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邮工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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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各种契机，在新思潮的渲染之下，传统女性的家庭地位不断被弱化，女性的就业领域不断拓宽，并逐渐活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而伴随着近代中国邮政业务的发展，女性邮工亦应运而生。虽然在近代邮政体系中，无论就数量、规模，或是所发挥的重要性而言，女性邮工都不如男性邮工，其产生时间亦较男性邮工为晚，但如若将女性邮工纳入近代职业妇女运动的视野中，女性邮工却有着不同于男性邮工的独特历史，且发挥着异于男性邮工的特有作用。因此，近代女性邮工的出现别具意义。

一、女性邮工产生的背景

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女性邮工的出现与彼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妇女就业思潮的兴起、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教育的普及、邮务管理权的收回及中国邮政经济的发展等因素导致了邮政系统内部性别限制的松动，进而促进了女性邮工的出现。

妇女就业思潮的兴起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西方妇女进入职业领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许多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谋取男女职业的平等，使得西方妇女就业率大大提高，当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对彼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触动。与此同时，中国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至五四时期，社会鼓吹女性就业的言论与女性就业的实践蔚然成风。许多倡导家庭革命的知识分子把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一大关键，女性职业权受到重视。此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越发高涨，许多知识女性一方面批判社会上有关阻碍女性就业的保守言论，另一方面展开了争取男女职业平权的斗争，不断争取男女平等的就业机会与薪资待遇，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业性别限制的“松动”。最终，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妇女就业领域不断拓宽，新型妇女职业不断涌现，而邮政系统中的女性邮工正是其中新型妇女职业之一。

女性教育的普及

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是外国传教势力创办的教会女校，后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民间开始创办自己的女子学校。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更是被正式纳入官方正规的学制系统。进入民国以后，女子教育体制逐渐完善，女性受教育人数迅速增长。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有很多，而女性教育的普及水平是制约女性就业的首要因素，教育可为女性进入职业领域创造基本条件。邮局对职员的学历与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要求，而民国女性教育的普及，为女性进入邮局工作制造了契机。

邮务管理权的收回

中华邮政自创立以来，邮政人事管理权长期操纵于外籍人士之手，并长期将女性排斥在邮局之外。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南京国民政府趁机将外籍人士任职邮政总办的官衔改为“邮政会办”（会办即副职），从而结束了外籍人士充任中国邮政总办的历史。至此，邮政管理权从外人手中收回，邮政总局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为20世纪30年代邮局完全破除“女禁”做了铺垫。

邮政经济的发展

中华邮政自民元以来，无论是邮政局所的数目，还是邮路的里程，又或是邮政经营的业务，总体上都在不断地拓展增加。此外，中华邮政的经营业务繁多，包括邮件、包裹、汇兑、储金、邮转电报、代购书籍、代售印花等业务，且随着邮政事业的发展，邮政经营的各种业务量亦逐年增长，且不断开拓新业务。如1929年开办航空汇兑业务，1931年创办简易人寿保险。女性职业的拓展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中国邮政经济的发展，直接给女性入局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二、女性邮工录用初期的舆论争议

受时局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湖南长沙招收的第一个女性邮工仅仅只是昙花一现，此时的邮政系统还未正式破除“女禁”。后随着女性就业思潮的传播、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教育的普及、邮务管理权的收回，以及中国邮政经济的发展，至1930年代初，邮局终于破除“女禁”，开始正式录用女性职员。然在女性邮工录用之初，在邮局内外却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女性邮工的舆论争议问题。

破女禁

邮局录用女性职员由于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岗位较适于女性，且其录用学历要求相对较低，故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先于邮政总局招用女性职员。1930年5月中下旬，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开始在报刊上刊载录用女性职员的广告，包含招用女性职员的年龄、资格、考试试题、薪资待遇等内容。邮政总局亦紧随其后，向交通部呈请录用女性职员，拟暂于各邮政管理局及繁盛地区的一等邮局中，不分性别，统一招考，对女性职员先行酌量试用。1930年5月22日，交通部发第二三五七号指令，对邮政总局的呈请予以回应：“按照男女平等原则，自应不分性别，一律准予考试，俾免向隅，惟关于假期及调遣等项办法，应即详细规定”。至此，邮政系统正式破除“女禁”，女性得以进入邮政的大门。

邮局录用女职员的讨论

首先，在邮局招用女性职员的原因方面，因各方所站角度不同，所持观点亦存有差异。1930年6月7日，“昂藏”在《正气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邮局中之女职员》的文章，该文指出由于上海邮局营业发达，“应寄递之函件骤增”，使局内原有拣信生不敷支配，为免除寄递上滞迟之弊，故招考女性职员，专司拣信之责，以补原有拣信生之不足。此外，亦有人认为近年来，随着邮权收回，邮政腐化趋势越发严重，“当局之招考女职员，或者有意整顿邮纪，冀图改良”。然笔者以为，如若是为解决邮政的腐化问题而招用女职员，作用似乎是微乎其微。还有人从经济原理方面着眼，认为女职员薪率较男职员为低，但工作效能却几乎与男职员相当，故推论当局录用女职员之意，是为了节省开支。

女邮工的“花瓶”形象与反“花瓶”论述

20世纪30年代，与知识女性大规模进入职业领域同步的，还有其职业形象的塑造，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职业妇女的“花瓶”形象。作为职业妇女中的一员，女性邮工无疑也逃脱不了时代所赋予的“花瓶”形象。在邮局招考女性职员之初，时人对邮局录用女职员之评价就不乏“花瓶”意味。如“昂藏”对上海邮政管理局招考女职员一事评论道：“此次招考之举，尚属破题儿第一遭，今后上海邮局中，嗔莺叱燕，衣香鬓影，想当有一番新气象。”

这位道学先生听了邮局招考女职员一事之后，不禁摇首太息，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古有明训，现虽社交公开，然晚近世风不古，道德沦丧，邮工们都年纪轻轻的。“能如柳下惠坐怀不乱者有几能如关云长秉烛达旦者又有几？如果邮局实行男女合作，将来难免有许多佳话流传。”一位资深邮员预言：“将来男邮员之衣养费与交际费，必将多支出若干。”职业妇女的“花瓶”隐喻，有时甚至成为女性步入相关职业部门的“阻碍”，进而导致女性对部分职业“望而却步”。

面对投射于女性邮工身上的“花瓶”形象，她们亦进行了一些反抗与回击，但收效甚微。

总结在时局的变迁之下，中国近代女性邮工应运而生。女性邮工录用之初，由于尚缺乏针对女性邮工相对稳定的录用政策，故而引发了诸多争议，由于这一时期女性邮工人数占比绝少，相关围绕女性邮工的讨论以男性为主，而女性邮工的声音却略显微弱。尽管如此，我们亦不能忽略女性邮工们这少许微弱之声。从这一时期女性邮工的发声观之，她们的维权意识业己初显。虽然这一时期女性邮工们的发声未曾掀起轩然大波，但其作为女性邮工维权意识的初显，为全面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维权活动奠定了一定基础，在近代女性邮工的生命历程中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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