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日记稿本的流传形态及其史料价值

一. 稿本日记的流传脉络及存世面貌

二. 内容的删润与版本形态的演化

三. 稿本日记的史料价值

朱家英：

男，汉族，1985年6月生，河南新乡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史、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出站。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与文献、中国文学批评史、历史人文地理、明清史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三部；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二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四项。曾获得教育部中国古文献学奖，第三十三、三十四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学术奖等。

袁昶(1846—1900)，字爽秋，一字重黎，晚号渐西村叟，浙江桐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二年(1875)中恩科进士，以户部主事兼任总理衙门章京，十八年外放徽宁池太广道，二十四年升任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旋以三品京堂内用，补授太常寺卿，并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负责清廷的外交工作。二十六年，“庚子事变”起，以直谏被处死，为世称“庚子五大臣”之一，又与同时罹难的浙江籍官员徐用仪、许景澄并称“浙中三忠”。同年底平反昭雪。宣统中予谥“忠节”。

作为晚清著名诗人、学者，袁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诗文杂著达五百余万字之多，其中日记尤为治近代文史者所熟知。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誉为“在其浩瀚篇幅中，具有包罗万象之学术史资料” ^①，并云其曾由袁昶后人袁道冲处“见借一阅，今不知全稿藏于何处”^②。事实上，袁昶日记的手稿本就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及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只是因篇幅浩繁，兼系珍贵的手稿，馆方将其列为善本，学者不便获睹而已。今通过对两地藏品进行细致梳理，以期对袁昶日记手稿本的存世面貌、流传情况、版本变化、史料价值等问题有所揭示。

一. 稿本日记的流传脉络及存世面貌

袁昶罹难后，其家遭受冲击，导致藏书及著述大量散失。袁氏后人回忆称：“洎先君尽节次日，住宅即为乱民与兵匪肆行焚掠，故先人遗稿仅得略事密拣，间行带出。要者因置坐室，已多被劫毁。”^③由于随后袁氏即举家南返避祸，其损失究竟有多大已难以详考，以至于外人多以为袁昶著作被焚掠净尽。^④然而，根据袁昶现在仍存世的稿抄文献来看，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诚如袁氏家人所说，其遗稿已经先期被密拣带出(尽管并非全部，如其生平最后三年的日记因置于坐室即遭劫毁^⑤)，但绝大部分的日记手稿仍得以保全，故留存至今的数量仍然很可观。在袁昶被平反昭雪后，其家人对日记进行摘录，形成了二十四册的日记节抄本，以备编辑出版及撰写行略之用。

辛丑年为袁昶被杀的次年，即1901年，说明这批日记稿本并未损毁，而是一直为袁氏后人保有。进入民国后，袁氏兄弟对日记又进行了数次的编辑、抄录，^⑦但始终没能出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袁昶日记体量过于巨大，即如节抄本也有二十四册之多，付梓困难；另一方面，则是随着袁家长子允橚、次子梁肃的去世，已乏主事之人。时过境迁，就连历次的抄本也日渐零落，出版计划自然就搁置了。^⑧

那么，袁昶日记稿本是如何从袁氏家人手中流至图书馆的？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1952年12月21日事：

袁道冲即袁昶第四子，名荣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在其两个兄长去世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袁昶遗物的主要继承人。他曾于民国间石印出版《袁忠节公手札》两册，对寻访、保护父亲的著述不遗余力。但随着年事渐高，袁荣叟对保护父亲遗物深感无力，^⑩因此萌生了捐赠给图书馆的想法。作为浙江人，袁昶的这批遗物首先被考虑捐赠给浙江图书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不知何故，此次捐赠未能成功。沙孟海《沤簃日记跋》云：“去年闻袁氏后人曾欲将袁昶所遗诗文日记手稿捐献浙江图书馆，未果。日记有六十余册，总名《渐西村舍日记》。”⑪沙氏此跋作于1966年，其所闻已经是多年前的旧事。实际上，这批文献在捐赠浙江图书馆未果之后，不久即入藏上海图书馆。据该馆内部登记的入藏信息，显示为接收自其他馆藏，并未言明其来源。推测最大的可能是袁荣叟捐赠浙江图书馆未成，转而捐赠给了当时的上海合众图书馆，因为合众图书馆的创办者张元济、叶景葵均与袁昶有旧谊。后来合众图书馆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又于1958年合并入上海图书馆，此手稿也随之归上图所有。这就是上图自成立之后的馆藏均有详细的入藏记录，但对于这一批手稿本的来源却语焉不详的原因。而入藏南图的两册尽管流传顺序不明，但显然不在此次捐赠之列，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流出，并最终为南图收藏。

