直飞往返客运航班，并自10月29日起增加至每周24对（注：8月这一数字仅为12）。不过，据航空数据分析公司Cirium（睿思誉）的数据，2023年10月中国航空业的国际航班运力整体水平为疫情前的54.7%；“十一”期间，日韩和中欧航线恢复较快，而中美间航班较2019年仍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来华航班上会有更多外国人。这次我没有特别留意，但机上似乎大多是中国面孔。”凯利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起一天前的机上见闻。9月11日抵达上海的那个晚上，他专门去了外滩，过去印象中常有的景观照明主题光影秀没有上演，但熟悉的人气依旧扑面而来。

凯利来上海的几日，正值第34届上海旅游节前夕。部分主干道两侧悬挂着宣传标语——“走进美好与欢乐”。2023年上半年，上海文旅消费市场在全国率先呈现加速复苏态势，全市接待国内游客1.3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550.19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100%。与之相对的是上半年入境游客数量仅124万人次，不到2019年的13%。

正如6月同样时隔四年再度访华的比尔·盖茨所说，“四年之久，世界已发生巨变。”离开外滩熙熙攘攘的人群，凯利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另一重语境。

除了应邀参加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凯利此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宣传自己的新书《宝贵的人生建议》。68岁生日那天，凯利开始动笔为他的子女写下一些人生建议。之后的几年间，他不断写下新的，“从压缩和解压缩中得到乐趣”，并最终挑出了500条集合成册。和需要字斟句酌的大部头迥异，这本两百来页的小册子更符合碎片化时代“短平快”的大众阅读旨趣，似乎人人都能从中获取几分共鸣、启发，抑或缓释。

9月12日晚，我穿过排队买书的人群到达会场时，距离6点半活动正式开始还有5分钟。可以容纳七百余人的阅剧场已有七成满。我坐在会场中部，左边是一个怀抱粉色星黛露毛绒背包的女生，她正拿着凯利的新书自拍；右边是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子，和一个约莫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前方是一个挽着白色发髻的老妇人，一个急着往嘴里塞着西红柿的年轻女人，和一个穿着白花红底夏威夷风短袖衬衫的年轻男人；过道里，还有一个抱着几个月大婴儿的年轻爸爸在来回走动。尽管是工作日兼下雨天，但一个小时后，会场几乎坐满。

在这场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对话里，许是照应新书主题，“躺平”成了嘉宾和现场提问者提及最多的共性话题。事实上，对于这个词，凯利并不陌生。在当日稍早的一场媒体采访中，他已经跟记者学会了这个中文词汇的准确发音。

“我每晚都躺平。”在回答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关于“美国的年轻人是否会‘躺平’”的问题时，凯利打趣道。他接着提及了自己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我经历过嬉皮士运动，那时年轻人‘躺平’是对既有制度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躺平’并非无价值。我经常鼓励人们在年轻时做一些与社会定义的成功毫无关联的事，做一些‘浪费时间’、没有即时回报的事情。这些经历将成为你日后人生的缪斯。当然，你终有一天需要站起来，因为只有创造新的才是对旧的反抗。”

话题没能轻易结束。在稍后的提问环节，一个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的女性观众再度提问，“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的现状？”全场爆笑。在两名主持人长达数分钟的接力翻译后，我并不确定凯利是否能理解这个被翻来覆去表述的问题背后的纠结与曲折。凯利试图表达与矛盾相处的必然性。“所以我应该接受现状是么？”女生总结道，隐入又一片笑声中。

对话结束后，我随人群散去。几个40岁上下的男士聚在一起讨论着对谈和提问环节“未能尽兴”。相比“人生箴言”，他们显然对凯利的“科技预言”更感兴趣。我把这些“技术粉”的反馈说给赵嘉敏听。“70、80后大多是通过《失控》粉上凯文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技术思想体系的建立多少受到他的影响。”

