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尼喇嘛及其所领导的“独贵龙”运动（4）

席尼喇嘛及其所领导的“独贵龙”运动（4）

伊盟政协文史委

“……自辛亥年冬，来历不明的汉人成群结伙往返我旗边界，明抢暗偷，弄得我旗牧民百姓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此时，旗府衙门张贴出了各村各佐抽出人丁巡逻旗地，发现动静及时报告的告示。因此，全旗大多数村佐都组织人力进行巡逻，保卫旗地。

可是参领图门，函启官巴音仓，参领章京松力布，台吉、参领旺楚克拉布丹，边吏查嘎岱达瓦，次官、台吉乌力吉德力格尔，台吉嘎尔玛等人．以旗府先前曾经发过‘沿我旗东部边界，可将五里长、三里宽的草地暂时出租给汉民垦种’的指令为借口，出卖大片旗地，大发放垦之财。

壬子年夏，他们鬼鬼祟祟勾结奸商，挥动马棒，略指四至为界，将我蒙古同胞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片牧场，肆无忌弹地廉价卖给汉商。对于他们这种出卖我旗土地的罪行，若加阻止，就被他们扣上种种罪名加以陷害。

此外，他们与王爷串通一气，在衙署里擅自安插各自的心腹，破坏了旗衙门的有关规定，继之，又与福晋娜仁格日勒狼狈为奸，结成死党，把新提任的和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新贝勒以及协理官员另行造册。……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之计，向札萨克王爷一再上书请愿，要求制止放荒卖地。

但是王府管家额尔敦仓依仗他得宠于王爷和福晋，竟敢无视旗府的有关规定，从中作梗。他不但扣押众官员的报告和决定，而且擅自下达增收徭役人丁和苛捐杂税的指令，逼得全旗牧民百姓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如今，衙门方面要对所谓的‘独贵龙’头目乌力吉杰尔格勒依法惩处，并且下令传讯归案。对此，我等申诉如下：

我们只求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水草、牧场有所保障，阿谀奸佞之徒受到制裁，盼望民众再不受苦难。因此，我们自发地组织了‘独贵龙’。我们呈诉的一切，都是事实，并非乌力吉杰尔格勒一人之所为。”

这时阴险毒辣的台吉旺楚克拉布丹和丹达尔等几个叛徒，已经投靠了封建统治者，充当了王爷的鹰犬，他们说什么“参加‘独贵龙’是犯罪行为，愿受官方任何惩处。

今后要解散‘独贵龙’，一心效忠王爷，并愿补缴前几年拖欠的全部官税……”以这种无耻的行径去讨好封建统治者。

贡都桑布台吉觉察到由于“黄险福晋”独揽旗政，不仅在王府发生淫乱事件，而且使广大牧民群众遭到不可忍受的痛苦，便打下了“金蝉脱壳”的主意。他发出公告说:“汝等民众所指名上书十余名官员之事，以及请求制定公正的法制，将旗政大权移交给新贝勒、诺彦等事项，均已上报盟长。

并请求盟长于明年(丙辰年)夏天派员来旗查处。当派员一到，定将你们的札萨克以及所有官员招至旗府，凡是被告，一定受到审处。”

贡都桑布发了一纸空文，又勒索了一千两“罚金”，然后溜回盟里，向盟长呈了如下的报告：

“……卑职躬身细察，认为所报‘独贵龙’系乌力吉杰尔格勒为首一事并不属实。如系属实，现有如此众多参加之人，岂不一察即获?可见‘独贵龙’之组织，实系众人志愿组成，并非乌力吉杰尔格勒聚众闹事。

况且民众上书之事，情况属实，并无伪言。现在，参加‘独贵龙’的众台吉、平民，均聚于乌兰陶勒盖庙上，疾首认罪，悔恨莫及。卑职已罚银千两，并勒令他们当即解散，各回其家，安分守法，不得再聚众闹事。祈请准予备案为盼!”