有关袁昶日记稿本的存世数量，夏承焘称有五十余册，沙孟海记云六十余册，而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中谈及袁昶日记，云“四十多年前，曾于袁氏后人道冲先生处借得全部未刊稿，凡七十二卷，家钞本并为二十四册”^⑫，显示其所见手稿本有七十二卷。然而近年上图出版《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介绍袁昶日记稿本时又著录为四十册。^⑬陈氏未言明分卷标准，故无法判断其实际情况如何，夏、沙二先生均系听闻，未经目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为收藏单位编纂，本应著录最为精确，但考察发现也并非如此。经笔者调查，上图所藏袁昶日记稿本实有六十三册，南图藏有二册，共六十五册，内容均为排日记录。为明确现存稿本的传世情况，今据各本题名加以编号，并对各册日记起讫日期进行叙述。

据此可知，最早的日记为同治六年(1867)丁卯所记，袁昶时年二十一岁，方自家乡桐庐至杭州求学，已经结识谭献、许景澄、凌绂曾等同学，并得到了薛时雨、高均儒等老辈的赏识。自本年开始，其日记仅在同治七年(1868)、同治九年(1870)、光绪五年(1879)各有六个月、一个月、三个月的缺略，以及三年(光绪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年)遭劫遗失，其余年份都做到了完整记录，前后长达三十一年，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囊括在内。这些稿本除G6《甲戌日录》、G7《乙亥日录》收藏于南京图书馆外，其余部分均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二. 内容的删润与版本形态的演化

袁昶日记稿本有小部分的缺失，除了前述曾遭焚掠外，纸张的自然残蚀也是重要因素。考察这些稿本可以发现，其所用纸张的质量、颜色、形制均有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早年的日记，用纸粗劣且装订随意，甚至还有记录在其他书籍空白处的情况。此外书体也疏密不匀，隶、行、草兼用，以至很多地方难以释读。这种情况到了中期以后有所改观，纸材规格渐趋统一，书体风格也日益稳健，才算形成了袁昶日记较为固定的风貌。但毕竟时间跨度过大，早年所用陋劣纸材出现返潮霉变进而碎裂脱落的情况仍时有出现，这也是其丁卯年日记仅存九页且状态极其脆弱的原因。

袁昶本人对日记非常重视，将其当做“戒慎修省”的方式，以期起到“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作用，^⑭不仅自己勤记不辍，且时时以日记呈请师友批评，如李慈铭、朱一新、沈曾植、濮子潼、龙继栋等人都曾受托审阅过。^⑮后来更是把日记当做家教之法，令儿辈们阅读抄记。^⑯因此，他不断检录过去的日记，时常加以案语或批校，从中可以看出袁昶本人对日记编排的构想。如G5《渐西村人日记》第十六页有袁昶自记云：

在本册第十九页“汪容父释夫子文……”一条即有眉批云：“此条当入杂记。”^⑱又本册第二十一页“吾家□□□□皆为诸生而不能以诗法□□而不能悟□□□□□□□□邪，深可怪笑”一条，凡□处皆为墨钉，并有眉批云：“此条当入杂记。” ^⑲ G23《渐西村人日录第十五》七月初七日条后批注云：“此条当入《桐庐图经》。”^⑳凡此种种，所在多有，皆袁昶手自批注，一方面显示其拟有所摘编，另一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也涂去了需要避忌的地方。类似这种摘抄、涂改日记的行为在以日记为著述的清代文人中并不罕见，久负盛名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等均经其本人大量删改和涂抹。

