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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刘邦在娄敬的谋划下办了和亲、移民两桩大事，这是汉高帝九年（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人谋杀刘邦的阴谋忽然间浮出水面。

阴谋败露，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前边讲过，密谋者一共十几个人，人数越多，泄密的可能性就越高。纸里终归包不住火，所以对于密谋者而言，速战速决才是关键，只要行动够快，赶在泄密之前就把局面搞定，那么泄密与否也就无所谓了。而一旦出师不利，一拖再拖，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武士节操

当年十二月，刘邦再一次出行洛阳，忽然有贯高的仇家揭发检举。

这种弑君大案当即得到了高度重视，赵王张敖连同所有密谋者都被逮捕。

危难关头尽显英雄本色：赵午等人争相自刎，唯独贯高保持着清醒，怒骂道：“你们如果一死了之，谁来证明咱家大王的清白呢？”

这就是汉朝初年的忠君观念，贯高作为赵相，所忠之君不是皇帝，而是赵王。

既然不能死，那就只能生不如死了。这群嫌犯的待遇是所谓“轞（jiàn）车胶致”，车厢用木板密封，车里的人看不见车外，车外的人也看不见车内，就这样被押送长安。

审讯过程极其残酷，但无论怎样的严刑拷打，贯高始终都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说赵王张敖并不知情。吕后作为张敖的岳母，自然会反反复复向刘邦求情，说张敖是咱家女婿，怎么会有谋杀岳父的动机呢？刘邦对这种说辞相当不屑，抢白妻子道：“假如张敖得了天下，难道会在乎你的女儿不成？”

不怪刘邦这么想，毕竟他自己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狠角色，又在权力场上厮杀久了，天然就会以己度人。更何况这种事情无论任何人来看，都会把张敖当成第一嫌疑人，谁能想得到刺杀皇帝这种惊天大案并不是为了谋朝篡位，而仅仅是张敖的臣子们，去伸张那一点点几乎整个刘邦集团都很无所谓的自尊呢。

这也见得出张敖的班底没和刘邦打过多少交道，不然的话，早早就会和刘邦决裂了。

刘邦素来就是流氓大佬的做派，能留在他身边的从来都是低自尊的人。

清朝史学家赵翼形容汉朝初年的政治班底，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我们从贯高事件反过来看这个“布衣将相之局”，就能理解越是低素质，没教养的人，越能和刘邦相处得来。而那些高素质，有教养的人，除非是张良、叔孙通、郦食其那种凤毛麟角的特例，否则很快就会跟刘邦闹翻。久而久之，刘邦的班底自然就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形成所谓“布衣将相之局”。

贯高等人有着豫让那种武士道的节操，将效忠主君和尊严问题看得极重，而这正是刘邦无法理解的，因此也就生不出同情心和同理心来。但案子审得久了，按说贯高就算是屈打成招，也该把张敖咬出来了，但偏偏没有，这倒引起了刘邦的惊讶，决定换个柔和的办法试一试。

贯高之死

泄公自告奋勇，说自己是贯高的同乡，早就知道贯高是赵国重义轻生的好汉。

就这样，泄公手持符节，作为皇帝的代表，和颜悦色地找贯高拉家常去了。话越说越近，当终于问到赵王张敖到底有没有涉案的时候，贯高答道：“人之常情，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呢？如今我犯的是灭族重罪，我对赵王的感情难道还会胜过我对父母妻子的感情吗？我之所以不招出赵王，只是因为赵王确实不知情啊。”整件事的动机和始末，贯高一五一十跟泄公讲了。

赵王张敖终于因此逃过一死，被废为宣平侯，代王刘如意改封赵王。

刘邦很欣赏贯高的气节，赦免了他，但遍体鳞伤的贯高在听说张敖被无罪释放之后，向后用力一仰头，折断脖颈而死，临死之前留下一段话，说既然赵王脱了罪，自己也就尽到责任，死而无憾了，何况自己身为臣子，却负上谋杀君主的罪名，没脸活下去了。

君臣关系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贯高，这是政治哲学上的一件大事。《资治通鉴》首先引述东汉大学者荀悦的议论，说贯高再怎么有气节，讲义气，那都是小节，弑君却是大逆，依据春秋大义，贯高不该得到赦免。

接下来又有一段“臣光曰”，司马光认为刘邦虽然有错，但害张敖失去赵国的正是贯高。

看上去司马光对贯高的批评远不如荀悦那样严厉，但《资治通鉴》之所以援引荀悦的议论，显然认可了荀悦的价值观。

其实在荀悦生活的东汉时代，重然诺，立名节的风气相当兴盛，只是没走到贯高这种密谋杀害皇帝的程度而已。至于司马光，生活在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北宋时代，必然要把贯高树立为反面典型。

