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原作者魏廷荣。

魏廷荣(1890-1974)字庭蓉，别号停云阁主，籍贯浙江慈溪。天主教徒。早年毕业于中法学校（今光明中学），由法公董局公费派往法国留学深造。老丈人是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自然在法租界“路路通”。因精通法文，曾任中法银公司经理、中法协会董事、法工部局华董等。他还担任法租界中华义勇队队长（华人商团司令），法国政府曾授予其荣光宝章。魏廷荣经营地产生意，传说徐家汇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他。

魏廷荣先娶巨商朱葆三长女为妻，后又聘京剧名伶吕月樵之女吕美玉为妾，购得沙逊洋行买办皖人程谨轩在肇嘉浜畔的住宅遂吾庐,连同浜中小块陆地,扩建为花园，作为藏娇处（今肇嘉浜路740一750号是其旧址）。吕美玉是京剧花旦，曾主演过时装戏《失足恨》，轰动沪城。

华成烟草公司擅自将其剧照作为美丽牌香烟商标，成为名牌畅销烟。后吕母请律师鄂吕弓向会审公廨起诉，经调解达成协议：被告华成烟厂每销售一箱美丽牌香烟，须向原告付商标费10元。

当时法租界另一位“大佬”黄金荣曾和他争夺吕美玉，但当时“金荣阿哥”的势力远不是魏廷荣的对手，不得不向其让步。魏廷荣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正文

关于我在一九二九年间被匪徒绑架勒赎一案的复杂曲折的过程，俞钟骆先生所写的资料大体上是对的，但有些情节还不够详明，兹补充说明如下。

一、我被绑架及脱险经过

三个绑匪一上汽车，就用迷药把我蒙过去了。车子开到南市码头，他们把我当作病人拾上小船，摆渡到南汇六灶地保樊庭玉家中。上车的三个匪徒，其中有一个名叫樊仁根，是樊庭玉的叔父樊庭玉在小船上打接应。这都是樊庭玉后来告诉我的。其余两个匪徒的姓名，他也告诉了我，但我不记得了。

我被拘囚在樊家达五十天之久。到樊家三天后，樊叫我写信告诉家里人，说我安全无恙，叫家里人往杭州去和匪徒接头赎票。七月二十三日是我的生日，樊庭玉送了一碗面给我吃，说为我祝寿。他和我素昧平生，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这不是说明了绑架我的匪徒中有我自己的人在内吗？

在这期间，赵慰先常到我家里打听消息。有一次他对我家属吕美玉说：“你们的力量大，你一个月就有成千元的收入，拿出些钱来了结这件事吧。”又有一次，他很得意地对我家人说：“过八月节我可以发笔大财，到那时，我陪你们打大牌。”后来朱二小姐也告诉我们，赵在她面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并说：“你不要只看见魏家有钱，我也会有钱。”朱二小姐还骂他说，“这个人真该死，输成这个样子，有了钱还要赌。”

当案子将要破的时候，匪徒们都恐慌得很，准备将我撕票灭迹。有一天，我趁着匪巢里只有樊庭玉一个人的时候，就跪求他救命。他说：“我救了你，我自己就没有命。”我叫他和我一齐逃走，我养他一生。他说：“我跟你逃到上海，还是逃不出他们的手掌。”我说：“我们不回上海，一同去北方玩几个月再说。”这时他也知道风声很紧，别的匪徒都逃走了，他有家有室逃不了，心里当然也很恐慌。为了使自己脱身，他就答应和我一齐逃走。

在中秋节的那一天，天还不很亮，樊庭玉带着我走了很长的一段小路到江边，坐小船到龙华，再换坐轿子于深夜十二时到达土山湾天主堂，向朱神父借得五百元作往北方去的旅费。这时朱神父要打电话把我出险的消息告诉家里人，我恐怕消息走漏，又发生危险，阻止了他。

我怀着胆战心惊的心情逃出匪巢，在路上差不多搞了一整天，精神十分疲倦，原来打算在天主堂休息一下，等天亮坐火车去苏州住两天，然后去北京，但天主堂规定不留外人住宿，我和樊庭玉只得雇辆汽车到真如，不料真如旅馆深夜不肯开门，我们又坐原车回上海，在北站一家小旅馆里呆了几个钟头，天一亮就坐上火车到了苏州。

我在樊家的时候，樊庭玉只告诉我说：“你是被朱葆三的女婿绑票的。”但未说出姓名。在苏州的时候，他才明说要绑架我的是赵慰先，并说还有后台老板。还说匪徒绑架我，是有组织的，有充分准备的，参加的匪徒达几十人。但主要人物并不直接露面，而是一个又一个地辗转地接头。因此，他并不认识赵慰先，只认识朱竟成。而朱竟成也只认识吕若望，不认识赵慰先，只有吕若望认识赵慰先，陈仲衡认识赵慰先是吕若望介绍的。