如果说袁昶本人对其日记内容进行了删润，那么日记流传至今的物理形态的变化则是通过后人之手完成的。今天所见的袁昶日记稿本之所以成为六十余册的样子，在册数析排、形制装帧方面还经过了一番人为编订的因素。也就是说，日记稿本的内容固然出自袁昶之手，但其形成今天的存世面貌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在袁昶去世后，其日记又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整理，如G8《渐西村人日录甲》至G15《渐西村人日录辛》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顺序排列；然而G8《渐西村人日录甲》一册为慕堂藏书目录，G15《渐西村人日录辛》一册为奏疏汇编，均非日记内容。又如G13《渐西村人日录戊》起于戊寅年(1878)十月二十八日、讫于己卯年(1879)六月二十四日，G12《渐西村人日录己》起于戊寅年(1878)六月十八日、讫于本年十月二十七日，两册日记的时间出现颠倒错乱。且袁昶记录日记很少间断，但在各册开头或结尾则或多或少有日期缺略现象，诸如此类。如果说日记的原初形态就是如此似乎难以理解，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日记脱页以及后人在编订分册时出现的舛误。^㉑

此外，在日记的题名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G17《渐西村人日录癸》之后，在记录时间上接续为G18《庚辰日记》、G19《辛巳日录(起五月)》、G20《辛巳日录(起十月)》，三者皆按所记年份命名，然而三册正文第一页版心又分别题为“渐西村舍日录十一”“渐西村舍日录十二”“渐西村舍日录十三”，显然是接续前面以天干标志的十册顺序。这三册之后的G21《渐西村舍日录》封面题有“重黎揭橥”的字样，是为袁昶手书，其正文第一页版心题为“渐西村舍日录十四”，又与前面三册在顺序上保持一致。此后数册即题为G22《渐西村舍日录第十五》、G23《渐西村舍日录第十六》、G24《渐西村舍日录第十七》、G25《渐西村舍日录第十八》，正是其时间接续、册数相连的明证。由此可知，袁昶《渐西村舍日录》系列应共有十八册，而今天保留此题名者只有第十四至第十八册，此前的十三册均经人整理过，因此在内容、册数、顺序、名称方面都有所变化。

除上述部分有所更动外，其余手稿则基本保持了日记原貌。如题名G1《丁卯三月至十一月日记九页》仅存九页，以其原稿残蚀严重，故所保留下来者仅此而已。^㉒G2《戊辰年日记》与G3《戊辰日记》字体及纸张形式类似，G3册内页有识语“龙门书院行事日记”，并有“肄业诸生袁振蟾”小字注语。振蟾为袁昶原名，该两册日记为其早年在上海龙门书院读书时所记。其书写形式分别为草、隶两体，字句排列十分紧密，推测系其当时生活较为拮据，书写密匝为节约纸张故也。又G26《濑斋日录甲》署“聱叟揭橥”，聱叟为袁昶别号之一，亦为袁昶手书，并且正文第一段开篇即云：

比较起来，袁昶日记此前各本皆为普通纸张手工裁制，此册始用形式规整的套格纸，袁昶特意加上识语，乃旨在强调其日记所用纸张及装订方式的变化。此册之后的G27《濑斋日录乙册》封面题为“钝叟揭橥”^㉔，G28《濑斋日录丙册》题为“坊郭钝叟揭橥”^㉕，皆以别号署题。G29《濑斋日录》封面无标明册数的字样，仅题为“芳郭钝居士居沤簃日记”；但在其后又注明“线钉册弟四”以示其本来次序，且在内页有题记云：

而时间排在其后的G30《岩濑散人自课(戊册)》，其内页即题云：“濑斋日课，戊册，起丁亥十月，渐西村叟署检。”又题云：“惜分阴室自课，起光绪丁亥十月，芳郭钝逸居士。”^㉗正符合G29《濑斋日录》题记中所谈到的变更题名的计划。