但司马光作为一代醇儒，至少会尊重孔子的教导，知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行为准则。在这种价值观里，君主对臣子不能失礼，臣子对君主有效忠义务，“礼”和“忠”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对等关系。那么，当君主对臣子失礼之后，臣子对君主的效忠义务是不是就自动解除了呢？孔子没讲，后人因此各有各的理解。

南北朝时代，南梁学者皇侃从实然角度立论，认为只要君主讲礼，臣子自然就会尽忠，而君主一旦失礼，臣子自然也就不忠了。但问题是，皇侃有点避重就轻了，毕竟应然问题才是关键，到底应该怎样塑造全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呢？

到了宋朝，理学家程颐的高徒尹焞（tūn）指出了一处关键，那就是君臣关系所谓“以义合”，也就是说，君臣关系属于社会关系，有一个彼此认可的过程，和父子天伦不一样。所谓“君使臣以礼”是“臣事君以忠”的必要前提，如果前提不存在，那么结论自然就不成立，换言之，如果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子对君主的效忠义务也就自然解除了。

我们今天很容易接受尹的说法，但古人接受起来并不容易。南宋学者汤汉反驳尹，认为君臣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一样，父慈子孝，这是天伦，正如“父慈”不是“子孝”的前提，“君使臣以礼”也不是“臣事君以忠”的前提。朱熹是站在汤汉一边的，明确指出君主就算失礼，臣子也必须效忠到底。

既然朱熹发话了，随着理学的兴起，这个问题也就算是盖棺定论了。

这样一种价值观，意味着君臣关系并不是社会关系，而是天伦，人天生就应当对皇帝充满热爱，渴望着能像伺候父亲一样尽心尽力地伺候皇帝，哪怕是为皇帝去死。“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也正是因为“君”、“亲”一体，所以“移孝作忠”才有了理论基石，孝道的尽头就是忠君之道。

历史吊诡

回到历史现场，以刘邦的文化水平，一时还意识不到新兴的汉帝国需要推广怎样的意识形态，但贯高案给了他深深的震撼，让他亲眼见识到张敖手下这群大臣和自己的功臣集团很不一样，那么顺理成章的想法就是：如果自己的手下对待自己也能像贯高对待张敖那样，该多好啊。退而求其次，至少赶紧把贯高这群人收归己用才是。

于是朝廷颁布赦令：丙寅日以前有罪的人，除死刑犯之外全部赦免。这道赦令，应当就是为贯高案而发的。

随即刘邦从洛阳返回长安，召见了随张敖进京的赵国臣子，交谈之下，发现人家的学识、见解比朝廷里的所有官员都强。

当初逮捕张敖的时候，刘邦下过严令，张敖的臣僚、宾客如果有谁胆敢追随张敖，一律灭族，但田叔、孟舒等人自己剃掉头发，套上枷锁，自称是张敖的奴仆，追随张敖到了长安。《史记》的记载比较详细，说追随者一共有十几个人。

这就是说，张敖的班底确实不同凡响，忠臣义士远不只贯高一个。刘邦将这十几个人尽数授予要职，要么是郡守，要么是诸侯相。在这些人物当中，田叔是最为耀眼的一个，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都有出色的表现，《史记》为他单独列传。至于孟舒，事迹见诸史册的虽然不多，但他就任云中郡郡守十几年，被田叔称为长者。

这就见出历史的吊诡之处：张耳、张敖父子拥有了这种层次和规模的人才库，反而没有多大的作为，倒是刘邦带着一群低自尊的草根人物，调动着韩信、彭越和黥布那样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后夺取天下，成为最大的赢家。

没办法，越是锐意进取的时代，越是那些欲望高而道德约束少的人得以大展拳脚。

贯高案结束之后，本年度就只剩下两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一是六月发生了日食，二是萧何的职位由丞相改为相国。胡三省在注释里说，从丞相到相国属于升迁。胡三省的说法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下》，原文是“丞相何迁为相国”，既然称“迁”，似乎就是升官的意思。但《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明确记载刘邦称帝之后设置丞相一员，高帝十一年更名为相国。

《汉书》前后矛盾，《资治通鉴》的记载应该是司马光择善而从的结果：萧何从丞相改为相国，这件事发生在高帝九年，而不是高帝十一年，从丞相到相国也仅仅是改名而已，不存在所谓升迁。草台班子要搞朝廷制度，手忙脚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永相”和“相国”一直搞得很乱。

但从后面的事情来看，相国确实压过了丞相一头，但用意是让中央政府压诸侯政府一头，并不是朝廷里同时设置相国和丞相两个职位，前者高后者一级，这是后话。

高帝九年的大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赵国的乱子暂时平定了下来，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经不属于张敖的赵国即将再次易手，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期回顾：刘邦的领导力：从乌合之众到精英团队，在战国纷争中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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