这次会盟的审判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又给乌审旗的民众造成了新的灾难。仅按人头向全旗民众摊派的“五食”——米、面、油和牛、羊，就逼得旗民们几乎倾家荡产。这次会盟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使他们的累累罪行大白于天下，也使他们把“独贵龙”及席尼喇嘛置于死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大大鼓舞了参加“独贵龙”群众的斗志，提高了席尼喇嘛的威信，推动了“独龙”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次会盟对“独贵龙”运动的叛徒，也是贵一个有力的打击。尽管叛徒旺楚克拉布丹、那旺诺尔布、宝音楚哈嘎之流，在班禅庙会议之际，协同封建势力向“独贵龙”进攻，以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手段，拉走了“独贵龙”中的一部分不坚定分子，组成了臭名昭著的的“六十安达”。但他们的狰狞面目却大白于天下，受到全体民众的唾弃。

“六十安达”是“独贵龙”运动的可耻叛徒，是革命洪流中的沉渣。他们一旦被革命阵营所扬弃，革命的队伍就更加纯洁，思想也更加统一。

席尼喇嘛没有处决娜仁格日勒，把她在全旗各地游乡示众之后，就放回去了。后来，察格都尔苏荣被革职。他们无处可归，过了一段流浪生活。但他们仍不死心。

1918年初，北洋政府指令将乌审旗大印，从朝克图瓦其尔之手收回，转交给察格都尔苏荣的儿子特古斯阿木古郎，正式委以乌审旗札萨克贝勒之职。这为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的东山再起，提供了良机。不久，察格都尔苏荣依仗其“父王”的权威，夺印篡权了。

这件事激起了全旗民众的愤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平，也加剧了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察格都尔苏荣看到当时的形势不利，准备投靠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

他与“黄脸福晋”密谋，想趁到乌审召烧香拜佛的机会，悄悄逃往外蒙古。但席尼喇嘛早已觉察，决定趁他们行动之机，除掉娜仁格日勒。

在那个时代，要处决一个曾经朝廷钦命的王爷福晋，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旦败露，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因此，事先要做缜密的安排，不能走漏一点声风。

那时候，社会秩序很混乱。特别是鄂尔多斯高原，到处土匪横行。席尼喇嘛与众“安达”经过反复地、周密地研究，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的混乱局面，来一个“混水摸鱼”，既要除掉淫妇娜仁格日勒，又要叫察格都尔苏荣以及上层的统治者抓不到一点把柄，无从追查。

1918年2月，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经过几天的准备，定在第二天天一亮就动身逃往外蒙古。不料，深夜突然闯进一伙人来，将躺在察格都尔苏荣身旁的娜仁格日勒赤身裸体地揪出去。察格都尔苏荣看到这般情景，吓得魂不附体，昏死过去。

席尼喇嘛按照预定方案，派了十几个人，将娜仁格日勒揪出外边，用一条粗毛口袋罩住她的头，’让她骑在一匹备着破木鞍子的马上，向巴拉尔驰去。多年来骑在乌审旗广大民众头上作威作福，恶贯满盈的女妖精——“黄脸福晋”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

察格都尔苏荣从恶梦中醒悟过来之后，不但说不清娜仁格日勒被谁人捉去，更不知道他的王印在什么时候被人拿了去。昏庸无能韵老王爷，虽然怀疑这件事和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有关，但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好忍气吞声地保住自己的性命了事。

事后，很快在全旗民众中传播着这样一种说法：“来了一群土匪，把‘黄脸福晋’干掉了”。

这次事件过后，乌审旗的旗政大权落到小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手里。特古斯阿木古郎与其老子一样，为了维持他的封建统治，对“独贵龙”同样恨之入骨。

他为了分化、瓦解席尼喇嘛领导的11个“独贵龙”，便指使他的走狗“六十安达”到处造谣惑众，扬言“谁若能报告娜仁格日勒被害的内情，不但赏白银五百两，而且封官重用……”。

当时，“独贵龙”里有一个绰号叫“灰鬼”的家伙，此人向来串通土匪，勾结奸商，无所不为。

当他听到“独贵龙”要秘密除掉“黄脸福晋”时，喜出望外，想趁机捞一把金银财宝，大发横财，因而积极参加了那次行动。可是，那次行动只除掉了娜仁格日勒，丝毫未动王爷的钱财，使他大失所望。这时，听到小王爷悬赏的消息后，又萌生发财之意，准备向王爷告发“独贵龙”，领取一笔重赏，捞到一官半职。

一天夜里，“独贵龙”的人马驻扎在芒哈图庙上，“灰鬼”偷偷地溜走了。对于他，席尼喇嘛和“独贵龙”的人们早已有所防备。

他一逃走，就被“独贵龙”的弟兄们很快发觉。第二天拂晓，当“灰鬼”走到宝寨巴拉尔的时候，便遇到了“独贵龙”的人马，把他干掉了。只剩下“灰鬼”骑的那匹全副鞍糖的花白马，在宝寨的巴拉尔里四处奔跑。当时人们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骑花马的“灰鬼”啊，

　　消逝在宝寨的巴拉尔里；

　　要想知道他的底细，

　　炮手满达就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