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6世纪至19世纪中是欧洲“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以及思想启的新时代。对于 16 世纪的欧洲，天文地理知识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远洋航行已不再是奢望，新航海路线的开辟重新连接起因战争、疾病而阻隔甚久的欧亚大陆，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联系更加直接快速。与此同时，马丁·路德引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陆掀起一阵社会、文化改革浪潮，几近半个欧洲都脱离教廷的掌控。

为重申教宗的威信，罗马天主教实施一系列的宗教革新策略，大力扶持忠诚于教宗的耶稣修会，积极推广海外传教，倡导“失诸国内，求诸域外”，派遣大量天主教会士前往亚洲传教。这些传教士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西方“东方印象”的信息来源。在传教士译介的东方典籍的推动下，欧洲启蒙运动兴起，其所倡导的科学理性和进步自由以及浪漫主义催生的民族观和欧洲中心论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着非欧洲民族的研究。“西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传教士的西藏传教事业

截至16世纪，欧洲天主教宗教组织日益腐化、神职人员日益堕落，由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愈益凸显，政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更加强烈。在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1517 年德国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倡导政教分离，教皇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为挽救教廷的威信，罗马教廷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强调海外传教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耶稣会应运而生。

与其他修会相比，耶稣会的一大特点即致力于海外传教，这也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之一。教会甫及成立就派遣哲罗姆沙勿略及罗德里格斯前往印度果阿教区传教，建立耶稣会亚洲传教的基站。后在莫卧儿帝国大帝的请求下，耶稣教会派出鲁道尔夫阿嘎威瓦神父,安东尼·德·蒙塞拉特，弗朗西斯·亨利斯译员等三人组成传教团前往阿克巴宫廷。

传教士在莫卧儿帝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国王常常带着他们一同出征或者巡视。在一次出征中，蒙塞拉特跟随阿克巴到达旁遮普的甘格拉，在卡拉璐尔听到当地人讲述的有关孟加拉以东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博坦人” 的故事。他详细地询问了曾到过那里的瑜伽行者和商人，认真记录笔记，并在 1582 年返回果阿后整理为《驻莫卧儿宫廷传教团记事》 简称《记事》)但未出版，只于 11 月26 日刊印《关于莫卧儿国王阿克巴家族的报告》，直到1590 年《记事》才正式完成。

蒙寨拉特如实地记录了他所听闻到的喜马拉雅山北侧博坦民族的一些观点，包括他们的宗教习俗、性格、物产、经济等;同时他也提及“基督教从未在这片包括许多地区的广袤土地上留下哪怕是微小的痕迹······关于在喜马拉雅山偏僻地区仍有基督教徒痕迹的说法是不对的。”"那些声称这里的民族信奉与传教士一样的宗教的游方僧编织了一个谎言，将真假混淆。

博坦民族以及蒙塞拉特搜集到的这些资料最初是通过鲁道尔夫·阿嘎威瓦神父写给耶稣会总会长克拉乌迪奥·阿嘎威瓦的信件而传入欧洲，并立即引起耶稣总会的兴趣，他们兴致勃勃地计划派遣神父前往博坦传教;在果阿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也曾尝试装扮为商人潜入博坦，但均因条件所限以及传教团的诏谕，最终未能成行。

东印度公司的海外市场

在西方认识西藏的历史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自 1600年成立直到1874 年解散，东印度公司为英国海外事业的开拓可谓鞠躬尽瘁、“厥功甚伟”。日后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中英两国关于西藏的纠纷，其争端即可溯及东印度公司于18 世纪为谋求经济利益而积极热心的入藏活动。

16 世纪欧洲对高档纺织品以及胡椒等香料的消费日益增长，作为原材料产地之一的印度逐渐成为商人挖掘财富的新目标。1599 年，一群伦敦商人向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提出申请，希望能获得在东方开展贸易的独家特许权;翌，申请通过，英国商人获得 15 年的东印度贸易专许特利,自此英国在印度的唯一合法商贸机构东印度公司(全名“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正式成立。

175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莫卧儿帝国那里获得在印度的统治权，之后又取得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的收税权，完全掌控了孟加拉，由此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握了财政、军权和行政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事实代表。但由于东印度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不当政策以及公司职员的不端行为，孟加拉地区掀起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民族起义运动，孟加拉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都处于不稳定的动荡中。

与此同时，英国海外市场的开拓也受到了阻碍:法国开始与英国争夺在印度经商的优势地点:英国茶叶贸易的重要市场美国也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在中国，东印度公司也并不顺遂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大量白银流往中国，这使得白银本就已缺乏的英国更加捉襟见时。鉴于上述种种，东印度公司决定尝试寻找新的贸易渠道。

他们将眼光放诸与英印接壤的中国西藏，希冀经陆路越过喜马拉雅与西藏建立起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进而“经由一条不致引起中国怀疑的道路逐步建立与中华帝国的直接交往”。在此期间，东印度公司曾出兵尼泊尔并获悉尼泊尔是西藏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西藏通过尼泊尔输入羊毛、硬币、粗棉布制品以及稻米和铜等，而西藏经尼泊尔向外则输出羊毛、茶叶、岩盐、麝香等在欧洲颇受欢迎的物品，特别是大量的沙金和粗硼砂的输出，这对资金周转紧张的东印度公司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1768 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向孟加拉总督发出指示:“我们希望你竭尽所能获取有关能否打开与尼泊尔的贸易，以及其他英国商品和布匹能否经此路线运抵西藏、拉萨和中国西部的情报。”根据董事会的指示，孟加拉政府积极筹划经尼泊尔进入西藏的相关事宜，但由于廓尔喀征服了尼泊尔的尼瓦尔土邦，廓尔喀国王普利特维·纳拉扬致信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禁止外国货物入境，不与英国或印度人交往，不准其入境，东印度公司的计划落空。

但他们并未放弃，不丹成为英印公司打通与西藏贸易的新目标。1771 年英印公司借口支援孟加拉北部库赤-贝哈尔邦新立土王，将北孟加拉收入囊中并乘机攻入不丹占领不丹要塞,不丹国王致函班禅喇嘛请求声援班禅喇嘛接到请求后致信东印度公司进行调停。

此时负责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是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督多华伦哈斯汀，在收到班禅的调停信后，哈斯汀下令与不丹休战并于 4月25 日签订保障公司在不丹自由通商权益的条约北孟加拉和不丹成为东印度公司与西藏商业往来的中转站。

一切准备就绪，哈斯汀认为这是实现与西藏建立通商关系的最佳时机，并向董事会建议借调停为由派遣公司使者前往西藏亲见班禅，与西藏缔结通商合约。哈斯汀也为董事会推荐了一位他相当赞赏的冷静而性情温和的年轻人乔治·波格尔担任此次任务。5 月13日，哈斯汀签署委任书，派造波格尔及汉密尔顿医生一同前往西藏。

西藏探险及勘测事业的开拓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盛行，其对自然风景的推崇以及确立起的高山荒野审美风格激发了探险家的“攀登”情怀，鼓励他们远赴异域高山开启个人的英雄之旅: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为加强对印度的统治，尽早征服印度周边环喜马拉雅国家，也迫切需要一批人员深入喜马拉雅山地以获取更加丰富详尽的情报信息。

在个人兴趣与政治利益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喜马拉雅山区的探险活动获得快速发展。这些探险者的考察报告及其探险游记刊出后即引起欧洲读者的兴趣，相较于传教士和官方报告，他们的作品在欧洲公众中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