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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是太平军主要战略后方，由英王陈玉成负责守御。

皖北战士英勇善战，是太平军的主要机动打击力量。自1858年夏，庐州会战以来，陈玉成兵团一直东西驰骋，所向披靡，以皖北人方物力支持太平天国大局。

湘军兵力不足，侵皖殊非易事，李续宾推行曾国藩前期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结果招致军歼人亡。

历史的教训使曾、胡三思，只能根据现有兵力，制定今后全盘战略发展计划，确定下一步军事行动目标。

1、安庆会战的背景

在1859年11月的《遵旨悉心筹酌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进攻计划，确定了攻所必救、决战安庆为第一阶段的近期战略目标。第二阶段则是金陵会战。

在分析敌情时，曾国藩从政治角度考察把农民起义分为两类。

一为建设政权，拥有固定战略基地，进行统一作战的所谓“窃号”之贼，一为没能建立政权和进行流动作战的所渭“流贼”。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提出日后的总体战略进攻计划：

“欲廓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

可见，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洪秀全统一政权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从上游向下游发动战略进攻，逐步推进，持续攻剿，“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先剪枝叶，进攻安庆、庐州、滁县、和县、芜湖，撤除金陵外屏，后拔本根，最后攻下金陵；而“廓清诸路”即镇压石达开部、捻军等“流贼”，应在攻灭太平天国和攻陷金陵之后，之前则以堵为主，“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

这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时间先后和战略方针颇有区别。

根据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制定了攻所必救、决战安庆的近期战略方案，决定发动安庆会战。

他认为：

“自洪杨内乱，镇江克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叠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

因此，必须将湘军的战略重点落实到太平天国门户安庆，与陈玉成兵团决战皖北。

这个战略方案要求将湘军集中于主要战略方向，这样，太平军“不特不敢北窜齐豫，并不敢一意东顾江浦、六合，盖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根也”。

因此，清军将能夺得战争全局的战略主动权。

纵观战争全局，清军除了以湘军围攻安庆为中心的西线，还有以苏杭为战略后方，以江南大营为支撑点的东线，以及对付淮河流域捻军的北线。

2、曾国藩“非皖莫顾”战略方针的优势

曾国藩都一直坚持非皖莫顾的方针，排除来自敌我双方欲将战略重心他移的各种干扰，集中兵力于西线，以保证攻所必救、决战安庆的战略方案的实施。

首先，拒绝开辟新战场。

胡林翼曾建议另辟苏北、江浙两大战场，分别从扬州、杭州出发，以金陵为目标，作向心式进军曾国藩一军则从皖南徽宁“鼓行而前”，与取皖北的“怀桐之师会于当涂”，三路大军分进合击天京。

但是，曾国藩已经接受分散兵力、处处挨打的失败教训，“行兵持重，必无后顾而后动…不能用其议”。

曾国藩当时反对开辟新战场和三路出击，以集中兵力于西线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证之后事，1860年秋冬面临太平天国五路西征的强大攻势，曾国藩用以进行安庆决战的江南江北兵力尚且不敷支缀，如早先分兵，后果将不堪设想。

次之，拒绝东援西撤。

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东征苏常，建立了苏南根据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咸丰帝数日内三颁严诏，“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苏常”，改变战略重点，“以保苏常为第一要务”。

曾国藩坚持自已的战略主张，不撤安庆之围，力求“得以上制下之势”，“建瓴而下”，认为取道宁国、广建一带从东路赴援，则“主客形势全失”，拒绝东援苏常之命，只愿分兵南岸，进驻祁门，算是给咸丰面子。

陈玉成、李秀成两路大军经略湘军后方，欲夺军事重镇武汉，引起湘军内部普遍慌乱，为对付这两次危机，素称“胸有大略”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已沉不住气，责怪自已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于二月李续宾、副都统舒保驰援武汉，又于五月从安庆前线调成大吉部渡江回援武昌，继之胡林翼亲自“自太湖拔营回鄂省援衡”。

与此同时，撤安庆之围的议论纷纷。

曾国藩恰恰相反，反对主力西撤。

与不少人对太平军二次西征武汉战略意图“卒莫知其所为”不同，曾国藩的认识判断较清楚。

他反复申明，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池，“背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虽然“取势乃至千里之外”，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救援安庆。

