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书吏：尚书、总督都是虚的，他们才是大清朝真正的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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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长期在封疆大吏的岗位上任职，深谙官场潜规则。对他而言，对付皇帝和上司都并不困难，管理下属也能游刃有余，唯独六部的书吏让他头疼不已。胡林翼在《清稗类钞》中曾评价六部书吏：“大清的刑律容易遵守，法例难以尽知；刑法容易掌握，吏部处分法难以尽知。这不过是专门为吏部书吏谋取财富而设，对国家实政毫无裨益。边疆吏们用尽心血去办事，而部吏却握有他们的短处，难道不会令英雄感到短气吗？”六部书吏的威力不容小觑，他们不仅仅是胡林翼受挫的对象，曾国藩、李鸿章， ja乎大清朝的所有封疆大吏，都或多或少地遭受过书吏的威胁和勒索。那么，究竟是如何让六部的书吏权倾一时，甚至比尚书和侍郎还有更大的权力呢？

六部作为清朝政府事务最为繁杂的机构，对堂官的业务能力要求相当高。在明代，尚书和侍郎多数是从本部门的主事干起，逐渐升至员外郎、郎中等职位。只有在本部门长期任职，才能全面掌握部门事务，不容易被书吏左右。然而，在清代，情况变得复杂了许多。六部堂官实行满汉双轨制，而且旗人享有提拔优先权。这种不公平的官员选拔方式破坏了原有的官场秩序，导致六部堂官的业务能力急剧下降，进而导致了书吏掌权的局面。清中期以后，六部堂官和司官大多不熟悉部门事务，几乎所有的案卷和文件都需要经过书吏之手。因此，尚书、侍郎和各司郎中、员外郎等堂官，并不是六部的真正管理者，复杂而晦涩的法律法规、例程几乎没有人会深入研究，而具体的部门事务必须由书吏来处理。这使得六部书吏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

六部书吏掌握实际权力的原因之一是，六部堂官的调动频繁。了解清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为了集中皇权，皇帝很少允许大臣长时间在同一个部门工作，通常每三年或五年就要调换一次岗位。而书吏不同，尽管朝廷规定他们的任期为三年，但实际上他们世代在同一个部门任职，父辈退休后，儿子接班，一代又一代，六部书吏无形中成为了一种世袭的专业岗位。因此，有句俗话说得好，“铁打的书吏，流水的堂官”，形容清代六部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

六部书吏之所以能够对封疆大吏指手画脚，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不是正式的官员，地位较低。尽管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很大的权力，但在官场上的地位却并不高。根据官场的潜规则，六部书吏对各种法规和法例了如指掌，可以随时援引相关法律规定，对抗堂官。当时书吏称呼堂官为“某老爷”，而堂官则称呼书吏为“某先生”。虽然在官场上会发生争议和矛盾，但整体来说，堂官往往会展现自己的官威，但却不敢惹怒书吏，因为他们怕在具体的事务中受到书吏的限制和阻挠。

六部书吏虽然在地位上较低，但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收入非常可观。吏部书吏主要索贿的对象是地方官员，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外地官员一旦到达京城，就必须与吏部书吏打交道，以便获得好的岗位。同样是被任命为知县，如果银子给得足够多，就能够获得好的职位。吏部书吏贪婪无厌，对于不同职位的贿赂没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谁出价高，谁得职位”，只要愿意花钱，不论背景如何，资历多老，都有机会获得好的职位。相反，如果贿赂不足，那么不管出身和资历多么出色，都会被各种法律法规所阻挠。这种情况促使许多人寻求通过行贿来获取官职，导致了清代官场的腐败。

户部书吏的收入也相当丰厚，他们经常与财政打交道，通过朝廷的奏销制度来捞取好处。地方督抚都害怕户部书吏，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的经费报销出了问题，就会被指责办事不力。因此，督抚们通常会在办案前先与户部书吏打好关系，确保自己不会被书吏暗中打击。这种情况下，督抚有时不得不向户部书吏行贿，以确保自己的经费报销顺利通过。户部书吏的索贿金额相当高，通常根据奏销比例进行分润，据史书记载，分润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之间。这使得许多地方督抚在经费报销时需要付出巨额贿赂，以保住自己的职位。

刑部书吏也有不小的收入，尤其在发生大案时，他们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回扣。各地的督抚都担心被指责办案不力，因此会事先与刑部书吏进行沟通，以确保案件能够被顺利处理。有时，即使案件本身存在问题，刑部书吏也会帮助掩盖和搪塞，使督抚免受指责。礼部书吏则在会试、大婚、册封后妃等重大活动中有机会获取回扣，而兵部书吏则期待每年都能发生战争，因为战争胜败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获得高额的回扣。工部书吏相对来说收入较低，但如果有大型工程项目启动，他们也有机会赚取不少钱财。因此，六部书吏的收入丰厚，成为他们权力的来源。

六部书吏的实际权力，使他们成为官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他们地位较低，但他们熟知官场潜规则，能够利用法律法规来对抗堂官，而且通过索贿和收受回扣，赚取可观的财富。这使得他们能够左右封疆大吏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六部书吏的崛起，是官场腐败的一个缩影，也是晚清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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