十年荏苒。《财经十一人》在《中国独角兽锐减：无奈与生机》中写道，中国现存的头部独角兽公司大多成立于2012年左右，创业门槛较低的移动互联网曾是最好的独角兽赛道，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红利期的结束以及大环境等的变化，那些促成独角兽诞生的必要因素正在减弱甚至消失，如今投资依然强劲的是机器人、半导体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领域。人们必须适应新的周期。

赵嘉敏能理解不同群体、不同人生阶段关注点的差异，这何尝不是对焦虑的不同应对。有的人期望在“未来地图”上觅得先机；有的人苦于在“卷”“躺”中内耗，希望在智者箴言中求得定力。就像凯利在《宝贵的人生建议》中所说的，“我的这些建议并不是法则。它们就像帽子。假如一顶不合适，试试另一顶。”人们在不停地“试帽子”，因为日子永远向前。

一位知名的未来学者曾这样定位自己的角色——“促进有关未来的复杂对话，激发他人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挑战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偏见和假设。”从这个意义上看，时隔四年，凯文·凯利这位71岁的美国未来学者会发现，他曾经熟悉的、昂扬的中国读者正赋予他更为棘手的难题。毕竟，“必然”的内在趋势或许有迹可循，而如何疗愈“失控”的当下，没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2017年5月15日，凯文·凯利（左）在浙江机器人产业集团奇点机器人体验馆观看机器人操作（视觉中国/图）

谈论方向，而非目的地

南方人物周刊：你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最具挑战性的又是什么？

凯文·凯利：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幸运，一直都沿着自己兴趣的阶梯攀爬。我是自己的老板，能掌控自己的时间，能实现这点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了。最具挑战的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创造只有我能创造的东西。就像我在《宝贵的人生建议》中写的，“不要做最好的，做唯一的。”我不想把有限的时间花在他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上。要弄明白自己的相对优势是很困难的，对年轻人尤其如此。年轻时，找不到确切答案不要紧，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我喜欢谈论方向而非目的地的原因。或许你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但你可以一直朝着它前进。

南方人物周刊：从20到27岁，你作为独立摄影师，足迹遍布十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拮据，居无定所。如果有时空信使告诉那时的你，未来你会成为一名未来学家，你会如何反应？

凯文·凯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天哪，（如果真的那样，）我可能不会相信这位信使的话。如果我知道了，很可能会受到诱惑，不再那么频繁地旅行，而现在的我恰恰希望那段年轻时光里能多一些旅行。我越想越觉得不知道未来是件好事。

南方人物周刊：对未来的未知成就了现在的你。

凯文·凯利：我想是的。你会选择在当下知晓60岁的生活状态么？

南方人物周刊：实话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缺乏勇气。

凯文·凯利：明白。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看待那段漫长的异国漂泊对你的塑造？

凯文·凯利：如果没有经历在亚洲的一切，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亲眼目睹对新技术的运用给那里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变，见证了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步入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列。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乐观主义精神，让我能以更自信的方式谈论科技，并非从纯技术层面，而是从技术文化的角度，这也成了我的独特之处。你的独特之处不仅基于你的才能、兴趣和习惯，也源于你的经历。所以，二十多岁是做一些不寻常的、奇怪的、大胆的、有风险的、无法解释的、无利可图的事情的最佳时机。

凯文·凯利在新书签售活动现场（中信出版集团/图）

乐观正成为稀缺品

南方人物周刊：最初是什么启发你写《失控》？

凯文·凯利：我很早（1985年前后）就接触到互联网。1987年，我听说洛斯阿拉莫斯会举行首届人工生命研讨会。那场研讨会涉及计算机、人工生命、生物学和控制论等领域的交叉，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到过这种会议，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错过。

当时我囊中羞涩。买完机票后，已经负担不起酒店了。研讨会持续了三四天。我白天泡在会场，晚上就去附近的露营地过夜。研讨会共举办了约60场演讲，我全部都参加了，演讲的内容非常新颖有趣。后来，我将每场演讲的关键信息整理好后，发布在互联网上。虽然受众群不大，但反响非常热烈，于是我萌生了要写一本技术融合的书。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从1990年开始写作，完成花了大约三年。