他甚至断言：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竞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面临：

“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占下风”的局面，曾国藩下决心打赢“关系天下安危”的安庆之役，“…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为此，他反对胡林翼牵动整个围攻安庆的战略布置，撤主力西援湖北的行动规划：

“润师欲弃太（湖)、潜(山)、石牌三城不守，万万不可”，主张“仍守原议”，力排“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和“弃祁、黟等县，敛兵退保江境”等西撤之议，甚至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清廷旨调正在进行安庆之役的曾国藩属下唯一一支强悍的机动部队，鲍超三千人北上“勤王”时，曾国藩都设法拖延，终至不果。

在准确判断对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曾国藩拒绝东援西撤，具有实施既定战略的坚定性，从而调动陈玉成兵团离鄂返皖，并对其实施预先布置的沉重打击。

曾国藩的预言不幸而被言中，陈玉成回援失利标志着太平天国正确的二次西征战略计划半途而废。

这样，曾国藩得以继续保持战略主动权。

战史表明，曾国藩执行“非皖莫顾”的战略方针，拒绝开辟新战场，拒绝东援西撤，是取得安庆决战胜利的重要前提。

客观地说，李秀成消极迁延，未能如期与陈玉成会攻武汉，实在是第二次西征未能成功的关键原因，一旦武汉到手，陈、李兵团直趋安庆，战略决战的胜券，亦不见得归于曾氏，曾国藩如愿以偿，除了他的战略指挥上的坚定有力外，还得之于太平天国的战略失误。

3、“南守北攻”的安庆会战方针

从1859年11月曾国藩进兵图皖，至1861年9月曾国荃率部离安庆沿江攻陷铜陵、无为等，湘军发动安庆战役，以西迄英山、霍山，东及徽州、淳安，围绕安庆的广阔地域为主要战场，烽烟遍及皖、赣、鄂三省，历时近两年，实在是军兴以来罕见的大规模战略会战。

在此期间，曾国藩非皖莫顾，不仅坚持了既定战略方案，而且在具体战役实施上，制订了南守北攻的会战方针，为安庆决战的胜利提供了正确有力的战役指挥保证。

曾国藩根据南北岸湘军不同的战略任务和兵力配置，认为应当南守北攻。

他在进兵皖南时曾声称：“余虽驻军南岸，仍当以北岸为根本”，使部下不致因其进驻祁门而导致认识混乱，以为战略中心亦随之南移。在以后的作战中，他又一再重申：“北岸力主攻剿，南岸力主稳守”。

围绕着南守北攻的会战方针，南北岸湘军展开了安庆之役。

（1）南岸稳守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进攻苏、常，威胁皖南、江西。

走马上任的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奉东援之旨，于1860年7月率鲍超等一万人进驻祁门。

进军南岸，只是表面上对援苏、浙作出姿态，对咸丰的东援之命虚与委蛇，实际上是争夺皖南，达到西屏江西后方，东阻江、浙太平军西行，北障安庆南翼，危急时上援安庆等战略目标。

不久，曾国藩又起用左宗棠五千湘军游击浙赣边界，护卫腹地。

“南岸之兵少于北岸者三分之一，而贼多一倍”，以这样的兵力布置，南岸湘军要完成防守任务是相当吃重的。

他在刚赴皖南时，指示防守祁门近围，并要贯彻“坚守静镇”的作战原则。以后，在具体作战中，他又规定，要利用皖南山区地形险隘的特点，依险而守，环护祁门大营，他认为，“守险牢不可破”，不要凭城御敌，避免重蹈李元度不守险而守城，终至失去皖南重镇徽州城的覆辙。

对环护祁门大营守卫圈之外的重要军事据点，如南面的景德镇、婺源，东面的休宁、徽州，西面的建德（旧治在今东至县之东)，曾国藩派湘军与太平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以拱卫以祁门大营为中心的守卫圈，屏障江西腹地、通物饷道和打通与江北的联系。

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湘军虽然采取了各种作战样式，或守或援或攻，但在战略上，则紧紧围绕一个“守”字。

