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急于复仇，绑架绞杀艾希曼，遭到谴责：以政府名义私设公堂

二战时期，作为历史罪人的希特勒备受谴责的原因，在事后来看，不仅仅是因为他发动了二次世界战争，而且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犹”大事件。但是，因为希特勒在战争末期，选择自杀，所以有关对希特勒的个人呢审判，便无从谈起。可是二战结束后，对其有关的人员，还是进行了审判。不过有一人，却意外地逃脱了纽伦堡审判。

他就是卡尔·阿道夫·艾希曼。

这个在希特勒执政时期，从官职上来说，原本不起眼的小官，因为逃脱和被以色列政府绑架、审判，将引起世人的巨大关注。

艾希曼1906年出生于莱茵兰的索林根，家中兄弟姐妹一共5人，生活条件一般。在他十岁的时候，因母亲去世，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们一家人依据奥地利灵玆城——希特勒幼年曾在此上过学。

因长相和血统问题，幼年的艾希曼总被大家误认为是犹太人。那时候，还没有族别对立，被认为是犹太人后，反而勾起了艾希曼对犹太文化和语言的兴趣，继而甚至自学了意第绪语。同时，他也和犹太人交朋友，对犹太人的生活习俗、语言、宗教等等，都非常熟悉和了解，这为他以后参与到希特勒的“屠犹”计划，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帮助。

因为家庭原因，艾希曼高中没读完，便出来谋生了。虽然艾希曼年龄还小，但是却开始做小生意。这大概与他和犹太人的密切交往和影响有关。

但是，到1932年，艾希曼的机会来了。他加入了党卫队。

正是在这个组织里，艾希曼的专长很快被发掘了出来。不过一开始可没那么顺利。当时纳粹帝国正在实施解决“犹太人问题”。这时候，种族之间，已经开始对立。尤其是犹太人，成了一种危险的族群。而艾希曼对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太过了解，加上他本人长得又有点像犹太人，便被同事举报说他是犹太人间谍。

艾希曼吓坏了，这可是要命的。组织上立即对艾希曼的出身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经调查确认艾希曼不是犹太人，更不是犹太间谍。

虽然该调查为艾希曼洗清了这个误会，但是却让艾希曼对犹太人充满了警惕，并彻底成了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于是，他积极表现，努力反犹，最后成绩突出，被得以重用，成了一名反犹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先后参与了希特勒有关对犹太人的“大清洗”，以及其后600万犹太人的处决行动。

二战末期，在被美军俘虏后，艾希曼知道罪责深重，若是告知实名，估计是凶多吉少，因此危机关头艾希曼灵机一动，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假名。并且找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躲在混乱的民间。

1950年，东躲西藏的艾希曼终于和ODESSA取得联系。这个ODESSA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在1947年便已建立。该组织的主要工作便是挽救那些没有被审判和处死的前党卫队成员，通过关系网络，把这些成员移民到南美一些国家。于是，艾希曼再次改名，叫理查德·克莱门特，在这年五月也被安全送到了阿根廷。接着，又把艾希曼的家人也接到了阿根廷。

就这样，艾希曼隐藏在阿根廷，与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了十年。

直到1959年，艾希曼被建国后的以色列的间谍发现。第二年，在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利安的密令下，以色列间谍组织在阿根廷将艾希曼绑架。1960年5月22日，艾希曼被带上一次外交航班，押到了以色列。

艾希曼自知这次凶多吉少，便不打算再做反抗——所以，在1960年5月29日，以色列警察局开始对他进行审问的时候，他放弃了任何的抵抗，交代了自己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

既然证据确凿，于是，艾希曼便被以侵犯犹太人民罪，被以色列的首席法律代表起诉。以色列法庭在1961年4月11日，开始对艾希曼的审判程序。

法庭上除了听众席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

第一是当时担任审判的三位大法官，分别为首席大法官默施和另外两名法官本雅明·阿利维、扎克·扎维。

第二是被告席是艾希曼，不过与一般的被告不同。因怕充满敌意的人对艾希曼进行袭击、甚至枪杀，所以他被关在一个防弹玻璃亭内，加以保护。

第三是起诉人——以色列的首席律师基第翁·豪斯，和他的助手，还有辩护人。

审判开始——这是一次引起了国际巨大关注的审判，并且争议非常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争议，在二战结束之后，于1945年，为了惩治二战中的罪犯，

根据当年制定的《伦敦协议》为立法依据，进行纽伦堡大审判。在针对纳粹帝国对清洗杀害犹太人这一反人类罪时，所列举的罪犯名单中便有艾希曼的名字。

因此，部分人认为，尤其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反对以色列强绑强审艾希曼这一做法，并且建议以色列应该把艾希曼交给国际法庭，然后让在二战时期遭受过屠杀的国家，每个国家出一名法官，由多国法官组成一个审判团，对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

但是，以色列总理本·古利安拒绝把艾希曼交给国际法庭审判，他的拒绝理由是1950年颁布的5710号文件，该文件全称为《惩处纳粹及纳粹合作者法案》。在该法案中，要求对在二战中杀害犹太人的罪犯要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他强硬地表示：