我在苏州住了两天后，上海报纸把我脱险到苏州的消息登出来了。我的母舅王晋康随即到苏州来和我会面，要我先回上海安慰一下家里人，再往北方。他说，到上海时，义勇团里的朋友，会到北站来保护我，万无一失。这样，我就托我的朋友陆希伯陪着樊庭玉先往天津等候我，我和母舅回到上海，在家里住了三天，又启程往北京。这时赵还来看我，但我未见他。

二、赵慰先绑架我的原因

赵慰先从法国留学回来，失业三年，住在苏州他母舅朱竹坪家里。有一次我到苏州去玩，朱竹坪把赵介绍给我，托我裁培他，于是我就把他带回上海，住在我家，并且把他安排在中法银行当职员，月薪五十元，后来又请他在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为住在我家，他就认识了朱九小姐（我元配妻子的妹妹）。他和朱九小姐谈恋爱，说自己没有结过婚，但经了解，他结过婚，把对方抛弃了，因此我和朱九小姐的四哥认为赵有欺骗行为，不赞成这件事。但因朱九小姐本人愿意，终于成婚。

赵慰先住在我家时，装作非常老成的样子，平顶头，穿得很朴素，不抽烟，不竭酒，不打牌，说这些都不会。可是他和朱九小姐结婚以后，由于朱九小姐有数万元的陪奁，他就把真面日暴露出来了，不仅抽烟喝酒，并且经常到社月笙在姓吉里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这样，不到二三年就把朱九小姐的陪奁输得精光，于是就在我头上打主意。他说要绑架我的原因是我“为富不仁”，但是我在旧社会除了像资产阶级里其他的入一样进行剥削外，并没有做别的坏事。对赵慰先来说，我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准备和朱力小姐结婚时，曾向我借钱，除了我自己借给他五百元外，我的元配妻子还借给他二千元。至于其余的匪徒都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我的为人。由此可见，赵慰先绑架我的动机完全是由于赌博输急了，财迷心窍，并不是他和我另有什么矛盾。

三、赵慰先被捕与释放的经过

在我被绑架一个月后，我家里虽然把所谓“大侦探告密信”送给了法捕房，但并未要求建捕赵慰先，因为匿名信不能作为起诉的证据。赵的被捕，是由另一个匪徒把他供出来，而由法捕房提出公诉的。为了要往苏州逮捕他，法捕房叫我状请会审公摩签发可以出捕房到租界以外的内地协请缉拿的文件。一九三一年八月，法捕房探长和探目多人由我的大儿子元生带路，在苏州把赵慰先捕。

关于赵的犯罪行为，人证确凿，只有匪徙朱竟成帮了他一个大忙，在法庭上大骂我（当时报纸登载得很详细），并一口咬定说我三次到押所里要他扳举赵慰先，被他拒绝了。我和朱竟成素不相识，并无宿嫌，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不满？他和赵慰先也不相识，为什么这样帮赵？如果是有人指使的话，为什么单独指使朱竟成，而不指使其他有关匪徒如品若望、陈仲衡等？对于这些问题，我百思不解。

不错，我到过押所三次，这是捕房要我去看吕若望、朱竟成、陈仲衡，认不认识他们就是绑架我的人。去的时候，由西探长备了正式公文带着我到所长办公室。所长把三个犯人分三次提出来，第一次单独提陈仲衡，第二次单独提朱竟成，第三次单独提吕若望。

西探长问他们认不认识赵慰先。陈仲衡回答说：“认识。由只若望介绍见过一次面。”朱竟成回答说：“晓得这个人，但未见过面。”吕若望是认识赵的。这三个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也都说不认识我。提讯时，有西探长、看守所长和两个翻译在场，西探长亲自讯问，由翻译人居中传述，我坐在一旁米发一言。我怎能要朱竟成扳举赵慰先呢？

赵慰先被拘后，朱葆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只有米九小姐、赵班斧、赵含英、王正熙（受朱竹坪之托）不断地向我求情，此外没有什么人向我为赵说话。朱九小姐多次跪在我妻面前哀求，赵班斧断指写血书，我终于做了感情的俘虏，不考虑后患，请求拥房把对赵的控诉撤回。这完全是出于自动的，并没有什么外来的压力。

法捕房根据我的申请和赵班斧的保证以及一些见证人的口述、笔证，才向法院中请撤回公诉，并非是用这一手段来阻止法院把赵移解淞沪警备司令部。事实很明显，法院接受捕房的申请，则赵立时可以恢复自由，把赵移解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要经受军法华讯，这只对赵不利，法捕房何爱于赵呢？当时法院拒绝了捕房的要求，而仍然把赵移解淞沪警备司令部，究竟是出于尊重国家法令,还是山于悄负责任，企图推出门了事，抑或另有别的原因，这只有法庭当局知道，局外人无从了解。按理说，这也决不是由于赵慰先方面的人做了什么手脚，最初赵的辩护律师提出赵的身份问题，固然是想摆脱对赵不利的环境，但这时赵已可恢复自由了，赵方面的人费了无数心力所析求的目的达到了，又有何求呢？

