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清朝的衰世

作者｜原岛春雄（1946—1997）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中山大学外国专家

一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诗人龚自珍在离开自小住惯了的北平前，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时间是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四月二十三日。在吴昌绶编辑的年谱里，就龚自珍离开北平一事有如下记述：

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至是以闇斋先生（龚自珍之父龚丽正）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养而归。

据年谱记载，父亲年老、从父礼部任官和归乡是他离开北平的直接原因。这大概是为龚自珍士大夫避讳。不过，诗人逃离北平还是过于仓促，内中有一些蹊跷。龚自珍“冷署闲曹”，为官遭冷遇，微薄薪水，且有挥豪之癖。《年谱》中说：“先生小时体弱，闻斜日中饧箫声则病，迨壮犹然。”诗人曾用诗来描述自身的“性”。

黄日半窗暖，人声四面希。

饧箫咽穷巷，沉沉止复吹。

小时闻此声，心神辄为痴。

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

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

（《冬日小病寄家书作》）

这是龚自珍的“性”。“饧箫”是卖糖时吹唢呐的声音，可见诗人的癖好多么纯真。年谱中说他“嗜奇好客”，不为人后。诗人与歌妓嬉戏，与车夫酌酒，与博徒为友偷钱，日参僧坊，也可能跟侠客交往。不过，这些潇洒都没有超出读书人所允许的界限。那么，诗人为何要逃离北京呢？应该是《年谱》中说的“又才高，动触时忌”。《年谱》显示了编者对诗人的体谅。“触时忌”是出于“才高”，因为“才高”而“动触时忌”。查看有关资料发现，诗人“触时忌”是常态。其原因与其说是“才高”，还不如说是嗜酒。魏源是龚自珍的好友，是与龚自珍齐名并载入史册的、中国近代黎明前的思想家，他在给诗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诤，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龚自珍“谭论”“触时忌”，最终使他在北京呆不下去。在他的世界里，“京师”已经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在“京师”，他整天“酒狂”，沉浸在烂醉的状态。“不如复饮求醁醽，人饮获醉我获醒”（《京师春尽夕大雨书怀晓起柬比邻李太守威吴舍人嵩梁》），是一个真实写照。

他为何选在道光十九年四月逃离“京师”？坊间的流言说，他与女诗人亦即贝勒奕绘的侧室顾太清发生了丑闻事件才逃离北京的。名士的丑闻在任何时代都会被添油加醋，对这一点，孟森在他的《丁香花》里已经证明了龚自珍的清白（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 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当然，诗人留下的诗歌也给丑闻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他与其他女性的丑闻也是坊间捕风捉影的原因。这一所谓的“丑闻事件”在小说《孽海花》及讲解《孽海花》的《孽海花闲话》里有详细的描写。

钱穆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龚自珍受到当时的要人穆彰阿的嫉妒。他说：

张孟劬告余：“定庵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张家与龚世姻，故知之。又曰：“定庵为粤鸦片案主战，故为穆彰阿所恶。”（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

对中国来说，道光二十年(1840)是风云激变的一年，龚自珍逃离北京正好是前一年。那一年，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采取强硬措施。龚自珍曾给赴广州的林则徐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提出严禁鸦片的建议。这些内容与以穆彰阿为代表的鸦片“弛禁论”针锋相对。林则徐在复信中也有“阁下有南游之意”的话，可见，龚自珍是给将去广州处理鸦片问题的林则徐提出他的建议。结合这一情况分析，他在酒席中有关鸦片问题的“谭论”触犯了“时忌”，是出走北京的充足理由。

他有没有给人留下有关女性丑闻的把柄？丑闻传言中都少不了诗人，这一点很难说得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散布某人与女性有关的丑闻，是陷害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的惯用手法。这些传闻使龚自珍陷入与顾太清子虚乌有的不伦事件中。也许，雪林女士的观点接近事实真相（《丁香花疑案再辨》，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四号）。

