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号，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恒大事件，许家印是咎由自取。但商人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摆正自身，或许我们可以从清朝怡和行伍秉鉴的身上汲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伍秉鉴的崛起之路

在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某一天，位于广州的伍氏宅邸内，一件能够影响后世得事情正在酝酿着。

那一天，伍秉钧躺在床上，生命垂危。此时他年仅三十五岁，身为伍家第二代领袖的他此刻气息如游丝般微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在这关键时刻，伍秉钧艰难地睁开双眼，审视着身边的家人。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年轻的三弟伍秉鉴身上。伍秉鉴心领神会，立刻走到床边，准备聆听二哥生命中的最后遗言。

然而，伍秉钧显然已无法言语，只能含泪凝视着眼前这位曾经从青年时代一直跟随自己在商海征战的亲弟弟。

在这寂静无声的时刻，伍秉鉴明白，他兄长最牵挂的仍然是家族的事业——怡和行。于是，他坚定地点了点头，作为回应。

伍秉钧接着缓缓合上了双眼，而伍家的成员们立刻响起了哭声。

从那一天开始，伍秉鉴接过了父兄的事业，开始领导着怡和行，这家公司也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重要企业。

也曾富可敌国

在怡和行的基础上，伍秉鉴开始展现他非凡的商业才能，特别注重发展茶叶的出口垄断贸易。在他的领导下，怡和行凭借出色的产品质量和可靠的信誉逐渐声名远扬，成为中外商界的知名企业。

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年），怡和行已经成为广州十三行中最大的行会，而伍秉鉴自然而然地成为十三行中的"总商"。

伍秉鉴无疑是商业上的奇才，具备超越时代的商业敏感度。伍家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的财产，如金银、土地、茶园和商铺，还广泛投资海外项目，包括美国的铁路、证券和保险等领域。怡和行甚至一度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截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大财主。他曾亲口表示，怡和行的总财产超过两千六百万银元。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美国首富名下只有七百万银元。因此，说伍秉鉴是世界首富也并不为过。

然而，尽管人们看到他在公众面前的显赫地位，却未曾见识到他在幕后所承受的困扰。像伍秉鉴这样掌握亿万家财的商人，虽然依靠帝国的贸易垄断而富有，但在政府权力面前无法拥有实际的权力。外国人曾亲眼目睹：

"商人们甚至在面对最低级别的官员时也会战战兢兢，而在高级官员面前，他们只能俯首顺从，甚至在面对面交谈时，不能看超过官员官服的第九颗扣子，否则会遭受严重惩罚。"

尽管伍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无法有效保护它们。他们面临各种形式的勒索和抢夺，而伍秉鉴作为行商之首，成为了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

在1800年至1843年之间，伍家仅仅是捐赠的金额就超过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私下的勒索更是数不胜数。与伍秉鉴同为行商的潘振承曾感慨地说："宁可做一只狗，也不愿做行商首领。"

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伍秉钧年事已高，身心俱疲，决定退居幕后，将事业传给儿子。然而，即便是如此普通的父子交接，也遭到广东海关官员的百般刁难。伍秉钧无奈之下，不得不花费巨资九十万银元来打点这个过程，才能顺利退休。

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三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正悄然来临，伍秉鉴虽然渴望安享晚年，却难以摆脱这场风暴的漩涡……

时代的尘埃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特派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其任务是解决滋生鸦片走私贸易的问题。

当时，鸦片走私问题严重，不少行商参与其中，而怡和行作为行商之首，成为林则徐重点调查的对象。

林则徐下令"总商"伍崇曜协助政府扣押洋商的鸦片。然而，那些过去与伍家关系亲密的洋商在面临利益损失时拒绝合作。

虽然怡和行本身没有从事非法鸦片贸易（但投资了美国鸦片贸易公司旗昌洋行，从中获得巨额分红），但伍崇曜作为"总商"，被迫承诺私下赔偿洋商的损失，最终交出了1037箱鸦片，以期完成任务并向林则徐交差。