左宗棠于1861年4月在江西乐平击败侍王李世贤部，占领景德镇，解除了太平军对祁门大营的威胁后，欲改守为攻，挥师湖口、九江。

鉴于以往作战经验，曾国藩意识这样会打乱以祁门为中心的南岸战场的战略布置，违反“守”的战略方针和集中兵力的原则。

他在致左宗棠函中告诫：“来示谓由湖口赴浔，断断不可”，因为“景镇有兵，祁门不孤，婺源有兵，休宁不孤，庶徽州三县不致弃以资贼”，他认为左军“仅七千人，防剿徽、饶、信三府二十一县之地”，如欲顾九江、湖口和南昌，是“愿力虽广，兵力却薄”。他规定左军的任务是“保江西之北境，固祁休之后路”。

而援江西军事重镇的任务，由机动于南岸的鲍超部担任。

曾国藩在南岸战场与数倍于其的太平军周旋，老巢祁门大营迭遭包围歼灭的险厄，更有甚者，一度因东有徽州不克，南有景德镇之失，整个皖南湘军饷道断绝，文报不通，曾国藩曾有放弃以皖南为主的南岸战场，或东赴苏常，或西退江西的构想。

由于曾国藩从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贯彻了“力主稳守”的原则，加上太平军执行二次西征战略计划不力，南岸四路大军又不能在统一的指挥下互相配合，曾国藩在数濒覆亡之余，保持了南岸战场，完成了配合北岸作战的战略任务。

曾国藩在安庆会战的战役指挥上坚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湘军兵力不足，却缺乏机动能力，呆板滞重。太平军兵力较多，但山头林立，盲目机动，多次贻误战机，使歼灭祁门大营的胜利屡失交臂，事机殊为可惜。

因此，南守皖南的部署实在充满了危险。现在已经比较冷静谨慎用兵的曾国藩却把统帅部放在兵力薄弱的闭塞山区，实在是自取危道，不能认为是高明的部署。

（2）北岸主攻

北岸战事要早于南岸。北岸湘军分三路进兵，在太湖击败陈玉成部，拉开了安庆之役的序幕。

1860年5月，曾国荃率万人进围安庆，担任围攻安庆的任务，多隆阿率步骑万人攻桐城。以后驻桐城以西挂车河一带，担任打援并掩护曾国荃后翼的任务，李续宜率万人驻桐城、潜山间的青草塥策应，作为北岸战略机动部队，其任务与多隆阿同，胡林翼坐镇太湖。湘军在太湖、安庆、桐城犄角而立，形成一个袋形阵地。

这一兵力部署的目的，不仅在于攻取战略重镇安庆，而且在于攻所必救，专待陈玉成救援安庆时进行主力决战。

从兵力数量分布看，拒援重于攻坚，多隆阿、李续宜，再加上以后前来增援的鲍超部，使拒援部队达三万余人，而围城部队曾国荃部仅万余人，军队素质又比前三者差。

除此之外，湘军水师控制了长江江面，连通南北两岸，不久，攻占枞阳，切断安庆与东面的联系，并协助北岸曾国荃军攻打安庆。

北岸“主攻”是既定的。

但这个攻势不同于九江、湖口之役硬拼硬打的正面攻坚战。而是贯彻了曾国藩反客为主，寓攻于守，“静以待之，伺隙而动”的战略方针，以达到围城打援、攻所必救、实施主力决战的目的。

曾国藩在后期的战略指导中，对行兵作战最重主客之说。

他认为，攻是客，守是主，“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善作客”。

发动北岸攻势，按理说只能“作客”，这为曾国藩所忌，于是，他采用了反客为主，寓攻于守的战术。

首先，曾国荃部挖前濠围攻安庆守军，挖后濠抵抗援军，三面深沟高垒，临江一面由湘军水师隔绝，围困安庆，“合水军绝寇粮”，避免损失严重的正面攻坚战，以较小代价攻取安庆，同时，吸引陈玉成兵团入彀，攻所必救。

其次，围城打援，“以主待客”，以多隆阿部和李续宜部及从南岸调来的鲍超部，或正面抵御，或背后攻击，打击陈玉成、洪仁轩等援安庆的太平军主力军。

反客为主，寓攻于守的战法，是湘军作战屡经失败，吸取血的教训后学来的。

最早，由胡林翼实行于武汉，围城拒援，顶住了石达开援救武昌。之后，又在进攻瑞州、吉安之战相继获得成功。

第二次九江会战，李续宾围城，都兴阿打援，挫败陈玉成进鄂援浔行动，攻陷坚城九江。所不同的是，曾、胡在安庆之役中，将其作为一个指导全局的战略原则，进一步运用于北岸兵力部署和贯穿于整个会战。

