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映元：包头死人沟的“梁山”（下）

包头死人沟的“梁山”（下）

刘映元

包头在解放以前是一个剥削消费的城市，除了大的商店，还有许多暗房买卖，并且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各种货物都在这里进出，客商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普通市民也是大吃二喝，所以乞丐和“跑腿子”的人把包头看成一个“乐园”。

只要和商店字号的伙房搞好关系，给他们揭炉灰、倒泔水，就可以把成桶的剩饭打闹回去。

遇到过生日或满月，乔迁开业，或是庆寿过节，念几段吉利的“喜歌”，更能讨到新鲜的酒食，自己吃不了还给人。

鸦片烟也可以用“偷鸡摸狗”的“外快”换到。如果肯拣些破烂，割些柴草，越发不缺零钱。

死人沟的乞丐，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方起，因为“梁山”禁止“锁”、“里”两家在夜间偷盗，晚上十二点钟即锁窑门，他们必须在这以前赶回。

死人沟的白天非常清冷，到了夜间特别热闹，每座窑洞都是灯火辉煌，有歌有唱，煤火炉子四周，放着茶壶和热饭的小桶，炕烧得滚烫，在数九天亦不寒冷。除了地下的尿桶熏人和墙上的臭虫与身上的虱子咬人，简直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

乞丐们吃完剩茶剩饭，每个人都摆着一盏“闷灯”，把鸦片灰子一吸，眉飞色舞地灰说，聊到天亮才睡。

内蒙古西部“讨吃三年，给官不坐”及“阳沟沿的鸭子，皮毛不好肚囊肥”的说法，就是指此种游民无产者而言。

至于在包头黄河两岸和阴山前后讨要的乞丐，的确有骑着毛驴装米装面的事，这不是梁外后山河套人憨厚，也不是粮食多得没有地方存放，而是“里家”和土匪勾通，并给官兵担任侦探，农民恐怕得罪了他们生事惹祸．才显得那样“慷慨”。

包头的乞丐，由梁山的暖窑热炕收容起来，如遇天阴下雨或是冬季严寒，还供给稀饭，并不是真用义气待遇他们，主要是派他们担任各个街巷的眼目，打听新闻琐事，注意行踪可疑的路人，要是不马上反映报告，出了问题便拿“拐挺”对待。

并且平时“头儿”也完全是家长式的统治，稍有不合，非骂即打，因此他们虽表面上是及时行乐，内心中也都有不少的苦闷，只不过是“高高山上一根棒儿，好活一阵儿是一阵儿”的泡混。但参加和脱离“梁山”都很困难，当乞丐也得拜师。

“锁”、“里”两家怕人稠地狭，收徒有一定限额，特别是“里”家考察更严，答不上“行话”，即驱逐出境。如果赖着不走，也有最残酷的对待办法，或是打成残废．扔在城外的山沟喂狼，或是找一个僻静地方把人活埋。

又“梁山”对内控制极严，“锁”、“里”两家的人谁也不敢泄露“梁山”的秘密。

为了封锁和保守秘密，参加进来的人就很难脱离出去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只有当了兵和准许离开包头的人，才有可能。因此“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也就多年来发展得非常平衡。

本来小偷和窃盗不包括在“里”家以内，可是包头的“梁山”，一方面给“大行”缉盗，一方面为了坐地分赃而通盗，也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组织当中。

凡是外埠来到包头的小偷盗窃，必须先到“梁山”上挂号，由“头儿”根据偷盗的类型，指给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黑夜偷盗叫“跑红条的”，白天偷盗叫“跑青条的”，一早一晚偷盗叫“打灯虎儿的”。

“跑红条的”分为两种人，站在房上巡风放哨，叫“登杆子的”，进入院中升堂入室，叫“跳池子的”，在分赃物时，“跳池子的”要比“登杆子的”多顶厘股。

“跑青条的”分为四种人，偷大商店门市部的叫“高买”，偷市场小贩叫“扫摊子的”，偷农民旱板车或毛驴驮子叫“滚轮轮的”，偷街上行人叫“捏把子的”。

他们各干一手，跑了“青条”就不能再跑“红条”，扫了“摊子”就不能再“捏把子”，指定在西前街活动，也就不能再到东前街游窜，谁要违犯这个规矩，被讨吃叫街的乞丐发现，回去报告给“梁山”的“头儿”，死人沟即派人扣捕。

初犯用“拐挺”殴打，屡犯不改，使送往萨县。如果听从“梁山”的指挥，可以一直在包头存在，不过这也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偷到东西以后，三天以内不得处理，恐怕偷在“碴儿”(有势力的人)上，“梁山”得给负责往回寻找；第二是东西变价以后，须以百分之三十捐献“梁山”做为“公益金”。

据“头儿”对小偷窃盗们说，这笔公益金，是为了作养活残废、埋葬死者、修缮窑洞、购买柴炭以及给祖师爷“领牲”唱戏等项的开支。

其实这些开支用不了多少，何况多由“大行”给拨款，结果是“梁山”从小偷窃盗身上征收了百分之三十的“重税”，都入了“头儿”的腰包，一直到包头设县建市以后，“梁山”还掌握着小偷小盗，只是这百分之三十的重税不能由“头儿”独吞，还得把一半孝敬刑事队长或侦缉队长一类的警官。但随着偷盗案的增多，头儿所得的仍然不少。

