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主宰的“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彻底宣布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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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举行了南京入城式后，日本占领军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他们把攻入中华门的坦克装扮起来，从南京郊外砍来松枝，搭起日本人过年用的“门松”。厨房里的伙夫开始大量地打制年糕，新年物品也从日本国内运来了：橘子、海带、鱿鱼干和日式大酱。新年年会上，日军官兵举着斟满清酒的酒杯，一遍遍地高呼“天皇万岁”。

日军在南京举行的入城仪式，最前面骑马者为松井石根。

开战仅仅五个月，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包括华北大部、华中东部、热河以及绥察等大片国土相继被占，中国军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击作战中伤亡已达三十万人以上。那么，中国是否在开战之初便满盘皆输，而日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双方在这个时候似乎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还不如说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军事混杂在一起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交战之中何为胜利？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继续让德国充当中间人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判断：中国到底会不会屈服？谈判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一问题引发了主张适时结束战争的主和派与主张继续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的交锋。国都都已被日军攻占，难道中国人还不屈服吗？陆军方面坚持认为，中国屈服的可能性很小。

陆军的判断缘于战场上受到的顽强抵抗和付出的巨大伤亡。为此，参谋总长特别说明，目前日本面对的局势，急需将国防力量“充实整顿”，外相应设法令谈判“不致中断”。但内阁成员认为，“不能老是浪费时间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继续施加强大武力国民政府必会彻底崩溃，那时战争才能真正结束。会议持续了几天，意见无法统一，直到与会者反复研究了日方提出谈判条件以来中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这才得出了“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所使用的言辞实属无礼”的结论。于是，与会者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

陶德曼

二十一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其基本内容是：

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排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四、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附加的口头说明是：

一、中国应表现出有实行防共的诚意。

二、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

三、我方考虑大体上在本年内答复。

开列的条件细目有：

―、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四、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五、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

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

九、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分割占领中国领土，奴化中国政权，实施经济掠夺，最后通牒被侵略者要对武力劫掠者进行“必要的赔款”，日本右翼政客和军人延续近代以来“大日本帝国”的思维方式，认为日军铁蹄所至之处他国必会俯首称臣——“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就是说，在日本人规定的期限内，中国人必须打着白旗前往规定地点向日本求和。

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远远越过了十一月二日的条件”，让“中国政府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广田弘毅外相的回答是：“军事局势改变了，又有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德国外交部将狄克逊的报告转告陶德曼。陶德曼要求会晤蒋介石，却被告知蒋介石“生病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会见了陶德曼，两人首先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感到“极其惊讶”，继而明确表示：“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中国的态度令德国人很是为难。陶德曼继续劝说国民政府，甚至警告，如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也许会导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可是，中国方面再也没有任何答复了。

广田弘毅

见不到蒋介石，也得不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本的政客们逐渐焦虑起来。日军参谋本部努力打探，才零星地得到以下情报：一、狄克逊与广田弘毅外相会晤后，傍晚拍电报给陶德曼，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答复；二、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尔根豪将军，已明确劝告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三、东京中国大使馆说他们对于国内的立场和态度一无所知；四、陶德曼当面问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有无答复，张群的回答极具中国特色：“还在研究中。”

日本人充满了困惑和愤懑。

一月十一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这样的御前会议是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统帅，参谋本部部长、次长以及全体内阁大臣，“并特邀枢密院议长出席”。会议最终确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要点是：

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此刻重新考虑而悔悟过来诚意求和”，则根据谈判细目所开列之“日华和谈条件进行谈判”。

二、“如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第二天，日本外交次相堀内谦介会见狄克逊，表示：“希望尽全力要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如果到了十五日还没有接到答复，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保留行动的自由。日本一而再地放宽了答复的期限，但已不能再等待两天或三天以上了。还有，‘答复’二字意味着表明明确的态度或关于每个细目的明确的质问，所谓‘正在研究中’的回答是不够的。”

十三日，中国方面终于有了答复，还是正在“研究”，只不过这一次变成了“仔细研究”：

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来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中国人的“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

十五日，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日本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得更加厉害。主战派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哪怕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抛开国民政府，也必须使用强大武力直到中国彻底屈服为止。主和派则认为，不能因为日本单方面制定的期限，“就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黯淡的长期战争”。外相广田弘毅说：“中国方面的复文，很像是日本方面在向中国求和似的。

说起来，讲和的条件本应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结果却是虽然知道日本方面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方面并不表示意见，却要求日本方面说明条件。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是在采取拖延政策。”内阁成员立即表示：外相的看法值得信赖，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外相，那就意味着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参谋本部考虑到“政府的垮台要在内外产生坏影响”，不得不对内阁的意见“予以默认不进行反对”。这天晚上，主战派的强硬立场被呈奏天皇。

二战时的日本天皇裕仁

天皇询问了几个很实际的问题，令主战派与主和派同时意识到，此时，面对中国，无论战与和，都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了：一、在南方还有中国的抗日军队，日军打算怎么办呢？二、已经拥立的华北政权，是不是得由日本负担呢？三、怎样对付游击队的战术呢？四、据说陆军想到了“尽善处理的办法”，是怎么回事呢？

十六日，日本内阁发表如下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充其量只是个流亡政权而已。以后所有日中之间的外交交涉，都与国民政府无关，日本只与他们扶植的中国“新政权”即伪政权“邦交”。

十八日，日本政府命令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回国。

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了“研究”，命令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回国。同时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所谓“陶德曼调停”就此结束。

中日两国宣布断交。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日本人不可能意识到，他们将要为自己的狂妄愚蛮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从外交上讲，日本的蛮横与野心，从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时起，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警觉。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宣布扶植北平伪政权后，国际社会预见到暴戾的日本军国主义之危险，英、美、法等国由此考虑：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遏制日本法西斯势头的联合战线？而日本对其始终“怀着非常畏惧之心”的苏联，这时候则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南京沦陷之际，苏联一次给予了中国一百一十五毫米重炮八十门、七十六毫米野炮一百门、三十七毫米防坦克炮八十门、轻重机枪九百挺、驱逐机六十二架，以及大批的炮弹枪弹。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直接参加作战的飞行员、辅助指导作战的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员。自一九三八年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高达两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用来购买六百架苏联战机以及装备二十个步兵师。

日本人惊呼道：“苏联以物质和技术援助中国与日本作战，同时谋求加强远东战备从北面牵制日本，成功地把日军战力一分为二。换言之，日本坠入了苏联远东战略的陷阱。”

事实上，真正令日本落入最终无法挣脱的战争泥潭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平津、沪宁失陷后，中国不但没有屈服，相反，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更加坚强。中国人在声称他们要“研究”的时候，早已将战争的前景研究透彻，那就是：把日本侵略者拖入中国广袤大地的深处，直到把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彻底拖垮为止。

尽管在日本的政界和军界内，始终有人力求避免被拖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人无法克服由来已久的“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蔑视中国的看法”，“轻视广大的中国国力和觉醒了的民众的动向。这种“动脉硬化似的判断”，自以为优越地秉持着“把对手看为弱者，不把对手的实力和活动当回事”的狂妄。当然，日本人也有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时候，只是他们在这种时候的思索也是日式的：“战争是相对的事，不可能有单人相扑。”用不了多久，指望中国伪政权的日本人便会发现，他们进行的正是一场“单人相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