在G31《岩濑臞民自课》封面册名及题记“线钉本己册，起戊子年正月”皆为篆书，后有小注云“重黎丈命绍箕书”^㉘。绍箕即瑞安人黄绍箕，为晚清名臣黄体芳之子。G32《畸逸悔民惜阴自课》封面题名及题记“起戊子五月”亦为篆书，注云“重黎先生命仁葆署检”^㉙(仁葆其人不详)。两册封面既为袁昶命题，则其保留了日记的原初面貌可知。其他如G32《畸逸悔民惜阴自课》封面未显示册数顺序，故正文第一页注云“庚册”，此与G29《濑斋日录》题为“线钉册弟四”正是同一说明法式。自此册以至G65《渐西村舍日记第四十册》，其记录时间前后连贯，且册数也按照顺序排列，皆未有更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G26《濑斋日录甲》以前的日记册均为普通纸张裁制，形制陋劣；而自本册之后所用纸张变为套格纸，且装订形式渐趋整饬。至G30《岩濑散人自课(戊册)》起所用纸张又于版心镌有“芳郭袁氏”“永慕堂”等字样，显系出自特别定制。这种纸张从随意到考究的变化，侧面反映了袁昶的经济状况随着居官日久而逐渐得到改善。^㉚

三. 稿本日记的史料价值

当前学术界通行的袁昶日记主要是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以及《袁爽秋京卿日记》《乱中日记残稿》三个版本。其中《袁爽秋京卿日记》与《乱中日记残稿》皆为“庚子事变”中袁昶日记的传抄本，其来源应是袁昶自京中抄寄张之洞湖广督署的日记抄本。由于手稿本遭难佚失，这两种抄本成为研究“庚子事变”的重要文献。而国家图书馆《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则源于袁昶去世后其子袁梁肃主持的摘抄本，即前文提到的预备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册抄本，从事为梁鼎芬，^㉛后经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影印出版，^㉜遂成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本子。然而《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却存在三个极大的缺陷：其一，按月摘录，即将原本逐日记录的内容以月为单位摘录出来，仅在第一条目下标注该部分属于某年某月，使得日记的时间线索完全断裂；其二，摘录的倾向主要为论学之语，尤其偏重于义理之学，使得袁昶日记内容的丰富性大打折扣；其三，删掉了日记的生活细节，不仅遗失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对于袁昶本人的人际交往、为官处事、思想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也失去了材料支撑。因此，相比较而言，稿本日记的文献价值要远超过通行的节录本。

事实上，袁昶的生活经历丰富而曲折，他在少年时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父母幼妹尽亡。成年后孤身一身赴杭州、上海求学，又怀才不遇，三试不第，辗转杭州、扬州等地书局以校书为生。后通过纳赀为内阁中书，终由底层官员一步步跻身九卿之列，成为主管清廷外交的重臣。在此期间，他得以参预密勿，与朝廷、地方乃至驻外使节等官员多有来往，其尤为密切者如名臣李鸿章、张之洞、阎敬铭、陶模、张曜、徐树铭、李文田、洪钧、黎庶昌、许景澄等；又其人“以气节学问著”^㉝，与名士如刘熙载、俞樾、李慈铭、王先谦、谭献、黄以周、黄遵宪、梁鼎芬、沈曾植、张謇、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以专门之学名家者如李善兰、张文虎、李祖望、杨守敬、曹廷杰、萧穆、杨文会等，亦与之相交。据不完全统计，其稿本日记载录所交往的当时闻人即有千人之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晚清士人交游网络，而这些在抄本日记中都无从体现。

