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大饥荒（十三）：土豆引发的饥荒，锤出自由贸易的本质

文 | 罗格

《食物改变历史》（上、下卷）作者

我将尝试全景梳理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之中、之后发生的故事。这是连载第十三篇，持续更新，您的关注、支持是我的动力。

爱尔兰并非真的没有一粒粮食。在整个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期间，只要有一艘装满谷物的船只驶进爱尔兰港，必定可以看见六艘运送同样货物的船只驶离码头——它们的目的地是英国。

爱尔兰都柏林纪念公园的大饥荒雕像群

也正是从这幕悲剧开始，曾经身着重商主义华丽锦袍的“日不落帝国”谢幕，一个自由贸易的“日不落帝国”，佩戴着爱尔兰人骨头熔成的胸针，站上舞台的正中央。在它的脚下，爱尔兰人、印度人以及中国人，众多被殖民民族身上一再重复着类似的灾难。

正如马克思在演讲中分析的，一个阶级可以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一个国家也可以牺牲别国而致富。这位思想的巨人，他的目光也在这一刻穿透时间的阻隔，在布鲁塞尔的讲台上，他也发出了自由贸易必将带来灾难的预言：“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1858年，印度彻底成为英属殖民地，在1850年到1870年之间，英国在印度修建了广阔的铁路网，这一切都让印度农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市场，他们被鼓励用小麦取代耐寒的自给作物。

1876年，布尔沃·李顿出任印度总督。上任伊始，总督就为维多利亚女王筹办了一场盛典——加冕印度女皇。就在女王庆典的礼乐之下，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地区，大饥荒开始蔓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超过7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而与此同时，1876-1878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印度创纪录地为日不落帝国贡献了640万吨小麦。离铁路越近的地区，灾荒也越严重，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几乎完全为了出售而种植小麦。

1876-1878印度大饥荒

而殖民政府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变得有良心，他们相信，这是大自然控制印度人口增长的方式。当年在爱尔兰惊人相似，殖民政府减少了救灾开支，制定更严格的救济资格标准和更微薄的救济配给。而且，一些殖民地管理者认为，饥荒对于印度农业部门而言是好事，因为这样就把低产和负债的小农赶出土地——据统计，从1875年到1914年间，多达1600万印度人死于饥荒。而在1900年，英国小麦进口量的五分之一来自于印度。

而在东方的另一个国家，马克思在演说中狠狠批判的约翰·包令博士，此时又在历史中现身了。1849年，包令来华任英国驻广州领事，1854年4月，他成为第四任港督、兼任驻港英军陆军司令、海军中将及对华全权代表及商务监督。

约翰·包令。英国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英国驻广州领事、香港总督、驻华公使等

面对历任两广总督对开放广州问题的回避，包令和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策划了亚罗号事件。以此为借口，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并无二致，都是以自由贸易为名，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这个拥有4.1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包令本人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

随着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侵略性冲击，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抛。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历史的叙事总在各自的线条上鱼贯而行，在19世纪机器轰鸣与煤烟蔽日中，这些线条以自由贸易之名缠绕交织。这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风起云涌的时刻，这是一个黑夜与黎明交错的时刻；这是欧洲国王和地主黯然退场的最后时刻，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对孪生兄弟的成人时刻；这是不列颠登上神话般的工业垄断宝座、成就“日不落帝国”的时刻，也是中国、印度，以及众多被殖民民族，走向深重苦难的时刻。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古罗马诗人昆图斯·贺雷西拉克的诗句：“只要换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从爱尔兰农民失去他们的土豆的那一刻起，这一切便已昭然天下。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