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的状元刘春霖：靠一手好书法为生

1903年，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向皇帝上书，要求废除科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用科举制度的考核标准已经无法选择出对朝廷真正有用的人才。

1904年7月，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于是增加了最后一届恩科考试，隔年清廷便宣布了废除科举，在这次考试中，来自河北肃宁县的刘春霖考中了状元，这位生于乱世的末代状元，又将迎来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

靠字为生的末代状元

时代的一粒沙子，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

这句话用在刘春霖的身上简直再合适不过，作为状元，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早生一段时间，靠着这个状元身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身份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按照明代沿袭下来的惯例，每一届进士被录取后，政府都要出资为他们在北京文庙立碑纪念，但是到了刘春霖这一届，清政府正为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忙的焦头烂额。

这个即将走向末路的王朝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加上科举制度废除在即，因此到了最后，竟然没有官员过问此事。

中国人做事向来讲究师出有名，面对这种情况，刘春霖和几个中了进士的人一合计，既然政府不给我们立碑，我们就自己立一个，于是几个人凑了一份钱，给自己立了一块题名碑。

这块立在北京孔庙的最后一通进士题名碑，就像一曲挽歌，见证了存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的科举制度的消亡。

时代总是会前进的，这就意味着总有人和事物要被时代不停地淘汰，制度是死的，被淘汰了就自然而然地从这个时代消失，但是人却是活的，被时代淘汰的人只有自己想办法去适应新的时代，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刘春霖高中状元后，朝廷授予他翰林院修撰的职位，他也深知时事易变的道理，不愿留在国内守着这顶旧乌纱生活，便在不久后申请留学，进入东京政法大学深造。

1907年，刘春霖回国，他担任了保定高等学堂监督，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校长，1909年，他继续当选为直隶省议员，接着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

当时的清王朝已经穷的叮当响，加上本身清朝的俸禄就不高，如果仅仅靠着这点“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所以当时的很多官员都会搞一点副业以维持生计，刘春霖当然也不例外，他靠着自己的一手好字，将自己的温饱问题完美解决。

科举考试是十分重视书法的，因此作为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水平本来就不差，加上书法本身就是刘春霖的一项爱好，他从小就喜欢写字，尤其是写小楷，他的字清秀挺拔，又柔中带刚，颇具风格。

在考中状元的前几年间，刘春霖住在北京准备科考，他受到一名王爷的引荐，为慈禧太后抄写佛经，由此打开了自己在书法界的名气。

考中了状元过后，刘春霖的好友雷雨琴便将刘春霖书写的几本经文带到上海去石印，做成了字帖，这些字帖都是之前刘春霖给慈禧太后抄写的佛经，这几本字帖一出版，就大卖特卖，根本不愁销路。

刘春霖见状，就又出版了几本自己写的小字帖，也很受市场的欢迎。

1915年，他将自己殿试那场考中状元的文章重新整理后，用工笔小楷写出，然后印刷出版，取名《殿试帖》，销售极快，许多人就算不练字，也因为想看看状元的文章慕名而来，选择带一两本回去，《殿试帖》前前后后印刷了三次。

因为刘春霖的字帖销路太广，根本不愁卖，便有人打起了歪主意，私自翻印刘春霖的字帖在市面上售卖，老话说无奸不商，百年之前就有了盗版书籍的说法，于是雷雨琴向清政府提出请求，让政府保护字帖出版的权益。

为此，清政府在1905年专门出了一则告示，警告不准翻印，告示中称：“据北京职员雷雨琴禀称：窃职存有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所书……不准私自代人翻印，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予究惩不贷。”

雷雨琴也没闲着，在给政府上奏的同时，还给即将出版的字帖分别备案，并且给字帖的第一页都印上自己的半身肖像，在最后一页还印上了八个字：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项举措还加深了人们对版权保护的认识，或者说刘春霖的字实在好卖，加上他的状元身份，放到今天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品牌形象，当时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可见他在书法界的地位。

此时的刘春霖还不知道，在人生的后半段，卖字几乎成了他的主业，也成了他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他晚年的时候，日本人抄了他的家，他从此变得一无所有，在逃亡之路上又重拾了这个老本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卖字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刘春霖的名字没有被人们忘记，他的所有书法作品和成就被载入中国书法大辞典，得到了世人的肯定。

书如其人刘春霖：清秀挺拔，柔中带刚

在书法界，刘春霖的确算是春风得意，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位末代状元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愤慨。

辛亥革命过后，刘春霖一度隐居在家，由于他末代状元的身份，又被邀请出山，担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刘春霖一度在北洋政府中担任了许多官职，处在局内人的位置，也让他看清楚了更多的东西。