二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己亥杂诗》四十四）

诗末附注：“己丑（道光九年〔1829〕）殿试，大指祖王荆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诗的大意是殿试对策完毕放下毛笔，天寒地冻中我傲然挺立。即使这是科举考试作答，我仅当随意挥洒的文字。我怎敢自夸是医国妙手，只是在处方笺上贩卖“古时丹”。这一年，龚自珍在多次科举失败后，终于通过了最大的难关——会试。在最后的考试殿试中，龚自珍在皇帝面前写下了充满自负的“对策”（殿试答案）。

龚自珍充满自负贩卖的“古时丹”的词句来自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在张祖廉编辑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里有如下记述：

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撰《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凡数万言。

龚自珍从王安石那里得到了“经世之志”的启发，这是非常传统的信念。《年谱》中说：龚自珍自年轻时就关注“经世之志”。吴昌绶编辑的《年谱》于二十五岁条下有“由是益肆意著述，贯穿百家，究心经世之务”的记述。这些“经世之志”的著作写于更早时间，如《明良论》——君臣论是他二十三岁时写下的，著名学者、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曾高度评价这篇《明良论》，说“吾耄耋之年见此才，死而无憾”。这是他对龚自珍贩“古时丹”见解的评价。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1792)年。这是由盛世开始转为衰世的时期。衰世的说法出现在他二十五岁时写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龚自珍之所以提出下“古时丹”重药的主张，是因为他看到衰世的恶化。他对《平均篇》《京师》中提出财产均等化的主张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尊隐》中的“山中之民”，这是典型的衰世。人们常常将他这种激烈言论看作是对“封建”的批判，并认为是一种“近代”的思想。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这些过激言论不过是贩卖“古时丹”。

不过，这种激烈言论让龚自珍越来越远离他实现用“古时丹”方法“医国”之路。到了三十八岁仍不能取得进士资格，即使取得进士资格，他也无法实现以自己满腹经纶中的“古时丹”取得下处方的地位和“权”的抱负。他只有甘于“冷署寒曹”的现状。最后他转向标榜“经世”的公羊学派。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

“卖饼家”是贬损公羊学派的说法，刘礼部即刘逢禄是公羊学派的核心人物。“虫鱼之学”指乾隆、嘉庆年间风行的考据学。被讴歌为“盛世”的乾隆嘉庆年代也是考据学的鼎盛时代，准确地说是“盛世”的象征。这是龚自珍所要抨击的。他认为“衰世”的恶化起于“盛世”本身。

龚自珍写下了《杭大宗逸事状》，其大义如下：

（一）乾隆癸未之岁，杭州的杭大宗得到翰林推荐为御史，按规定接受考试。杭大宗写了长达五千字的文章。其中一条说“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当日刑部就下达处以死刑的意见。乾隆皇帝广泛征求意见，侍郎观保上奏说，杭大宗自年轻时起就放言高论。皇帝综合其他意见后，赦免杭大宗，让他还乡。

（二）杭大宗的原文其后流散到琉璃厂。（指引起众人注意）

（三）乙酉之岁，皇帝南巡，杭大宗迎接。皇帝问：你靠什么活下来？杭大宗答：臣世骏（杭大宗之名）开旧货摊。皇帝问：什么是开旧货摊？杭大宗答：买进破铜烂铁，摆在地摊出售。皇帝大笑，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几个大字赐给杭大宗。

（四）癸巳之岁，皇帝再次南巡，杭大宗也在迎接名单中。皇帝对身边的人说：杭世骏还没有死吗？杭大宗回家，那天傍晚就死了。

（五）杭大宗主持书院时讲授“四通”。“四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六）龚自珍曾得到有诗文的墨画。

龚自珍在杭大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杭世骏因为“放言高论”而被世人视为“狂生”，龚自珍自己则因为“谭论”而被人称为“酒狂”。杭世骏买卖“破铜烂铁”，从上下文看，指的是“四通”，亦即指“经世”之书。龚自珍提出“古时丹”药方，这个“古时丹”应基于“经世之志”。杭世骏在“京师”的皇帝面前无法生存下去。同样，龚自珍也无法在“京师”生存而逃离北京。他用“万马齐喑究可哀”（《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五）的诗句表达这个衰世。从《杭大宗逸事状》看，乾隆的“全盛”也是“万马齐喑”。