南方人物周刊：在经济快速增长期，人们对未来饱含憧憬，更乐于听取未来学者的见解和预测。然而，刚从疫情中走出，全球经济又面临下行风险，相比未来，许多年轻人会更关注眼前，或者说只有能力顾及眼前。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你所在的行业？

凯文·凯利：关于未来，人们已经有太多压抑的想象，乐观反而成了稀缺品，这也让我更有动力去提供一个乐观的视角，或许我的乐观叙事能提供一条不同的前路。1980年代，我还年轻，当时的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很多人失去工作和房产。当衰退出现时，我们需要辨别：挫折是不是暂时的？是政治还是技术因素造成的？是实质性衰退还是技术性衰退？……每一代人都会经历起伏，但这些终将过去。

凯文·凯利在新书签售活动现场给读者签名留念（中信出版集团/图）

未来学者需要在准确性和可信度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南方人物周刊：人们对未来学者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

凯文·凯利：试想回到十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2023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你很可能不会相信，因为未来常常显得不那么合理。可如果没人相信，就算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又有什么意义呢？未来学者需要在准确性和可信度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你努力描绘的未来图景既要准确、对他人有帮助，又要看起来合理。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容易，所以未来学者常陷入无法取胜的困局中。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策略是？

凯文·凯利：我并非要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从场景出发来想象未来的可能性范围，甄别什么不可能发生也是重要的一环。我看重的是对科技趋势的理解，而非预测准确的终点。当然，我也接受一个事实——误判是大概率事件。

人类既是技术的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

南方人物周刊：乐观是这份职业的必需吗？

凯文·凯利：应该说我想成为一个乐观的未来主义者，但乐观并非成功的必要条件。很多科幻电影也属于未来主义范畴，但大多是悲观的、反乌托邦的，它们不仅票房大卖，也收获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就像看完《终结者》系列，自然会忧心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致命后果。太多的人将太多的精力用于提前预演各种可怕的事情，这可能会让积极的预演显得不可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努力去描绘百年后人类世界的图景，我希望呈现一个我自己愿意身处其中的未来世界。

南方人物周刊：乐观并不意味着忽视那些技术发展的“副作用”。

凯文·凯利：我们很难完全屏蔽技术的弊端，所以我倾向从整体看问题。只要技术每年带来的积极效应比负面效应多出1%或2%，即便这点微小的进步在当下极易被忽视，但随着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复利叠加，这种渐进式改进便汇成了人类文明的演进。

人类既是技术的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由此带来的紧张将一直存在。我的乐观并非因为问题比我们想象中小，而是因为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大。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不能靠减少技术，而是更好的技术。如果你现在只有一个不大高明的想法，解决方案绝不是停止思考，而是继续思考，直到更好的主意涌现。

南方人物周刊：不过，人类并不平等地享有技术红利如何使用的决策权，所以那些消极预演也为决策者敲响必要的警钟。

凯文·凯利：是的。

南方人物周刊：ChatGPT掀起新一轮AI热潮，也引发了广泛讨论。你如何看待围绕AI伦理的争议？

凯文·凯利：将道德准则通过代码编入AI系统中并不困难，挑战在于对AI应当遵循哪些伦理准则，人们尚未达成共识。大模型是基于大量数据训练的，这些数据的最初生产者是普罗大众。大模型作为人类“平均水平”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偏见和刻板印象。人们希望AI能比普通人更好，但我们并不清楚“比我们更好”的道德和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甚至连“我们”是谁都定义不清。要让AI变得比“我们”更好是个巨大的工程，但我们必须有答案。

南方人物周刊：普通人能从未来学家的思维方式中学到什么？

凯文·凯利：世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足够多的变化，你必须为变化做好准备。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应当成为未来学家，因为这项任务无法全由他人代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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