此外，他记录日记的方式是细大不捐，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笔录之，包括朝野军政要事、官民掌故轶闻、友朋赠答往还，间及学术思想、金石考订、诗文创作，甚至小到风雨晴晦、家庭细事，俱在日记中有所涉及，故可满足不同角度的文献需求，极具史料价值。就其记事的广度而言，与近人所称道的“晚清四大日记”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惜的是，这些内容大多在抄本日记中被删减掉了。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阎敬铭退职一事，为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史稿》本传但云：“十一年……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失太后旨，因革职留任。十三年，复职，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请。”^㉞似乎是阎敬铭主动辞职，朝廷挽留不得而后允其请。然而根据袁昶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所记云，阎敬铭疏谏两宫移跸西苑，“圣意不怿”，实已触怒皇帝；因此，在其又“疏捄藩司李用清、李嘉乐，劾陕抚叶伯英、江抚德馨甄别之谬妄，上以公言为非，严旨诘责，仍将原折掷还”，皇帝对阎敬铭的态度可谓非常严厉。袁昶评论此事云：“窃意阎公，今之大臣宿德也，无论所言当否，朝廷如此处分，已乖优礼大臣之谊，况公所言极切中事理乎。”^㉟可见阎敬铭之被谴无关乎其言事之得当与否，实由其前此直谏而得咎。皇帝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以至袁昶在日记中为阎鸣不平。此前，阎敬铭乞退之章数上而朝廷皆坚决不允；但经此一事，阎敬铭在两个月病假之后再次告退，则朝廷就不像以前那样加以慰留，而是直接准许其开缺。^㊱阎氏提出在京调理，似乎仍对时局存观望态度，直到次年三月眼见复出无望，方又上疏乞归田里，而皇帝也爽快地“准其回籍，并加恩赏给驰驿”；同时表示“该大学士办事认真，深资倚畀，俟病痊即行来京陛见”^㊲云云，冠冕堂皇的措辞背后几乎掩盖了政治打击的意图。以日记中所感慨的“公将去国，正气益微，恐君子无所凭依以自奋勉，小人无所忌惮以资敛戢”，“见摒霸朝”“士望愈孤”等语来看，无论阎敬铭还是旁观者，对这次大臣辞职都明白其可能带来的政治意义，而这是仅靠清史本传的记载所无法解读出来的。但如此重要的事件，在抄本日记中却付之阙如。

有的历史事件虽然抄本日记中有所触及，但过于简略，仍需用稿本日记中的信息加以补充。如中法之战后的天津议约，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而清廷也派吏部尚书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锡珍、鸿胪寺卿邓承修为钦差大臣，袁昶与另一名章京成章作为随员赴天津协助办理。几经周折，中法双方在十分严密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抄本日记摘录内容仅为：

众所周知，总理衙门大臣只是兼差，许多人对于外交并不真正了解，相关事务往往由章京实际办理，故而章京们对国际公法、外交时务反倒更加熟悉。袁昶此时系钦差大臣身边的机要人员，他在日记中也说直到抄录文件时方看到条约内容，既可见议约之秘密，也说明此次议约并未征询章京们的专业建议，只是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尽快达成和议。袁昶表露出无奈与慨叹之意，显然条约的内容是不利于中国的。但究竟哪些地方不利，抄本日记中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在稿本日记中不仅记录了袁昶参加天津议和的每日闻见，还抄录了袁昶向总理衙门呈递的《代李、锡、邓三节使上总署言新约流弊书》，指陈了条约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云第五条言口岸、第六条言税“隐患极大，必应竭力争改，纵不贪小益，亦应预防大损”^㊴等等，实际等于站在维护国家权益的立场上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只是朝廷一意求和，对袁昶的意见没有采纳。同时，稿本日记还记载了其与李鸿章的一次单独谈话，期间袁昶征询李鸿章对议约的看法。作为和议的全权大臣，李氏对于中法就越南与中国划界之事认为：“争界似无益，譬人身内不自治，藏府受病，虽养其营卫，饰其皮毛，无益也。若元气既壮，我且整军经武，以讨不庭，何界之足云？”^㊵可见李鸿章对于中越领土边界的划分并不十分看重。究其原因，当然并非李鸿章不在意国土的得失，而是其仍将越南视为大清的朝贡之国，因此“非中俄敌国比，故中俄可分界，中越不可分界，中越分界是弃属国于界外也，于辞不顺”。李鸿章的思想对其和谈的态度及议约原则的把握都有直接的影响。此外如中俄分界、中朝关系、中英有关西藏问题等重大事件，稿本日记均有记载，在交涉细节方面颇能提供他人所未能提供的材料。

