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烟台女性杀夫案

前段时间我写文章，提到想写烟台女性社会史，有网友发来线索：

顺着这位网友提供的线索，我查了查这件历史上著名的案子，发现真是太有意思、太有代表性了：这件案子里集中了皇权、党政、女性地位、法律、民俗（丧俗与婚俗）等多个社会层面的问题，是真正可以管窥宋代社会各方面的切入点。

关于这件案子，研究者甚多，现简单说一下它的经过：

根据《宋史•许遵传》及司马光的奏章《议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而自首状》的题解中的记载，北宋神宗煕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现烟台）发生了一起案件：

“妇人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成亲后嫌韦阿大，夜间就田中用刀斫伤。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阿云遂据实招通。”

“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拮之，欲加刑掠，乃吐实”。

两段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该案的过程也没有疑难：阿云在母亲去世、守孝期间，被聘与韦阿大定婚（一说订婚但未结婚，一说已婚）。因为嫌弃韦阿大长得丑陋，就趁他睡觉的时候，砍了他十几刀，但没有将人杀死，只是砍断了其一根手指。案件发生后阿云被县尉捉拿，随后招供。

阿云姓云。宋承唐制，在女性供状中都会在姓前加“阿”字为称呼。

该案的事实简单明了，其争议在于法律条文如何适用。

这个案件一路上报到中央的审刑院和大理寺（当时规定死刑必须层层上报，一直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刑部等部门核实，最后皇帝确认才能执行），两司的法官按照《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的律文，判处阿云绞刑。

案件在这里出现了第一次波折：两司法官们因阿云与韦阿大订婚是在母服之内，二人的婚姻本身就是违法的这一理由，以其情可悯与其刑可虑的祖宗旧法将案件上报宋神宗。宋神宗也根据惯例（所谓惯例就是皇帝在一般情况下都会从轻判罚），“敕贷其死”，也就是免除了阿云的死罪。

宋神宗

案件到这里本该结束。但第二次波折出现了：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对两司的判决产生异议，他认为：“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阿云不应当判处绞刑，而应当用按问欲举条款减罪二等。

这一段出自《宋史·刑法志》的文字非常之重要，可以说是之后整个争论的核心。第一句所引用的律法，出自《宋刑统卷五·名例律》，意思是如果因为其它罪行，如偷盗，而导致别人死亡或受伤的，偷盗罪可以自首，但杀伤罪不准自首。第二句的意思是，许遵主张将“谋”与“杀”割裂为两件事，将预谋与上面举例的偷盗等罪放在一起，认为“谋”是独立罪名，因此得出阿云可以“按问欲举自首”减刑二等。

许遵的奏章传到神宗那里，皇帝下令让刑部复查此案。结果刑部维持原判，认为审刑院大理寺的判罚并没有问题。不久之后，许遵被召回中央，任大理寺卿。这一认命遭到了御史台言官们的反对，认为他在阿云案中议法不当，上书弹劾他。而许遵“不伏，请下两制议。”就是向皇帝请求由内外两制讨论此案（内制指翰林学士，外制指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因此神宗便下诏让翰林学士王安石与司马光共同讨论此事。

接下来的事，不仅仅是法理和案件讨论，慢慢上升到了新旧制度改革和两党之争。

王安石支持许遵，司马光支持刑部，各执一词，分别上书神宗表达观点：

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但其大意在《文献通考·刑考九》中大致保留了下来。他的意见主要是解释“谋”与“杀”是二罪，同意许遵的观点。分析过程比较复杂，我提取其中一个重点来说。王安石引法律条文：“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这已经将谋杀与已伤、已杀分为了三等刑名，所以谋杀的“谋”确实可以作为“所因之罪”。最开始二司将允许自首的谋杀和不可自首的已伤合二为一，有失律意。“谋杀”是“已伤”得原因，按照许遵所引律法，“谋杀”是可以自首的，“已伤”是不可以自首的，二者不能合二为一。

王安石

司马光的上书就是前面提到的《议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而自首状》，收录在《司马温公传家集》中。他完全反对许遵的观点，他的分析过程和逻辑层次也特别复杂，有很多专门的论文逐条分析，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他原文的旁征博引很容易引起读者混乱。我也提取其中一点来说：他认为许遵引用的那条法条的原意是有些犯人因犯他罪（如买卖人口、劫囚等），犯人的主观意愿不是伤人，但犯罪过程中导致有杀伤，怕犯人因已伤人而不愿自首，所以特意申明“得免所因之罪”。这才是那个法条的原意。不能因此将“谋”与“杀”分成两罪，否则很多案子的判断会因此混乱，例如“故杀”“劫杀”“斗杀”等。所以他认为“谋”字只是“杀”字所生之文，并不是所因之罪。

司马光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和许遵的观点并下诏。

但御史中丞滕甫认为皇帝的诏书不妥，奏请再次推官评议，御史钱顗(yǐ)则更进一步要求罢免大理寺许遵的官职。由于双方矛盾冲突较大，神宗再次下令，命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重新审定。吕公著等人与王安石意见一致，这一次两制议得到了统一结果，因此神宗便下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这是熙宁元年七月的诏书。

但法官齐恢、王师元又上奏认为吕公著等人意见不当。于是神宗又下诏让王安石与法官们反复辩论，结果双方互不相让，一直拖延到了第二年。到了熙宁二年庚子，宋神宗又下诏:“自今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敕裁。”甚至将可以考虑减刑的罪名扩大到了谋杀已死。

诏书下达，刑部长官刘述等不服此诏，奏请下之中书、枢密院合议。皇帝认为不需再议。在众臣的坚持下，皇帝命宰相富弼时与王安石再议。二人意见相左，最终富弼时以疾病辞官。

这一次，神宗最终拍板，于熙宁二年八月下诏书“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此外，为避免再次出现问题，神宗将刘述、丁讽、王师元等法官贬出京城。这一场耗时一年多的大辩论，以“谋杀已伤可首”、以王安石一方获得初步胜利的结果，暂时落下了帷幕。

登州阿云案，几经反复，涉及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翰林院等多个国家机关，牵涉诸多朝廷大员，尤其与当时的王安石变法相关联，由此从一个不大不小的案件，引出法律修改、皇权与臣权的博弈、新旧制度的交锋等诸多问题，影响可谓浩大深远。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研究，例如清朝著名学者沈家本在其名著《历代刑法考》中就重点记录了中国古代法理学的重要案例“登州阿云案”。现代也有高洪雷著《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论文和科普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这个案子，真是写女性社会史的好素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