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冯友兰

有一个哲学家，连韩国总统朴槿惠都视之为偶像，却一生被胡适视为敌人。这个人就是冯友兰。

作为哲学家，冯友兰小时候却是口吃。他爹对他的未来非常担心。但是13岁时候的春节，冯友兰的命运改变了：冯的伯父出了个灯谜：“慈禧太后过生日——打一字。”

结果，冯友兰马上猜了出来：上朝的朝字！原因：“‘朝’字是由十月十日四个字组成，而慈禧太后的生日是十月十日。”

哲学家冯友兰（右）

冯友兰和胡适、陶行知一样，均留学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和胡适是同乡同龄同学不同路（下集聊胡与陶行知），冯友兰和胡适是同学不同路。

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1917年，胡适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冯友兰还只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冯友兰在去美国读哲学前，曾咨询过胡适，胡适问他“你要学新哲学还是旧哲学？”冯友兰答新哲学，胡适告诉他：“那就不要去哈佛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吧。”一个人已经当老师了一个人还是学生，虽然说年龄只差四岁，但可以说胡适是冯友兰在哲学方面的前辈。冯友兰也承认，胡适在中国哲学方面的创始之功不可埋没，曾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一部划时代意义的书”。

为什么是卷（上）呢？因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部没有下部，对此黄侃曾嘲讽胡适是著作监——像太监一样，只有上部没有下部。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是上下全本。

这么说吧，冯友兰学成归国后，成就不断上升，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意味着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意味着冯友兰，其《中国哲学简史》是西方大学了解中国哲学的入门级教材。在1930年以后，冯友兰在清华的地位是梅贻琦、叶企孙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于是，冯友兰的成就遮盖了胡适的光芒，二人的关系开始微妙了。

冯友兰曾客观地评价过，胡适自1927年以后在哲学方面就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因为自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以后，学术界基本以此为范本，很少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了。

胡适这边呢，在涉及到哲学家方面的推荐时，也是只推荐别人不推荐冯友兰。1947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胡适推荐了金岳霖等三人，而当时冯友兰虽然已有“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之誉，但却没能得到胡适推荐。胡适曾说：

“天下蠢人无出芝生之右者”。

芝生就是冯友兰。

胡适的多面形象中，有一个是宽容的君子风度，有人用“温润”形容他，因为他从没对谁脸红脖子粗地口出恶言过。但是在冯友兰身上，这一点失效了。

要说也是，胡适一辈子也没有完成过一部整书。可是冯友兰不仅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部，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还连续出版了六本书，合称为“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过这六本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所以虽然当时胡适没有推荐冯友兰，但冯友兰还是当选了，因为地位在那儿摆着的。

其实在胡适那集，我曾经说过，胡适“有学位、没学术”。当然不是说他一点学术成就没有，而是就他的35个博士学位而言，他创新性的见解少了点。而他们共同的老师杜威基本也是这么看的，他对胡适学业的评价非常一般，但称赞冯友兰是七个字：“真正的学者材料”。

说到这里，都是胡适身上的争议。那么冯友兰身上有没有争议呢？当然也有。世上哪有毫无争议之人。我的前领导曾说过，毫无争议之人往往是平庸之人。

冯友兰身上的争议，主要是世俗气，傲骨少了些。

比如，1928年蒋介石安排自己的秘书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同年冯友兰入教清华，成为罗家伦器重的人。但1930年代清华发生“驱罗”运动后，在罗家伦和他的其他亲信都被迫离开清华的情况下，冯友兰竟独自扛过了“驱罗”运动，安然无恙。接着，梅贻琦继任清华校长后，冯友兰又摇身一变，成为梅贻琦的亲信。因为这种善于做人的特点，冯甚至被戏称为“清华曾国藩”。

而在建国后他又飞快地投向我党，首先出来登报否定自己的过往，后来又成为批孔先锋。他曾向主席夸张地表示要在五年内重写《中国哲学史》，但主席说五年内怎么可能重写一部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你要实事求是一些。

学术界一向最看重“气节”，针对冯友兰的作为，学界用一个词形容：“冯友兰现象”，堪与“郭沫若现象”并列。

对于这些事情，冯晚年倒是坦然面对，说：

“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以气节论人固然无错，但在非常年代，似可不必这么严格；冯友兰的善变中包含着游戏人间之意，实为讽世。

关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冯友兰的老师兼老友梁漱溟曾这样分析，供你参考：

冯貌似儒家，但从行事看，更接近道家。而胡适未看到这一层。

下集聊胡适的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同学：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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