而且，围城和打援，都贯彻了反客为主，寓攻于守的原则。后来，它成为湘军的看家本领。

4、从“三面出击，四路进攻”到“三处并重，合围制敌”

1861年10月，曾国荃部离安庆沿江东下，发动了金陵会战。

1861年11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节制，掌握了进行金陵会战的全局战略指挥权。

在会战发动之初，曾国藩定三面出击、四路进攻之策。

三面出击为：

东面，李鸿章率湘淮军六千人，黄翼开率湘军水师四营分赴上海、太湖，与洋枪队共守上海据点，进图苏、常，牵制李秀成部；

南面，左宗棠、蒋益澧率万余人从皖南进取浙江，规复杭州，“入浙固江（西)规吴”，与李世贤部对峙；

西面，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及水师，按由上制下的战略思想分五支向东推进，图攻金陵和配合作战，曾国荃率兵二万从北岸直攻金陵，曾贞干从南岸扫清芜湖一带，彭玉麟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进攻，并担任运输接济任务，鲍超率“霆营”数千人从青阳攻宁国府，以启皖南通浙江门户，并保持随各路军队的战略展开逐渐成为湘军后方的皖南之安全，张运兰率数千湘军扼守皖南婺源一带，以通入浙左军后路，北屏皖南，西固“景（德)镇与湖口之防”。

可是，对天京的最后围攻，曾国藩并没有对李、左两军抱有希望，而是将重心放在四路进兵金陵的计划上。

四路清军为：

多隆阿在袭破庐州后经全椒、浦口，“由北岸进兵，先攻九洑州，围逼城北紫金山一带”，是为西路军；

李续宜部经淮甸南下，由镇江进兵，是为北路军，但是李续宜部因军势阻滞，“犹留湖北不至”，改由驻镇江的冯子材部，待鲍超部进驻句容一带后，“再行拔兵会剿”；

曾国荃由西梁山渡江，与水师“水陆会克金柱关”，取芜湖、太平后，从南面进通金陵，是为南路军；

鲍超在克宁国后，即“檄令进攻东坝、高淳、溧阳、溧水、句容一带，作远势盘旋而来，然后屯驻于金陵之东北隅，与曾国荃为犄角”，是为东路军。

曾国藩策划四路清军围困天京，左、李则为战略配合，其它各部护卫后方，战略重点显然在攻取天京。

日后，三面出击之策基本上被执行。四路进兵，围攻天京的计划却没有得到贯彻。

多隆阿攻陷庐州后，因与曾氏兄弟有矛盾，自请率军入陕，“合军江宁之谋，不复听矣”。鲍超部与太平军对峙，进军迟缓，尚未到宁国。冯子材仅能防守镇江。

只有曾国荃一军于1862年5月底进扎雨花台。水师也进泊金陵护城河口。

稍后，李、左两军已开辟苏南、浙江战场。李鸿章在东线步步进逼，兵临苏州，左宗棠攻陷浙东、浙西大片土地，兵锋直指杭州，西线湘军攻陷天京以为犄角的九洑州，并派兵防守江浦、浦口，江北从此肃清，天京粮路中断。

太平天国后期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李秀成部处于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的不利态势。

曾国藩根据太平天国分崩离析的形势，同意曾国荃的意见，提出三处并重，合围制敌的战略方案。

他主张：

“以浙攻富阳，沪攻苏州，金陵宜迅速合围，使该逆备多力分，不遑兼顾，或者致力于金陵，收效于苏杭，三处有一得手，两处可期并下”；金陵合围则由曾国荃部、鲍超部承担，再拟调其他湘军趋东坝等处“会剿”，同时，“咨请扬州、镇江防兵前来协剿”。

三处并重，合围制敌之说表明曾国藩已改变当初一度忽视左、李两军的立场，在攻取金陵和最后镇压太平天国的总体战略构想中，更多依赖江、浙两战场的战略配合，而以曾国荃等部西线湘军合围天京。

这样，在曾军攻陷天京的同时，左、李可以规复苏浙，太平天国将会加速灭亡。

这样，三处并重，合围制敌方案便代替了金陵之役之初的三路出击，四路进兵之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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