即便不是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但处于当代信息场域中，稿本日记中流露的态度也能反映出时人的观感。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袁昶在分析此次战事失利的原因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北洋军在用人及军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实情如何难以遽定，但袁昶所记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至少说明北洋海军内部在管理上确实存在问题。同时，对于刘坤一受命督师却迟迟不发系自感流年不利而萌生惧意，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办事又多遇掣肘，刘坤一返任两江后对张之洞署理期间所为有诸多不满、乃至迁怒于作为张之洞门生的袁昶，等等，诸如此类甲午战争时期的人事纠葛，稿本日记也都予以记录，为后世全面解读这场战争及其背后的隐秘情节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作为晚清著名的学者、诗人，袁昶在学术与文学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只是为其忠节之名所掩，在学术史上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而稿本日记记录了其大量的论学之语及诗文作品，为重新估量袁昶的学术价值提供了可能。

以金石考订为例，袁昶酷嗜碑帖，时常与李文田、沈曾植、王颂蔚等人考辨真伪、谈书论艺。其日记对篆籀以下，包括汉魏隋唐宋元碑帖及历代书法名家和书史源流均有论及，且多有可采者。如他对阮元书分南、北派的理论持有辩证的认识，^㊷既谓“如所见《瘗鹤铭》《天监井栏》古拓，《旧馆坛碑》《宋太宗文皇帝神道》《葛府君碣》，其笔法颇与郑道昭、《魏灵藏》相通，非别有南宗波磔也”^㊸，指出南北二派异中有同，非可遽以地理分别，已开后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㊹之先声；同时对南北书学的特点也深有体会，谓“北主体势，南主神韵，此其流别也”，这一精到的赏鉴便得到了沈曾植的高度赞同。而对素所景仰的书学大家也并不盲从，如论及《曹真碑》的作者，李文田认为此碑与《王基碑》同为梁鹄书，也有人认为出自钟繇之手，其说至今犹未息。^㊺袁昶则一方面指出该碑在书法史上“开晋任城孙夫人、汲郡太公望二碑气格，波磔亦相近，似墨守元常法者所为也”，肯定了其风格与钟繇接近；但又据史传认为梁鹄、钟繇皆亡于曹真之前，而此碑当立于曹真死后，故断定“未能肊定为鹄书也……其不然决矣”^㊻。在晚清书学理论走向集大成的时期，袁昶实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此外，袁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生前即刊刻为《渐西村人初集》《于湖小集》《安般簃集》《于湖文录》等行世，正是这些诗作奠定了袁昶同光体浙派代表的地位。^㊼作者刻集，自然会有所裁择取舍，未选入集的诗文作品即成佚诗文，多数情况下会日渐消亡。而袁昶所作诗文均于当时抄录在日记中，故在其稿本日记中保留了大量的集外诗文，约得三百多首(篇)，这对全面了解袁昶的诗文创作情况大有帮助。通过与日记抄录的诗作进行对勘，可以发现结集出版的作品有许多都经过了大幅度的删润，从诗题的更换、个别字句的调整，甚至到全篇几乎完全改动不等，而时代越早的诗作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如《渐西村人初集》卷二《登西林寺塔》诗云：

而稿本日记则云：

这首写于同治七年(1868)的诗是袁昶刻意学习六朝诗风的作品，代表了他当时的诗学审美宗尚。但在二十余年后收入《渐西村人初集》时，袁昶对这首早年的诗作进行了修改。此时，他的诗学宗尚已经转向了宋诗，因此这首诗在语言表达上较早年所作更加晦涩，在诗境上典型地体现了袁昶“玄之又玄”的风貌；^㊾尽管仍能看出其中的颜谢色彩，^㊿但毕竟与其早年的诗风有了很大的不同。又如作于光绪三年(1877)夏的《漫兴》诗，稿本日记所录为此诗原貌，多达一百零四句；而收入《渐西村人初集》诗七的《漫兴》仅有三十八句，只及原诗三分之一。 其改动之处最明显的就是将原诗大量的表达怀才不遇的牢骚愤懑之语全数删掉，如“流光竦若电，百岁逝同隼。安能祖约悭，较计及筐囷。又羞夸毗徒，五乘痔可吮……班傅徒相轻，婴舒数见窘。败虞左师携，捷荣太庙脤。龃龉诚难合，参差终不泯。酱瓿嗤覆伧，石鼎嘲窍蚓”之类，在刻本中已不可见。尽管校改后的诗作在语言上更显精炼，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那种强烈的批判力量。如果说前一首诗的改写是基于艺术标准的变化，则后一首诗的删削则显然并非如此，而是随着袁昶的身份和处境的不同，其对于自己所写诗歌的面貌有了超出艺术的其他顾虑。晚而改诗本为文人常事，但却很少有机会能像袁昶这样在日记中保留着作品的原貌。因此，通过诗歌版本的变化，不仅可以了解袁昶诗作的形成过程、诗学思想的演变痕迹，同时也可借以窥见诗人的某些隐秘心态。