他渐渐发现，即使封建的清政府被推翻了，这个接班的北洋政府也不见得有多好，甚至现在这个政府还不如之前的清王朝，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刘春霖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无能、也看到了民不聊生。

刘春霖感到非常的愤怒，但他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能力，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既然这样，索性来个眼不见为净，于是在1928年，刘春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在北平隐居下来。

这样看来，刘春霖的个性倒有点像魏晋名士陶渊明，他忍受不下去官场的黑暗，因而选择退隐，但是纯朴的爱国情怀又让他始终无法做到真正地放下，因此退隐过后的刘春霖也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

从北洋政府辞官后的那一段时间，刘春霖曾到民间去亲自考察，他逐渐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他明白底层人民的辛苦不易，加上他出身贫寒，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因此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山东等地受灾严重，刘春霖等人立刻发起并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并在内蒙古为河北移民建立了新的住所，这个组织先后让330户、1100人成功移民，所需的费用均是募集而来的捐款。

当时刘春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不辞辛劳的奔走各处，联系当时的河北省主席，多次请求政府给予帮助。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刘春霖极为愤慨，当时伪满洲国以皇帝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去担任教育部长，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

几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人们眼看着北平的局势就要变成下一个东北，纷纷收拾家当开始逃亡，刘春霖的好友劝他逃亡，刘春霖果断拒绝，他说：“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

于是刘春霖断然辞别朋友，回到了自己在北平的家。

日伪政府刚刚占领北平，这个时候的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北平市的市长该选谁来当？

市长不能让日本人来做，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打的是“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招牌，就像之前占领东三省过后，也要把末代皇帝溥仪拉过去当傀儡皇帝，所以像北平这种富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也需要有一个声名在外的中国人担任这个职位。

这时，汉奸王揖唐便想到了刘春霖，刘春霖本身有着末代状元的身份，加上二人曾经是同科进士，又一起被政府派去日本留学，王揖唐便以老同学的身份邀请刘春霖出任，却遭到了刘春霖的断然拒绝。

此后，无论王揖唐怎样劝说，刘春霖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并且痛骂了那些在日伪机构任职的中国人，刘春霖的举动让伪军恼羞成怒，第二天军队就抄了他的家，并用刺刀将刘春霖一家人赶出家门，后来多方说情，才让他的家人重新回家，并把收缴的财物退还。

这件事情对刘春霖的打击非常大，从此以后他彻底开始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他闭门谢客，久居在家，以诗书作为自我慰藉。

刘春霖的生活又回到了1928辞官过后的那段时光，这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心中有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但是也没有合适的方式去报效祖国，索性做个隐士，专心学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刘春霖开始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他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赞助新学，在当地新建了一所小学，房屋和桌椅都来自于刘春霖本人的赞助，对优秀的学生，刘春霖直接自掏腰包，资助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花费。

此外，刘春霖还有许多兴趣爱好，他对古文学、史学以及金石学颇有研究，他的藏书之巨，一度弥补了后来史学研究上的许多空缺。

只是他的心中依旧是伤痛遗憾的，看着被日寇铁骑蹂躏的中华大地，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独善其身，刘春霖同样如此，被驱逐出家的经历让他的内心更加忧郁，原本就有心脏病的他体会到国破家亡之苦，病情更加严重。

多年以来，与刘春霖相伴的只有诗书，但是身体一垮，连诗书也要抛弃他，晚年的时候，依旧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希望得到刘春霖亲笔书写的作品，但是刘春霖连吃饭的筷子都拿不稳，更不用说写字了。

1942年1月18日，这是一个无比寻常的早晨，刘春霖的家人迟迟没有看到他走出房门，进门一看，才发现刘春霖已经去世，享年73岁，这位老人历经时代的风雨，最终带着状元残破的一梦，怀着一身遗憾离开了这个依旧纷乱的世界。

自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状元，过去的老北京人都有世袭的祖茔，家中有人去世就母埋在自家的祖茔里，而刘春霖不是北京人，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他的灵柩应当被送回河北老家，这个习俗称为“扶柩回籍”。

然而因为时局问题，刘春霖这个小小的心愿也无法得到满足，他的家人斟酌再三，最终决定将他葬在保定西郊东鲁港，这里埋葬着许多社会名流，还有许多学生和老百姓，对刘春霖来说，还算是一个好的归宿。

出殡之日，许多人都前来吊唁，送挽联者和哀悼者络绎不绝，人们敬佩他的气节和操守，这位清高孤苦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他应有的身后荣光。

前清的翰林吕梦符是刘春霖的老相识，在刘春霖的葬礼上，他挥笔写下一副挽联，简要地概括了这位末代状元的一生：婪尾科名，鳌头峻立，天陨文星，闻声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