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救济职能教驱动力

中世纪英国行会诞生于天主教盛行之时，其活动深受天主教影响，因此，天主教教义对行会的社会活动有重要指导意义。《圣经》是天主教教义的经典之作，其对兄弟会之间互助友爱的记载甚多，对深受天主教会影响的行会组织的社会救济活动有诸多指导作用。

《新约·加拉太书》(6:9-10)中记载:“我们行，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新约·加拉太书》(6:2)中记载:“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新约·约翰一书》(3:16)中记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要求人们要积极行善，以真诚之心对待其他人，与行会社会救济职能相契合”。

《新约·马太福音》(25:34-40)在人子与万民的对话中，有关于关心贫穷的陈述。天主教教义要求对陷入困境的同胞给予关心和资助，提倡兄弟姐妹之间互助友爱，但导社会救济，表现在诸多领城和方面，指导人们在这一理念之下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在中世纪英国行会发展过程中产生深刻的影响。

总之，天主教教义要求互助友爱，互相扶持，保持兄弟关系，在行会生产生活中有重要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行会社会救济慈善职能的产生与发展，也促使行会成为当时社会慈善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加入行会的过程中。

除政治和经济目的之外，还带有一定的宗教目的要求洗脱原罪,以求获得当世的和乐和后世的尊崇。因当时行会良好的组织机构，很多人进入行会享受其提供的察教服务，从事许多宗教活动,实现自身宗教要求行会要实现宗教活动，必然与教会产生诸多联系，受到天主教互助友爱的教义理念的深刻影响。

此外，在行会产生初期，行会上层人物均是天主教徒，教义影响不足为怪。行会成立的条件来看，很多行会是由宗教特许状来实现的，且是建立兄弟会的许可证，而这种兄弟会组织得到了教皇的承认和许可，对行会的互助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13 世纪左右，弟会组织在英国发展最为充分分为宗教性质的兄弟会和经济性质行会所附带的兄弟会组织两种形式，均是平信徒基于同一信仰、同一原则自发组织形成的民间宗教自治组织，倡导成员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互助互援，实现一种平均主义的发展态势。

因此，教会对行会兄弟会的承认和认可，促使行会组织实行这种兄弟会式的互助和社会救济活动。正是这种教会对行会兄弟会的承认，进而形成一种世俗和神权的协定，遂出现行会捐赠教堂等外部救济行为。

行助教济活动的内容

就中世纪经济性质的行会出现的历史背景而言， 一直存续于中世纪始末的宗教性质行会的兄弟姊妹之间互助理念,深深凸显在经济性质行会历史发展过程中。9 世纪末，盎格鲁一一撒克逊时期的行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存在，其兄弟关系成为当时乃至后来重要的社会关系，即使它不能取代宗族关系。

1503年剑桥行会的规章之一明确记载:“本规章是经行会中的全体兄弟姊妹一致同意而制定的。”这在后面所提到的手工业兄弟会中提及，会长或执事的儿子的地位与其他的学徒都是一样的，只是存在财富和位置的自然优势，再没有别的什么优势。

盎格鲁一一撒克逊时期的行会组织，内部以兄弟姐妹相称，互助互援，共同维持行会的稳定，这一理念也成为行会组织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从词源学来说，最先记载于盎格鲁一一撤克逊的英国行会，这个单词可译为兄弟会( fraternity)或基尔特(gild)，表示行会具有这方面的职能和组织，互助互援思想必然表现在其中。

行会完成互助社会救济职能的事项颇为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行会成员由于某种原因陷入困境，成员所在行会会给予其食物或金钱上的帮助，帮助其渡过难关。

南安普敦商人行会规定，行会指定两人探视患病行会成员时，须给后者送去“两只面包、一加仑酒和一盘熟食。该规章制度强调商人行会对因病陷入困境的行会成员进行救济，保证其生计，此中类似的规定在诸多商人行会中得以体现。

为实现对困境者更好的救济，行会均设立公共基金,用来为行会成员提供帮助。伦敦的踢马刺行会设立公共基金，用以救助本行中贫穷者。

1341 年，伦敦的金匠手工业行会建立一个救济院:1441 年，约克的呢绒匠建立医院来救助本行会中的穷人、老人和病人等，伦敦木匠行会于 1333 年设置了一笔储备金，并申明:一旦任何兄弟姐妹由于上帝的旨意或疾病而陷于困以致难以自立。