袁昶日记在清末即已成为传抄对象，目前所见的节录本有七种之多。⁵³抄录时段与侧重各有不同，这种复杂的版本形态恰可说明后人对其日记的重视程度。而作为众多抄本的来源，袁昶稿本日记历经风雨仍然得以存世，本身就极具历史意义。相较于节录本，稿本日记由于保留了袁昶手稿的原貌，在记录方式及篇幅方面具有节录本无可比拟的价值。它不仅是袁昶个人生平行事的详细记录，且通过其耳闻目睹，将形形色色的内容纳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这些内容不但可补史料之缺，使历史的链条更加完整，以及使原本隐晦的史实得以明晰，同时也为展现晚清社会文化风貌提供了生动的案例。随着稿本日记的进一步披露，对晚清政治、经济、学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必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①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127页。

②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232页。

③ 袁允橚等编《太常袁公行略》附《致上海中外日报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印本。

④ 张棡于其日记中述其阅袁爽秋日记遗稿云“京卿为拳匪事……遭惨祸，其生平著述甚富，闻均被匪略，散佚无存。”见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61页。

⑤ 沙孟海《沤簃日记跋》转述民国二十五年(1936)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载《渐西村舍日记》条云：“戊戌后三载所记，因置坐室，已遭毁灭。”见朱关田编《沙孟海全集》第7册，西泠印社，2010，第547页。

⑥ 袁昶：《日记摘录》本，第20页，上海图书馆藏。

⑦ 袁昶日记在清末进行的节抄，由次子袁梁肃主持；民国时期的节抄由四子袁荣叟进行，且袁昶门生屠寄参与了校定，均有批语留存。

⑧ 按：这些抄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共有五种，但仅存九册，可见其散佚严重。

⑨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7册，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第300页。

⑩ 按：南京图书馆所藏袁昶日记稿本二册，应是在袁荣叟捐赠上图之前就已散出，另外光绪四年(1878)二月至五月日记稿本题为《人海方轮记》，但下落不明，可见不仅是抄本零落，即便手稿本也在不断流散。

⑪ 朱关田：《沙孟海全集》第7册，第547页。

⑫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第125页。

⑬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4页。

⑭ 见袁昶《丁卯日记》卷首识语，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⑮ 如《渐西村舍日录十二》卷首有识语：“此卷赖鼎父指误之力，校出帀翕两字之讹，以是知朋友讲贯切劘，断不可少。”又《渐西村舍日课册癸》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六日注语：“沈兄子培阅之加圈，却非要语。”见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⑯ 袁荣叟《积矩斋日记》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五日：“恭读椿庭日记”；七月初六日：“椿庭命录椿庭日记数十条以为终身戒”；九月十二日：“与大哥同恭看椿庭日记一本半”等记载。见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⑰ 袁昶：《渐西村人日记》稿本，第16页，上海图书馆藏。

⑱ 袁昶：《渐西村人日记》稿本，第19页，上海图书馆藏。

⑲ 袁昶：《渐西村人日记》稿本，第21页，上海图书馆藏。

⑳ 袁昶：《渐西村人日录第十五》稿本，第62页，上海图书馆藏。

㉑ 日记脱页之例证，见于袁昶G4《庚午日记》第59页中夹签云：“‘九月十五日阻风’下应接(此间有四页错简，应移于此)‘自九月十五日以后箴曰以坚苦为体’。”可知该日记稿本错页情况早有发生。