赵慰先被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后，经过几个星期，被释放了，宣布无罪的理由还是以“原起诉机关已经撤回公诉”，“被告犯罪疑亦属不足”为根据。这里面是否有人为赵向军法机关打通关节，局外人无从知道。

四、赵慰先对我的反诉

赵慰先既可以绑架我，当然也可以告我。他一方面是泄愤，另一方面是没有敲到我的竹杠，心有不甘，所以串通警备司令部里的人来找我的麻烦，使我不得安宁。这从调人徐朗西劝我“烧点锡箔灰退鬼了祸”的话，就可以知道赵反诉我的企图。

普通法院不能受理军人的案件，军法机关当然也不能受理平民的案件，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但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我竟发出传票，甚至通缉，我对他们这样无视法律，不顾职权范围的行动，怎能没有戒心。为了保全自己，我就不得不请求法捕房保护了。

在赵慰先控告我以后，朱九小姐和赵班斧这些人都不来我家，我也不去找他们，双方处于僵持局面。还是徐朗西出面做调人，叫我的娘舅王晋康劝我拿出三万元来交给赵慰先去安排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叫朱竹坪去劝赵慰先。在双方同意以后，徐朗西出面请客，我和王晋康、赵慰先、朱竹坪都到了。当时我用一口箱子装着三万元现钞，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从此，淞沪蕾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提通缉的事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五、杜月笙与绑案的关系

杜月笙和这个绑案有关，并不是凭空怀疑，而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话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社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馆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例如：（一)他贩运烟土，曾托人问我打招呼，叫我不要过问，不要向法领事说，如果领事问起来，就说不知道。河是有一次义勇团团了查到一批烟土，人赃并获，他们打电话向我请示办法，我命他们将人犯烟土都解交捕房。第二天杜月笙就把烟土犯保了。（二）他开赌场，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在法租界公童会上，我和朱炎之公开反对过。（三）他要组织自卫团来扩充势力，法领事以已有义勇团为理由，不予批准，他怀疑我在法领事面前进行破坏。（四）为了帮助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发起组织共进会，叫金廷荪和徐朗西来要我签名赞成，我以一向不过问政治拒绝了他。听说他对这件事很不满，骂我是“寿头”，说我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他。（五）见面时，杜月笙对我表示十分亲热，叫我“廷荣哥”（其实我比他小两岁），说要和我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可是我对他却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他家里喜庆事很多，我往往是礼到人不到。他在家乡修建杜祠，落成之日，大事铺张，热闹了好几天，所有头面人物都亲去捧场道贺，我只随份送礼，没有去逍贺。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社月笙不会不衔恨我。最初他想拉拢我，叫金廷荪示意，劝我拜他做先生。我回答金说，“我平生不拜先生，也不收徒弟。”金劝我识相点，我还是不理会。这样，他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使我服服帖帖地入他的彀中。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帮匪的串连，于是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任何有旧社会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这一点，从我被绑架以后，杜月笙的一些活动也可以看得出来。（一）在我脱险以后，赵慰先被捕以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我的绑案无关。虽然樊庭玉告诉过我说，“有后台老板”。但是我在别人面前，在捕房里，在法庭上，并没有指责过杜月笙。他只要问心无愧就够了，何必登报声明呢？这不是做贼心虚吗？（二）赵慰先被捕后，为他辩护的律师是秦联奎和章士钊。这两人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出庭费很贵。赵慰先已经赌得倾家荡产，哪有力量请他们。这两个大律师很可能是杜月笙为赵请出来的，因为秦联奎和杜月笙最要好，解放前夕，还和杜一齐往香港。章和杜也一向关系密切。（三）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索识，但是赵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杜为何这样不避嫌疑地帮赵的忙呢？当然是怕赵露真情，对他不利。（四）赵慰先被释放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扳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扳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扳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先却把杜月笙扯上，若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六、其他问题

（一）关于樊庭玉的安置。樊跟着我从北方回到上海后，先是住在我家，改名换姓叫张伯年。后来我为他租了一幢房子，买了两部摇袜子的机器，让他把家眷接到上海来从事生产，约计花了一万元。此后他再没有麻烦我，大概是由于畏罪。

(二）赵慰先和赵班是否在帮，我不知道。但“大侦探告密信”里说赵慰先“拜山人作老头子”。赵班斧是那时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从他的职务来看，他和杜必然有联系，因为蒋介石和社月笙拉得很紧，蒋要利用杜在上海进行反共活动。

(三)其他匪徒,如呂若望,朱竟成等和帮会关系如何，和哪些大亨有来往，这些只有他们的同党才能知道，我不了解。

我经过这次事变，为了解除对方对我的嫉视，才三十九岁就辞去一切职务，蛰伏在家里，深居简出，偶然出门，总是提心吊胆，瞻前顾后。直到解放以后，我才敢大摇大摆地出门，想往哪里，就往哪里，夜里放心大胆地睡觉，即使有人敲门，也毫不恐慌。在新社会里生活，安宁偷快，我体会得特别深刻。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资料来源: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