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是衰世的时代。鸦片流入，农村凋敝，人口激增，官僚腐败，农民起义等，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衰世的象征。不过，对他而言，衰世的原因在于“万马齐喑”的状态。

我们将这种状态命名为精神萎缩，这是由盛世的“京师”带来的。

三

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己亥杂诗》第八十六）

这首诗描绘了吸食鸦片者的状态。诗人对沉迷于鸦片的“参军”（吏员、幕僚）提出质疑，为什么不去种植罂粟的“专城”吸食鸦片呢？在那里可以一直吸食至禁止生烟的寒食日啊。他们通过吸食鸦片而沉湎于“盛世”。这是“京师”的世界。而在龚自珍看来，他已经“酒醒”，他通过喝酒而酒醒。他想逃离的“京师”已经呈现出“鸦片中毒症候群”的症状。而且，这背后还有更加严重的事态，比如“漏银”。当国家的基本货币白银因为鸦片走私而流出海外时，就会给病态的“京师”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各种严重的后果，首当其冲的是物价上涨。

父老一青钱，馎饦月如圆。

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

盘中馎饦贵一钱，天上明月瘦一边。

（《馎饦谣》）

而且，“漏银”导致税额的攀升。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三）

诗中的“铁盐”指国家财政，“河”是象征性表达民生的说法。国家忽视这些问题的结果，是“国赋三升民一斗”，税提高了两倍，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税上升了三倍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决非诗人的夸张。

沉迷于鸦片的“京师”是由圣人的语言装饰出来的。具体地说是由朱子学装点出来的，是它给清朝带来了“盛世”。龚自珍利用这位圣人的语言，或者对它进行重新解释，对“京师”进行尖锐的批判。如《京师乐籍说》。“乐籍”指的是公娼。“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但在京师到处布满了“乐籍”。这样，就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这是为什么？

使之耗其资材，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指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京师乐籍说》）

士人在妓院挥金如土，浪费时间，耗尽才能、才华，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这就是“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的“衰世”。而且，士人专注于“明哲保身”，导致社会整体出现精神萎缩。有亲身经历的龚自珍用真情写下了《京师乐籍说》。道光十九年，他在逃离北京途中，顺便去了袁浦，在妓楼遇见了灵箫。是年之秋又再次遇见她。他在《己亥杂诗》第二百四十五首自注中说：

己亥九月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十月六日，渡河去留浦十日。大抵醉梦时多醒时少也，统名之曰“呓词”。

“呓”是指梦话。在这里，诗人不是在灵箫的床上“醒”，而是在“醉梦”中。诗人也是“京师”的居民。

在另一篇《论私》中他用过激的言辞抨击“京师”的现状。官僚们都在标榜“大公无私”。如果“公”所标榜的是对的，那么，

寡妻、贞妇何以不公此身于都市，乃私自贞私自葆也？……今曰“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

这种“大公无私”的政治或“理”的政治给清朝带来“盛世”。这种政治用龚自珍的上一代学者、生活在“盛世”中的戴震的话来说就是：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龚自珍也非常了解这种政治——“京师”的问题所在。

四

诗人带着“京师”的阴影回到故乡江南，但他并不是与“京师”形成对照的“山中之民”。逃离北京两年后，也就是他父亲龚丽正去世半年后，诗人病逝于丹阳，年仅五十岁。龚自珍逃离北京和去世的过程充满谜团，有人认为是袁浦的灵箫毒死了他。

诗人回江南后写了《病梅馆记》，这篇文章依然保留他以前那种抨击“京师”的风格。江南多梅花，文中写道：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这不是为了让梅花夭折、受伤。而那些有“文人画士孤癖之隐”的人为提高江南梅花的价值，反而把梅花弄成病态。他买了三百盆梅花种在地上，梅花长势很好，他由此发出了感慨：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诗人逃离“京师”时曾咏诗：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诗人为了“更护花”，甘愿落红变成春泥。在“京师”的梅花开不了，就应开在“山中”。“山中之民”就能让梅花绽开吗？至今仍是一个疑问。

—End—

本文选编自《近代中国断章》，特别推荐阅读，题目为编者所拟。该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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