然而，林则徐已下定决心铲除鸦片问题，经过充分的侦查，他不会轻易被伍崇曜的行贿所蒙蔽。愤怒之下，林则徐立即下令逮捕伍崇曜。

面对儿子被拘留，已经七旬高龄的伍秉鉴不得不亲自前往官府，试图用金钱保释伍崇曜。

事先，伍秉鉴曾经尽力讨好林则徐，甚至帮助他寻找西洋大夫来治疗他多年的疝气，以期获得林则徐的好感。

但此时，林则徐出于维护国家大义，也鄙视伍秉鉴这样的商人。他怒斥伍秉鉴：

“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你的头！”

随后，林则徐剥夺伍秉鉴曾获得的三品官衔，命令他和另一位行商潘正炜戴上枷锁，前去传唤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同时，他警告伍秉鉴：

“如果颠地不从，那么你自己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时，广州街头，七旬高龄的伍秉鉴戴着枷锁被迫游街，引来了群众的围观和嘲笑。这位拥有巨额财富、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首富，此刻却受到百姓的唾弃，颜面扫地。

在绝对的政府权力面前，商人最终变得和普通人无异，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

伍秉鉴曾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不停地恳求，但未能说服颠地合作。林则徐当然大为不满，根据“先礼后兵”的原则，他抛弃了行商，直接采取了强制措施。

二月十四日，林则徐成功扣押了两万余箱英商的鸦片，然后在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公开销毁了这些鸦片。而伍秉鉴父子等行商则经历了短暂的牢狱生活后，因仍然具有商业价值和与洋商的联系，最终被释放。

尽管所有人都以为危机已经平息，但一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二十二日，英国远征军的第一批战舰突然出现在广州虎门海域，鸦片战争就此在中方的一片措手不及中爆发。

夹在中间的商人？

包括伍秉鉴在内的行商们非常清楚，一旦英国人打赢了这场战争，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地位必然烟消云散。因此，对于这场中英大战，行商们纷纷开始“戴罪立功”，为备战慷慨解囊。

早在开战前，伍秉鉴就带头募捐，行商先是拿出白银十万两，协助水师提督关天培修建拦江木排，以阻拦外国舰队。

此外，鉴于清军水师武备废弛，行商便踊跃出资为清军购置战舰，光伍秉鉴一人就拿出白银一万四千余两，向美国购买一艘战舰。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清军拉胯的战力面前，所有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初六，广东广州城。

在英军的两路夹击下，广州城破城在即。此时的守将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等人见大势已去，遂升起白旗，率军请降。

对于清军的求和，英军开出苛刻条件，其中一条便是中方必须支付六百万两的赎城费。

能够花钱避免丢城失地，地方官员当然愿意，随即一口答应下来。而对于筹措这笔巨款，官员们第一个便想到了行商。

地方官员向行商们下达命令：限期交纳白银两百万两，其中怡和行分摊一百一十万两。

伍秉鉴等行商又岂敢说个不字，只能乖乖交钱。而赎城的银子也并未让官员和百姓高看他们一眼，在官民眼里，万死难辞其咎的行商不过是在为他们里通外国的罪行赎罪罢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方惨败而告终。中英《南京条约》正式签订，光是战争赔款就高达两千一百万银元。

如此大的一笔银子，清廷自然也不会放过行商，十三行被摊派三百万元，其中怡和行须承担三分之一。

面对朝廷无休止的勒索以及里外不是人的窘境，伍秉鉴在当年十二月与美国朋友的信件中便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他这样写道：

“若我现在还是青年，我将考虑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但这终究只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

一年后，伍秉鉴病逝。而先他一步逝去的，还有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

《南京条约》约定：

“凡有英商等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广州十三行以及行商们也随之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

从始至终，帝国需要的只是兴盛的商业，还有商人创造的巨额财富，至于伍秉鉴这样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