私入头儿腰包的，并不止此。如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梁山”的“头儿”就冒名顶替，领取过社会上的物资捐款。

一九二九年大旱时，华洋义赈会的赈米，也被“头儿”中饱的不少，至于凭借“梁山”的力量，作其他投机和讹诈的勾当，更手眼通天。在“梁山”全盛时期，“头儿”有大小老婆和大小厨房，“大行”的执事老板，到了标期周转不灵，也得以高利贷向他们借钱，“头儿”以正常和非正常的手段，弄个万儿八千两银子，比钱庄票号还来得快当，虽然列不入缙绅阶级里头，却是地方上真正有势力的恶霸。

包头死人沟“梁山”的没落，主要是以后的警察机关代替了他们大部分职权，其次是“哥老会”分裂了他们的组织。

在一九二五年杨万祯(小五杨)未被石友三枪毙以前，东川(土默特旗)、河套、后山和梁外，都是“哥老会”的世界，“白牛头”(非会员农民)简直无法存在。包头四面都被“哥老会”包围，“梁山”上有“出息”的人，看见“哥老会”快要独霸西北。

特别是“里家”的人便都参加了“哥老会”，后来却沦落为土匪。

只有“窝囊鬼”仍依靠死人沟过活，所以“梁山”的声势就不若过去煊赫。

经过日伪统治的八年，“梁山”的威望越发低落千丈，不过还管理乞丐和掌握小偷窃盗。我因好奇心驱使，一九四五年从陕坝回到包头以后，就想了解死人沟“梁山”的内幕，可是被鼓匠和乞丐吸了我好多纸烟，他们却坚不吐露其中的实况。

一九四六年春天，还是包头伪警察局长韩霁堂派他的刑事队长牛占田把死人沟的保长李根罗找来，才给我很详细地介绍了以上的情况。虽然时隔十四五年，但由于当时我在“奋斗日报”上写过一篇“访问死人沟”的通讯，所以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那次我参观了乞丐的贫民窟，并且到李根罗家里窜了一个门子。死人沟里边除过鼓房是四合院，其余都是窑洞，并停厝着不少的棺材，活人跟死人为邻。

有的是家庭窑洞，有的是集体窑洞，有的干脆和棺材住在一起，里边都被煤烟和灯烟熏黑．走进去非常阴森可怕。

我去的时候正是白天，只有五官四肢不全的人坐在炕上捉虱子，能行动的人都上街了，由哈叭狗儿给看守各自的破烂行李。这些哈叭狗儿看见衣帽整齐的人不住唁吠，每盘炕上，都有二三十条。

虽然我黑夜里没看见他们怎么样，但这以上所说的“梁山”兴盛时期死人沟是乞丐的“安乐窝”，气氛就大大不同了。

又到了李根罗的家中去看，和这些窑洞相较，更是有天堂地狱之别。一进院，三间大正房全是玻璃门窗，里边一律紫漆家具，墙上有八扇屏和自鸣钟，炕上是栽绒毯和红缎被，正中的神龛中有两座金碧辉煌的牌位，供俸着永乐皇帝和范丹老祖。

我问他“拐挺”到了那里，他说已被他叔父的徒弟带走。李根罗提起“梁山”的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并谈到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时他说：“辛亥革命时这里的人跟阎锡山当兵，有八个人在‘晋军’中升了团长和营长。现在有一个给孙殿英当过县长的人，也在这里讨吃。

抗日战争时我曾掩护过‘调查室’(军统)的人。你老兄的朋友在包头丢了东西，只要你老兄来找我，不出三天准能给找回。”这个封建把头言下非常得意，表示他仍在包头有很大的社会力量。

死人沟的“梁山”，除过辛亥革命时民军“秦晋蜀北伐先锋军大都督”阎锡山到了包头，曾派大同的李德懋前去招抚时，有人跟上萨县的张万顺(胖挠子)，随同同盟会会员王平章、绥远城将军云享、土默特旗都统经权和统带王家矩打过刀什尔，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而外；在这以前和以后的历次变革动乱当中，死人沟“梁山”的人，都是持着顺民的态度。

例如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扶清灭洋，“梁山”的人没加入“神兵”。民国三年“晋军”因缩编队伍不发遣散费激起孔庚部下哗变，“梁山”的人没有帮助反抗。一九四八年冬天，第一次解放包头时，“梁山”的人亦未作响应，抢占国民党的仓库。

而民国三年赵守钰的军队跟乌拉特三旗起义的部队在沙坝子作战，和同年卢占魁包围包头，以及一九三九年傅作义反攻包头与一九四五年董其武防守包头时，“梁山”的人却给“晋军”、日本军和国民党的顽固军稳定后方，并到城外担任侦探。至于他们为地主资本家看家跑腿，对老百姓欺诈勒索，更是平常事儿，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梁山”是什么本质。

它对于一切剥削统治阶级始终是俯首帖耳，他们真正是“好人的害，灰人的莱”。

也只有在旧中国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商业剥削消耗的城市，才能那样长期的泡混寄生。

新中国诞生后，剥削统治阶级被推翻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飞速前进，许多消费城市都很快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城市，农村也迅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农村，这些游民无产者都有了真正生存的权利和出路，这样的“江湖”组织也就自然而然地冰消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