“对罪犯艾希曼的审判将是犹太人民的纽伦堡审判。犹太人民自获得解放后，一直被剥夺了将屠杀他的刽子手依法惩治的权利。”

虽然以色列总理态度强硬，但是争议依然存在，除了这个争议，还有别的争议。

第二个争议，以色列的建国时间，与艾希曼的犯罪时间。

以色列是1948年建立的新国家，而艾希曼参与犹太人的犯罪时间是1938年到1945年之间。根据国际法，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无权审判1938年至1945年艾希曼所犯的罪。这些，在国际上争议极大。

不仅如此，国际舆论和法律人士，认为以色列还犯了3项国际法：

第一项是以色列无权监禁艾希曼，但是以色列不但非法绑架了艾希曼，还监禁了他。即违法绑架，违法监禁。

第二项是二战时期，世界上并无以色列这个国家，因此以色列起诉艾希曼在二战时期所犯的罪，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

第三项是以色列对艾希曼的整个诉讼程序，不符合法律程序。甚至有一些人认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强绑强审艾希曼，是以政府的名义私设公堂。尤其是这一点，以色列后来为了应付这一舆论，被迫专门给艾希曼的辩护设立了辩护基金，用辩护基金给艾希曼请来了著名的大律师罗伯特·瑟瓦修斯博士，罗伯特·瑟瓦修斯博士曾经担任过纽伦堡大审判的辩护律师。以色列想以此堵住舆论的嘴，让对艾希曼的审判继续下去。

虽然是强行继续审判，但是毕竟还是要尽可能按照法律程序走，这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而且是要做给国际看的。但是在公诉人休庭三次才念完冗长的陈述词后，艾希曼的辩护律师面对诉方提供的大量证据和文件，实在是词穷，只能抓住一点：

那就是艾希曼在二战时期，他只是在执行上司派给他的任务，作为一个军人，服从是他的天职，他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拒绝。

比如在纳粹核心机构国家保安总局担任四处B科第四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迁移犹太人。包括在二战初期把犹太人用火车运输出境、战争后期把犹太人押送死亡营等。但是，艾希曼只对自己的上级海因里希·缪勒负责。

也就是说，他只是大清洗犹太人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并且这是任务，并非他个人本意。就如同，他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而已。

此外，艾希曼的辩护律师罗伯特·瑟瓦修斯还提出了三点：

第一点是该案是在不合法的法庭中审判，以色列绑架被告；

第二点是该案没有哪怕一个中立国法官参与审理，审判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第三点是以色列对艾希曼的起诉法律依据，不是根据国际法庭纽伦堡的法律依据，而是根据以色列的法律条款。如果按照国际法庭的法律条款，以色列方面提供的许多依据都是无效的。

在辩护的最后，罗伯特·瑟瓦修斯希望以色列法庭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而不是把艾希曼当做替罪羊。他郑重说道：

“（法庭的目的）不应为事实上是德国政界首脑犯下的罪行而向被告（艾希曼）复仇。他的信念不应被视作是为犯下的暴行开脱。这一审判只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使它成为一个历史的警告。”

但是，以色列法庭最终在该年的11月11日，还是对艾希曼做出了判决，光判决书的条款就多达244项。判决书中对艾希曼定了三项重罪：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战争罪。

面对这可怕的审判结果，艾希曼感到很内疚，他在最后的陈辞中带着深深的歉意向犹太人民道歉，请求能够宽恕他。他说道：

“我深深相信，我不得不为他人的行为承担痛苦，背上命运抛给我的重负。”

虽然艾希曼认罪、道歉，但是并未换来从轻判决，1961年12月15日上午9时的判决结果是将艾希曼处以绞刑。

艾希曼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1962年3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对案件重审，经一番调查重审后，在5月29日宣布还是维持原判。但是因为担心罗伯特·瑟瓦修斯将通过法律手段把艾希曼引渡至西德。于是，立即在5月31日，将艾希曼绞刑处死。

以色列强绑强审强杀艾希曼一事，顿时在国际上炸开了锅，舆论纷纷，多为谴责。舆论包括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以色列不应该轻易处死艾希曼，而应判他终身苦役。另一种意见认为以色列此举有损形象，与其强绑强审处死，还不如在阿根廷直接将艾希曼暗杀。

但是，该审判和对艾希曼的处决，却使德国非常高兴，德国舆论暗指以色列此举是“一步妙棋”，为什么呢？

舆论指出，原本德国沉陷在二战对世界所犯战争罪的内疚中，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种罪责，一直令德国抬不起头。结果以色列这一搞，公开处死了艾希曼，也就预示着二战时期这一“屠犹”公案的终结。正如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所说：以色列的这次审判是历史性的错误，这次审判使德国摆脱了应为大屠杀承担罪责的重负。

不管怎样，回看该次审判的前前后后，以色列政府确实走了一步臭棋。

近来，巴以冲突异常惨烈，不断升级，但愿早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