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从美国来中国的美国人

德化窑白瓷

“中国皇后号”的浪漫航行

18 世纪后半期，美国独立以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贸易联系，开辟了中华文化向美洲传播的另一条通道。

在美国独立以前的殖民地时代，北美地区与中国就存在着间接的贸易往来，美洲的人参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销到中国，中国的茶叶也在远隔重洋的北美市场上享有盛誉。但是，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印象是相当模糊的。1776—1781 年，著名英国探险家库克（James Cook）在最后一次太平洋探险航行中，随船有两名美国海员雷亚德（John Ledyard）和戈尔（John Gore）到过广州。这是现有记载中最早从美国来到中国的美国人。

1782 年自英国返美后，雷亚德出版了《库克船长最后一次太平洋航行日志》，首次向美国人介绍了他在广州的见闻，特别指出在那里进行贸易可能获得的商业利益。他说，中国的皇亲国戚们，从头到脚都穿戴着价值昂贵的毛皮，无比奢华。在美国“西北海岸”用 6 便士购得的一件海獭皮，在广州可卖到 100 美元。但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讲的奇迹，都嘲笑他的“幻想太多”。

虽然他的叙述被许多人视为海外奇谈，但一定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关于中国的神秘传说以及诱人的中国商品，毕竟对美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早在 18 世纪 50 年代，富兰克林和费城富商威廉·艾伦派出阿尔戈号商船通航拉布拉达海岸，期望从加拿大找到通往中国的航路。经 1751 年、1753 年和 1754 年 3 次冒险航行，探查西北航线的计划都没有成功。

美国独立伊始，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美国一位学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当时美国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奇迹是：它何以能生存呢？什么东西救了它呢？”“一言以蔽之……中国贸易！”

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与中国贸易的可能性，以便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摆脱经济困境。1783 年 12 月，波士顿商人集资装备了一艘名为“哈里特号”的商船，满载人参前往中国，在好望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遇。由于英国人的阻挠和对风险的惧怕，美国人以 1 磅人参换 2 磅茶叶的价格与英国人达成交易，中止了去中国的航行。

第二年，费城巨商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和丹涅尔·巴克尔（Damiel Prker）联络其他几位商人，计划再一次远航中国。摩里斯是当时美国相当有影响的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独揽了华盛顿军队中的所有军火事宜，官至美国大陆会议财政部总监，组建北美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北美银行，负责筹集款项。他曾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签过名。他们集资 12 万美元，购置并装备了“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由约翰·格林（John Green）任船长。

这艘非常精巧的木制帆船，配有各种新式航海设备，承载着摩里斯本人和投资商的巨大希望以及对中国的无限幻想。船上装载着 473 担人参、2600 张毛皮、1270 匹羽纱、26 担胡椒、476 担铅、300 多担棉花和 43 名船员，于 1784 年 2 月 22 日起航，这一天正巧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

“中国皇后号”穿行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行程 1.13 万海里，历时 188 天，于 8 月 28 日抵广州黄埔港，进港时，“中国皇后号”鸣礼炮 13 响（代表当时美国的 13 个州），其他停泊于港内的各国商船也鸣炮回礼。

格林船长曾有一则这样的手记：“‘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 1784 年 8 月 28 日。”4 个月后，“中国皇后号”的货物已全部脱手，1784 年 12 月 27 日，它满载大量中国货物，其中包括红茶 2460 担、绿茶 562 担、瓷器 962 担和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等，驶离广州，于次年 5 月 11 日抵达纽约，实现首航中国的成功。

“中国皇后号”“开创了美国航海史上最为浪漫和最有魅力的篇章”。“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打通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直接贸易的渠道，也燃起了美国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巨额利润的强烈愿望。

美国国会对首航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赞扬，并给予全体船员以崇高的荣誉。纽约的报刊详尽地报道了这次航行的经过，称这次航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他商业城市的报刊也纷纷加以转载。从新英格兰到纽约和费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与中国的贸易”；“每一个沿海小村落，只要有一艘能载 5 个人的小帆船，就计划着到广州去”。一时出现了“中国热”。

由于英国封锁，美国人很难买到来自海外的货物，因而早早就有人等在码头，来抢购这批盼望已久的中国货。就连华盛顿总统也派人抢购了 302 件瓷器及精美象牙扇等，这些物品仍有部分保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和华盛顿故居内。当“中国皇后号”第二次开赴中国时，在起锚前收到华盛顿总统开来的一份订单，要求为他的夫人采购中国的“白色大瓷盘、白色小瓷碗和好看的薄棉布”。

“中国皇后号”的第一次航行利润达到 3 万多美元，获纯利为投资额的 25%。由于航程远，船的吨位小，“中国皇后号”此行的赢利不算多，但此次航行却开辟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关系。因此，此次航行以其特殊的意义，而载入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史册。