那么从他生病的第三周起，在尚未脱离贫困以前，他将每周从兄弟会得到14 便士的资助。伦敦的轻白皮匠行会每周向弱者提供7便士的救济金。"此外，由于失业陷入困境者，行会要求其他成员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或者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作让与失业者。

行会已故成员的礼是行会救济措施的重要方面。行会对葬礼的出席人数、下葬方式等作了严格的规定。行会章程规定其他行会成员必须出席，助已故成员遗体下弊。

《赫尔桶匠公会章程》(1681)第6条规定，公会成员，或其妻子、孩子、雇工去世时，其他公会成员在得到会长通知后，必须和会长一同前往指定地点参加葬礼，违者罚款6 便。对于已故行会成员遗婚的教济，行会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伦敦的白皮匠行会每周向弱者提供7便士的教济金，当被资助者死后，“若其妻是一个有良好声誉的女人，且又洁身自好，没有再嫁，她也将得到每周7便士的资助。”赫尔织匠公会中，去世时仍具有赫尔市民和织匠公会成员身份的织匠，其遗婚在守寡期间只要遵循公会章程，便可继续从事呢织业，并可使用帮工和学徒。

行会的分享权制度。这在行会发展的三个阶段都有具体体现，尤其在商人行会和公会阶段表现明显。商人行会时期盛行分享权制度，要求行会内部成员所占有生产资料均等，保证生产产量的一致性。

公会恢复了类似商人行会的分享权制度。《赫尔桶匠公会章程》(1681)第13 条规定，如若某一公会成员在本市购买了 200(单位缺)原材料，那么他必须将其中的140(单位缺)转让给公会的其他成员:若购买了 300，则需转让 200”。

行会的社会救济活动不仅仅限制于行会内部，范围逐渐扩大，延伸到修道院学校、教会等诸多方面，充当了中古英国社会救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安普顿商人行会章程规定，商人行会集会时，行会成员除了支付集会费用，向会长和其他官员上缴酒和蜡烛之外，还需携带2塞斯特尔酒送给麻风病患者病人和圣芳济派修道士”。

同时，公会管理一系列学校，并捐赠了大批图书，一份伦敦的捐赠记录中记载，1403 年到 1483 年一共16 次共计捐献了20本图书。公会在寻求堂区兄弟会的庇护和助其举办宗教活动的同时，大量地向堂区捐赠教堂及彩色玻璃窗等，都是外部教济的诸多表现。

正是这些外部救济活动，行会获得了大量的由教会颁发的赎罪券。此外，行会救济职能在行东之间也适用。

这种互助互援的兄弟会关系不仅仅在行会内部施行，在不同行会行东之间也适用，尽管行东之间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但竞争关系并未导致行东间互助关系的破裂，一直相互补充着存在，共同满足城市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与渴望，也正是行会社会教济职能的重要体现。

除行会一些共性的救济对象外，公会具有一些独特的救济方式。公馆是公会兄弟会的标准配置，是公会成员宗教会餐的重要场所。据史料记载，在盐商公会的一张收据之上，明确记载，盐商成员为会餐制作基督教肉馅饼。

“公会之内的宗教会餐一方面是构建内部兄弟姐妹之情，联络彼此感情，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行会成员出于赛腹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跨越堂区的限制，奔赴公馆来享用食物。可见，宗教会餐也是行会救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面包分享(bread sharer)”是单词“公会(companion)”的一个积极的意义。

因为每个公会兄弟会的会餐要根据所在兄弟会捐赠者的财富数量而言，出现了多赛之分，进而出现“圣餐分享(holy bread sharer)”，这正是行会内部互助友爱和慈善的真正体现和真实表达。

综上所述，在行会内部成员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关系融洽，积极救助陷入困境成员，协助举行行会已故成员葬礼、安排已故成员遗媚的善后生活、配置生产资料的比例，积极做好了成员间友好关系工作;行会外部教济扩展到医疗、教育方面，两方面均践行了天主教教义所提倡的救济功能。

总之，无论行会成员内部救济，还是行会的社会性救济，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予以帮助，有效地保证了当时社会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