㉒ 按：抄本C1《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中所记丁卯、戊辰年事即出自此二册，其第一页有缺文用□来表示，其所缺处即G1《丁卯三月至十一月日记九页》破损处。又C1《毗邪台山散人日记》第一页页眉处有注云“此最后抄出”，“此皆从残蚀本摘抄者”，是手稿原本即已经残损如此。

㉓ 袁昶：《濑斋日录甲》稿本，第1页，上海图书馆藏。

㉔ 袁昶：《濑斋日录乙册》稿本，封面，上海图书馆藏。

㉕ 袁昶：《濑斋日录丙册》稿本，封面，上海图书馆藏。

㉖ 袁昶：《濑斋日录丁册》稿本，第1页，上海图书馆藏。

㉗ 袁昶：《岩濑散人自课(戊册)》稿本，第1页，上海图书馆藏。

㉘ 袁昶：《岩濑臞民自课》稿本，封面，上海图书馆藏。

㉙ 袁昶：《畸逸悔民惜阴自课》稿本，封面，上海图书馆藏。

㉚ 据《袁昶日记》载袁氏一家光绪八年(1882)尚需典衣度岁，而自九年起经济状况大为改观，至十二年末会计一年用度已耗去白银一千五百余两，以后逐年增加，十五年有二千余两，至十七年更是达到三千余两之多。究其缘由，当与袁昶自光绪九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兼差总署，可以收受京外各种馈送之故。而其日记所用纸材发生变化的G24《濑斋日录甲》、G28《岩濑散人自课(戊册)》分别作于光绪十一年、十三年，正是袁家收入日丰之际。

㉛ 朱家英：《国家图书馆藏〈毗邪台山散人日记〉渊源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6期。

㉜ 《历代日记丛钞》第68-74册，学苑出版社，2006。

㉝ 罗惇曧：《拳变余闻》，《庸言》1913年1月16日。

㉞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八列传二百二十五“阎敬铭传”，中华书局，1998，第12385页。

㉟ 袁昶：《岩濑臞民自课》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十八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㊱ 《光绪朝上谕档》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十六日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19页。

㊲ 《光绪朝上谕档》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二十三日条，第136页。

㊳ 袁昶：《渐西村人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十九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㊴ 袁昶：《濑斋日录乙》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四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㊵ 袁昶：《渐西村人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廿八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㊶ 袁昶：《渐西村人日记》光绪二十年(1898)十二月初四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㊷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一《南北书派论》，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2204册，商务印书馆，1936，第553页。

㊸ 袁昶：《渐西村舍日录》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廿二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㊹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宝南》，载祝嘉：《广艺舟双楫疏证》，巴蜀书社，1989，第251页。

㊺ 如近人刘蕙孙仍谓曹真碑确为钟繇所写。参见刘蕙孙：《中国文化史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285页。

㊻ 袁昶：《渐西村舍日课》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初八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㊼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袁昶列为“五虎将”之一，在诗坛地位颇为重要，见《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9页。

㊽ 袁昶：《渐西村人初集》卷二，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5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97页。

㊾ 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首》称袁昶“渐西以吏隐，结想昆阆巅。山水并老庄，诗境玄又玄。平生沈乙庵，相喻夔怜蚿。”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㊿ 陈衍论诗即谓袁昶“五言古实以潘陆颜谢骨格，傅以北宋诸贤面目”，见《石遗室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74页。

51 袁昶：《渐西村人初集》卷七，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565册，第345页。

52 袁昶：《渐西村人日录丙》光绪三年(1877)六月一日条，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53 袁昶日记抄录者除其子允橚、梁肃、荣叟外，黄绍箕、梁鼎芬、伦明、尹石公、顾廷龙等人均曾参与其事，另屠寄、马一浮曾对抄本日记进行批校，形成了目前所见的包括《毗邪台山散人日记》《沤簃日记》《太常袁公日记》《乱中日记残稿》在内的七种节录本，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博物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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