在“中国皇后号”上担任船货管货员的山茂召（Samuel Shaw，1754—1794）在日记中，保留了最初到来的美国人受到中国友好接待和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的记录。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山茂召先后当过副官、上尉、炮兵少校，因军功卓著，被华盛顿称为聪明积极和勇敢的军官而受到嘉奖。当费城富商摩里斯和纽约的帕克等商人合作，装备了“中国皇后号”准备远航中国时，帕克推荐了精明能干的山茂召为商务代理人（大班），山茂召此时年方 29 岁。

船到广州后，山茂召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除把各国与中国贸易的情况作了多方面的了解外，还与各国的贸易商人、中国的官员和商人搞好关系，以销售带到广州的商品，并为公司采购回程的货物。这次首航“中国皇后号”于 1785 年 5 月 11 日回到纽约，5 月 19 日山茂召即写了一份详细报告给美国联邦外交部部长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9）。

山茂召的报告大力赞许了中国人的好客和宽厚，并极力倡导对华贸易。他说：我们同地球最东部成功地通航了，对于每一个热爱他的国家的人和那些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密切相关的人们来说，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杰伊把这份报告转交给国会。杰伊以国会的名义给予山茂召的报告很高的评价，表示山茂召的报告“有力地说明，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贵公民此次对华通商的成就，使政府感到莫大欣慰。”

根据杰伊的建议，国会于 1786 年委任山茂召为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主要负责商务工作。他 1786 年第二次来华以领事身份在广州逗留 3 年然后回国，1790 年美国总统华盛顿又委任他为美国驻广州领事而第三次来华，1792 年返美。1794 年第四次来华，不久在回美国途中病逝。

1847 年，由乔赛亚·昆西（Joseph Quincy）整理编辑的《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山茂召少校日记》（The Sournat of Major Samael Shaw，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mton），在山茂召的故乡波士顿出版。全书包括 3 部分。第一部分是山茂召的传记及其书信；第二部分是山茂召远航广州的详细日记；第三部分附录了山茂召给美国外交部部长杰伊的信件和杰伊的复函。

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而感到十分的高兴。”

航行在大洋上的美国商船

由于“中国皇后号”的这次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起到了突破禁运的作用，它的策划人摩里斯在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一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美国政府决定，由摩里斯负责对华贸易，以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制定了种种优惠政策，鼓励和保护美国商人直接与中国贸易。

自 1784 年以后，美国的重要港口，如纽约、波士顿、撒冷、费城、普洛维德斯等都有直达船驶赴广州贸易，由大西洋沿岸的大商埠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直航广州的对华贸易圈逐渐形成。许多美国公司也在广州建立了分公司或派出了代理人，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大批美国商船进出广州港口，把丝绸、茶叶、土布、瓷器等中国货物运往美国。

1786 年，赛伦的富商伊利亚·哈斯开·德尔比派遣他的“大土耳其号”，满载人参和白棉布，取道印度洋到达广州。1788 年，波士顿商人派出 213 吨的“哥伦比亚号”和 90 吨的单桅船“华盛顿夫人号”，通过南美洲的合恩角北上加利福尼亚海岸，取得大批海豹、海獭皮后，越过太平洋抵达广州。“哥伦比亚号”更西航达好望角，在 1790 年 8 月返回美国，完成了美国的第一次环球航行。1789 年波士顿造出美国最大的、可以载货 600 吨的“马萨诸塞号”，纽约也造出了 600 吨的“曼哈顿号”，用来从事对中国和印度洋的贸易。

据统计，美国驶往广州的商船，1784—1812 年的近 30 年间，有 400 艘美国商船进入广州港。而 1784—1833 年的 50 年间的商船总数达 1040 艘，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 4 倍。1833—1841 年的 8 年间来华的商船总数为 231 艘，平均每年达 28 艘以上。其中有的年份还超过 40 艘。1792 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位贸易伙伴，仅次于英国，超过荷兰、法国、丹麦和瑞典。19 世纪前期，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 21%左右，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美国将中国列为它的第四位贸易伙伴，对华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和古巴的贸易。

史料还记载，频繁的中美贸易产生了美国历史上首批百万富翁。因为当时的对华贸易的利润是惊人的，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四五百。例如 70 吨的小船“希望号”来华资本为 8860 镑，由广州返回美国后的货值增至 37000 镑；“大士克号”的资本为 7138 镑，回国后的货值达到 23218 镑。93 吨的“白特塞号”，于 1797—1798 年间往返与广州和纽约，一次航程净得 12 万美元，船主获得 53118 美元。还有的说，“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其利润可达 1500%。美国商人将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财富转向国内，投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对美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了很大作用。

对华贸易促进了美国东海岸商港在 19 世纪初期的繁荣，并且是刺激它向太平洋岸拓殖的主要因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据一位美国学者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国的 23 个州里，都有以广州（Canton）命名的城镇或乡村。美国的第一个“广州”地名出现在 1789 年，这就是马萨诸塞州东部诸福克县的广州镇。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市，是美国最大的“广州”。费正清指出：“对于纽约人和波士顿人的整整一代人来说，到广州或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容易，更加赚钱。19 世纪头 50 年，中国边疆比起美国边疆常常更加吸引人去做生意，就和英国人在 18世纪遇到的情形一样。”

摘选自：

书名：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四卷）
作者：武斌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