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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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治国政策与秦始皇的封建统治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推崇儒家思想，鼓励学习儒家经典，但并未禁止学者研究其他文化；而后者则采取严格的焚书坑儒政策，将各家思想剥离政治。自盐铁论之后，战国时期的思想自由再次得以恢复。在这个时代，天人关系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天人感应论几乎成为了主流观点。相关的议题还包括祥瑞与灾异的讨论，通常来说，朝代兴盛时祥瑞频现，而朝代衰落时则灾异不断。天下的性质，即“官天下”与“家天下”的问题也备受关注，这与朝代更迭密切相关。

在汉代，灾异思想深深植根，不仅来自天上，还包括地下，因为汉人认为天地本是一体，通过“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的过程分离开来，人则与天地同体，成为三才之一。虽然我们称之为天人关系，但实际上是天地人关系。天的知识涉及天文学，地的知识涉及地理学，而人的知识则涉及历史学。在先秦和汉代，天文、地理和历史成为最重要的知识领域。要了解人，就必须首先了解天地，因此汉人经常先探讨天地，然后再讨论人，尤其是人性。对于汉人而言，所谓的“天”并非指自然界的天，而是有意识的天，而“人”则不是指全体人类，而是指君主。汉朝中后期的一些思想家虽然真诚地信仰灾异，但也有政治家将其用作手段。

在西汉后期，灾异不断，面对这种情况，汉朝最高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举贤良方正之士商议对策，赐爵、免税、大赦天下以及罢免御史大夫等手段，但仍未能遏制灾异的不断发生。此外，西汉后期富豪贵族兼并土地现象严重，加剧了统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铁官徒起义以及小规模的地方暴动，最终演变为绿林赤眉起义。

上书言事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民间派的夏贺良，另一类是代表士大夫派的刘向。夏贺良试图通过改元易号的方式化解危机，但因未见效而被指责为“妖言惑众”。刘向则以灾异抨击外戚和后宫，虽然其用心良苦，但最终未能改变局势。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系统化的文化只有儒家和道家。在战时，实用和手段至关重要，而和平时期则更加强调道德和原则。汉朝在建立之初，统治方针和指导思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道家曾短暂占据优势，但自汉武帝以来，儒家一直是专制王朝的主导思想，直至清朝灭亡。统治者必须维持文吏和儒生之间的平衡，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统治的稳固和有效。

汉代的儒者不仅学习儒家经典，还涉猎其他学派的知识，如阴阳五行。同时，他们也吸收了墨家、道家等学派的观点。宦官和外戚的权力争夺也成为汉朝的政治问题。儒家知识分子运用阴阳五行来反对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尽管他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势力，但最终仍无法阻止外戚篡夺皇位。

谶纬学说在汉代充满活力，尤其与孔子密切相关。纬学本身就是解经的一部分，而经典则是孔子编纂的。很多儒者认为孔子本人就是谶纬的创作者。虽然孔子并非生而知之者，但他强调追求古代智慧，不断学习以正本清源。孔子的弟子，如颜渊和曾子，也被视为品德高尚的楷模，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常与历史名臣相提并论。

西汉中后期，谶纬学说在宫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汉宣帝。他身陷囹圄时，传闻狱中有天子之气，而在民间也出现了祥瑞迹象。宣帝的出现在民间，如拥有毛发光辉等神奇特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宣帝也代昌邑王登基，这与谶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密切相关，为他的称帝提供了合法性。然而，随着元帝时期的到来，汉朝逐渐陷入衰落。元帝时期子胤稀少，进一步加剧了统治危机。此外，自然灾害频繁，再受命论也不断卷土重来。最终，西汉风雨飘摇，为王莽所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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