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情结”

文|沈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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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平”一词是否被赋予过准确的定义?它是否包含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和平主义”的定义总是依赖于一定的背景。19世纪以来，这个大背景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无法完整地阐述这些变化，只能列举19世纪80年代至今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例子，以此来说明问题。

从1880年至1914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在许多欧洲国家是没有太大区别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用来指与苏联经验密切相联的共产主义政党，与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相对立。

而“社会主义”一词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则专指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尽管两个词语因时代和主体的不同而存在深刻的差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因为这两种思潮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这就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政治力量的建立。这种历史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让我们通过一个长时段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如何思考和实践“和平”的。

从1880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组织(或者说第二国际时期。

对“和平主义”一词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他们更愿意使用“反军国主义”一词，因为他们认为“和平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用语，目的是维护一种抽象的和平，但是却脱离了社会问题和阶级斗争。

实际上，“和平主义”一词最早是由一个国际和平联盟的精英群体所创造并使用的。这里要提到一位法学家埃米尔·阿诺，马克思批判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一个领导人，正是他在1901年格拉斯哥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词汇。

但是“和平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拿起武器。这个会议上提到的“和平主义”主要是法律意义上的表述，目的是针对不公正的暴力行为而采取正义抗争的可能性，并以合法形式去保护它。

因此，从源头上看，这种“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关联不大。与此同时，随着法国与德国之间冲突的增多，社会主义运动更多关注的是国际仲裁和维护和平的问题。当时，维护一种普遍性的和平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共识，由此也成为国际主义斗争的一种方式。

可以说，对于和平主义问题，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它既与法国大革命传统无关，又与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无关，虽然这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传承，但是它仍停留在资产阶级的狭隘框架中。所以，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它，并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意义。

饶勒斯非常赞赏法国大革命，对当时革命者提出的世界和平宣言也是非常支持的。根据这一宣言，法国放弃一切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而且永远不会动用武力去反对任何国家人民的自由。

一个世纪之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就是为了和平而斗争。饶勒斯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政治派别的批评，他们认为饶勒斯关于和平的主张和行动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

例如，罗莎·卢森堡就对饶勒斯在1911年出版的《新军队》中关于军队重组计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当时这个著名的社会党领袖一直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保护法国的和平?

实际上，《新军队》最初是为法国军队改革而制定的一个法律草案，后来印成书发表了，在当时传播很广，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者中被广泛阅读。《新军队》提出的和平计划，旨在保障法国边境的持久安全。

饶勒斯从历史角度为自己的武装民族观点进行辩护。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只有在防御性战争的情况下，才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

战争的确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只是自我防御，那么饶勒斯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反军国主义者。

罗莎·卢森堡对此书提出了批评意见。她认为饶勒斯所采用的概念都是法律层面上的，反而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存在和平。即使提高人民的民意表达程度，现阶段也难以控制和平与战争的转换。

通过将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法国的社会主义相比较，卢森堡认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在呼吁军队的重要性，也要求将和平与战争的决定交由人民做出，但是它始终相信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要求难以实现，除非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指明方向，但是一定要放弃用法律形式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那些幻想，因为这是对无产阶级最有害的政策。

这种争论其实反映了关于“和平主义”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思想其实并不完全排斥武装和战争，反而包含了这些内容。这种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不属于被优先考虑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争论的主题，并不是针对的主要目标。

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汇并不总是在一起出现。“和平主义”只是后来才被接受成为一个经常使用的词语，但这个词曾经备受左翼思潮的怀疑: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将其认定为“反军国主义”，因为“和平主义”这个词太抽象、太受限制。

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传统则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把战争给暴君，把和平给茅屋”这个口号开启了以革命名义发起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国际的左翼，尤其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人，坚决地批判这种理论。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必然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艾琳·佩蒂特在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写的前言中，就指出了卢森堡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意见。

卢森堡认为这种理论在当时只能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情况是，资本垄断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后出现一种“超垄断主义”或“超帝国主义”，从而消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由此保证了世界和平;另一种情况是，孤立大金融资本家或武器生产商中的一部分，并争取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

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不是一种特殊的利润源泉，而且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因素，因此有可能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联盟来共同推动和平事业。

在一战前夕，这两种结论都得到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间派”的支持，尤其是考茨基。这两种结论实际上与熊彼特的思想有一致性。

后者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病，而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应当没有殖民地或资本投资的外部领域。正是因为反对这种和平主义的思想，罗莎·卢森堡才愤怒地对其进行批判。

这篇文章是列宁在一战爆发两年之后写成的。当然，一战的爆发深刻改变了关于和平问题争论的实质，许多社会主义者已经明白，他们维护的那个和平目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战争的拥护者与和平的支持者之间不存在唯一的区分标准。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会议上，齐聚了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与会者之间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在这个会议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认为应将当前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也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因此，和平可以作为一个目标或是一个愿景，但绝对不是当前优先考虑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平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变化。1979年12月，北约组织决定在欧洲五个国家部署美国的导弹，由此遭到这些国家的强烈抗议，而西德的反应最为强烈。

与此同时，北欧国家的抗议也是此起彼伏，因为在东部阵营国家中，同样也部署了苏联的导弹。当时，人们经常说，“从英吉利海峡到的里雅斯特”是一条分割线，这条线以北国家的民众拥护和平主义。

人们曾在政治和宗教特性上去寻找原因，发现这些地区主要受新教的影响，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强大，深受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影响，而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却很小。因此，在西德之前，这里的和平运动就已经蓬勃发展了。

当前的形势并不明朗，哪些是今天的和平力量?如何表达和平主义和社会问题?在全球化新阶段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政治调控工具去保障和平?

虽然饶勒斯之后的世界已经改变，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某些根本性问题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存在。

在20世纪初，当法国和德国因为摩洛哥的殖民问题产生激烈竞争之时，曾经赞成共和派对马格里布地区的“东方主义”偏见的饶勒斯，毅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强调应当站在普世主义的立场来认识摩洛哥文明的特殊价值。

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饶勒斯当时已经感觉到南北平衡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当和平与宗教的关系无法回避的时候，我们应当想想前人是如何做的，因为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同样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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