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老欧洲对俄国有一种源自于历史的惯性恐惧，这种恐惧也根植于内心的原始冲动。

在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庄维奇安普顿，有一座很小的教堂，教堂里有一座战争纪念碑，实际上也是墓碑，因为这里埋葬着本村的五名士兵。

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为效忠国家而死

长眠在克里米亚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公元1854年

没错，这些士兵死于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英国人在那场战争中，一共有两万多人阵亡在千里之外的黑海走廊，他们是为土耳其人抵抗沙皇而死的。

就像如今他们为乌克兰而战一样，只是这一次他穿着乌克兰人的军服。

同样对于法国人而言，克里米亚的记忆也是残酷与血腥的，十万法兰西子弟丧生于此。

这种残酷是难以想象的，仅仅是在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英法联军就围城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每一次的冲锋，都像是通往地狱的狂欢，在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后才攻克这座叶卡捷琳娜时代修筑的要塞。

今天如果去塞瓦斯托波尔，你会见到有多达数百座纪念碑，矗立在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里，这是那场战争中丧生的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名俄国军人的墓碑。

称他们全是俄国人可能并不准确，事实上其中也有许多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等信仰东正教的民族的军人，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汇集于此。

是的，克里米亚战争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场宗教战争。新教的英格兰人，天主教的法兰西人与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这里与东正教徒一决高下，无关善恶。

他们不去追问原因，他们只是奋战至死。

有人会问，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不都是耶稣的信仰吗？为什么英法俄要同室操戈呢？

作为中国人，有时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宗教究竟有多大的魔力，让人能够如此毅然决然的慷慨赴死。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神而去发起一场战争。

中华文明可以说是人类主流文明中唯一没有出现，超越世俗权力的祭司阶层的文明。

对于笃宗教的人而言，异端往往比异教徒更可恨，由于对上帝不同的理解，让他们成为彼此的异端。这种原则不局限于欧洲，也不局限于宗教。

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加可怕，攘外必先安内。

时至今日，依然有鲜活的事例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比如在中东叙利亚，为了异端之争，他们在争先恐后地引进异教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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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战争中服役于塞瓦斯托波尔。他在战场上所见所闻是《战争与和平》这部著作的灵感来源之一，只是书里的背景换成了拿破仑的远征。

正是由于拿破仑东征俄国的大溃败导致了法兰西帝国的陨落，给了俄国人首次问鼎欧陆霸权的机会，俄军尾随法军一路西行，贯穿了整个欧洲。

1814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在巴黎凯旋门前检阅反法联军，在他左右两侧站着的是普鲁士与奥地利，在他的影子下则是整个欧洲。

1815年9月，俄普奥三皇签署同盟条约，标志在后拿破仑时代形成了一个以俄国为主导的欧洲大陆新秩序。俄国作为盟主，策划了希腊的独立，镇压了西班牙与意大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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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4年折戟沉沙于克里米亚，俄国的霸权才宣告终结。

熟读欧洲历史的人会发现，每当西欧内部趋于统一的时候，就会在强人领导之下发起对俄国的远征。

比如拿破仑与希特勒。

看起来似乎是欧洲对俄国高傲的征服，其实这是源于恐惧的自卫行为。因为你不趁着强大的时候去打败他，那当你衰落的时候又怎么能够独善其身。

这与曾经汉民族对待草原游牧民族的心态是一致的。

历史上发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城有两次，除了英法联军之外，德意志人也曾这里战斗过。那是在1941年至1942年苏德战争，不可一世的德军在围城九个月之后，成功的占领该城。

但伤亡依旧是不可避免的惨重，在城内无数的堡垒和壕沟志之下，以及故意修建成如迷宫般的战事隧道面前，德国人留下了两万四千具尸体。

一将功成万骨枯，名将曼斯坦因因此跻身元帅之列。

总结历史经验会发现，俄国人或许会输掉一场战役，会沦陷大片国土，但最终他们总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尽管在多数时候它的综合国力可能不如西欧，但是它始终拥有极顽强的生命力，生命力可以转换成战斗力，所以它被称为“战斗民族”。

1945年，苏联红军尾随败退德军一路西行，攻克了普鲁士人的国都柏林。重演了一遍1814年沙俄军队尾随法国人进入巴黎一样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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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沙皇亚历山大的诉求与斯大林也高度一致，他们两人追寻的不仅是要卫国战争的胜利，更是要向西输出霸权。

亚历山大一世的霸权只持续三十年，而苏联红军的威权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柏林墙的倒塌。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整个西方世界进入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癫狂，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正在面临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他们组织起来一支干涉军，成员包括战胜国如美日英法，而战败国德国竟然也混迹其中。

仿佛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仅仅只是他们的一个误会而已，而俄国的革命才让他们真正如临大敌。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的革命遭到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的例子只有两回，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另一个就是俄国十月革命。

1981年的九月，在波罗的海沿岸。苏联举行了人类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庞大的军事演习，这一年西方的恐俄症达到了巅峰。

他们对俄国人的恐惧，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黄祸”合为一谈。所谓“黄祸”就是指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蒙古人曾经把基督教世界打得满地抓牙。

今日多数欧洲人认为继承蒙古黄祸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当代蒙古人，而是俄国人。他们认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就是莫斯科，每一位俄国人都有一定鞑靼人的血统。事实上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的确源自金帐大汗扶持，它取得了替大汗征集税收的权利，并因此成为全俄最富裕强大的公国。

为了抵消苏联军力的威胁，欧洲集体让渡出一部分权力给北约，让北约执各国牛耳共同抗敌，长期来看这不是个好的选择，但这是在短期内快速缓解恐惧最有力的办法。

相比之下，欧洲不恐惧中国。虽然当前西方最大竞争者按理说应该是我们中国，但目前为止他们依然没有像对待俄国人一样对待我们，理由很简单的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他们不恐惧中国。

因为中国没有攻陷过柏林，没有在巴黎阅过兵，没有发动一场战争让对方死伤数十万人，甚至是百万，我们也从来没有在欧洲树立过霸权。

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中西方虽然也屡有冲突，但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或则说是不对称的。

诚然，客观的说将鸦片战争与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历史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英国而言或许就没有那么浓烈，发动对清朝的鸦片战争，只不过是在英国下议院一次例行投票中决定的，为此他们只派遣了一支总兵力为四千人的远征军，这其中大部分兵员来自印度。

这与英国人在欧洲大陆任何一次战争的都是不能比的，他们不会为了伤亡仅数百人的军事行为而去树立一座纪念碑。

而朝鲜战争则更多的被它们看作是美苏冷战中一环，中国只是枚棋子。

事实上在美国，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存在感都要比朝鲜战争强得多。

真正恐惧中国的是那些在历史上与我们产生密集交集的，现实利益又各自南辕北辙的国家，如我们东边邻国日本。

好了，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上浅浅谈了一些看法，这只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