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麻烦手动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带给您舒适的阅读体验。

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1786万，为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

但在此之后，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就进入了一个持续下跌的周期。

到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仅有956万。

当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转负，为-0.6%。

这一连串的数字都表明，我国目前已经逐渐步入人口增长率停滞的老龄化社会。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质疑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许多人不禁要问：

“如果当年马寅初没有提出《新人口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呢？”

马寅初与新人口论

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最早于1957年，由我国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出。

作为一名始终关注国计民生的社会学者，早在建国前，他就一直深耕于人口研究领域。

因此，其在这一问题上，拥有扎实的学术积累和卓越见识。

马尔萨斯

而马寅初对于中国过度膨胀的人口问题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古代社会不断兴衰演替，与人口的变化密不可分。

不加控制的人口膨胀，最终会造成人口与有限资源的矛盾。

从而引发社会秩序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战乱。

这一理论从近代传入中国起，广泛影响了众多中国学者。

195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马寅初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控制人口膨胀的命题。

但此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了邵力子等少数学者，鲜有支持者。

当然，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影响。

为尽快恢复因二战而凋零的人口，苏联在战后颁布了许多生育奖励措施。

以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鼓励人民多生儿育女，以充实人口。

情理之中，这样的想法在历经百年战乱的中国，也十分流行。

但马寅初对此，却并不认同。

苏联没有讨论（人口问题），中国就不用讨论，这是彻底的教条主义！是与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相背离的！

马寅初有此想法，主要有两个依据。

其一是中国国土面积远小于苏联，理论上所能供养的人口不会比苏联多太多。

其二则是当时的中国人口已经远超苏联。

1955年，苏联人口不过2亿左右。

而中国的人口在此时已经逼近6亿。

以远小于苏联的国土面积，供养远多于苏联的人口，这充分表明中苏两国之间巨大的国情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呢？

就这样，他开始据理力争地输出自己的观点。

马寅初

其先是在当年6月，向全国人大正式提交了关于人口问题的提案；

随后又在7月于《光明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的文章。

文章中，他犀利指出过度膨胀的人口与发展先进生产力之间的重大矛盾。

马寅初认为中国想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一要控制人口，二要积累资金。

对于国家更重要的任务，是应该将人口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人口质量上来。

即，集中有限的资源来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

为了论证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性，马寅初还曾提出一个经典预言：

如果中国对此不加干预，那么中国在50年后将有26亿人口。

这显然是一个超出当时生产力预期和中国国土承载能力的数字。

当然，一个全新观点的提出，免不了质疑。

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做相关学术思想的讲座时。

现场有一位学生直接站起来，颇为针对地问道：“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尔萨斯的马还是马克思的马？”

对于这样的质疑，马寅初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他笑了笑，诚恳地表示自己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有本质不同的：

马尔萨斯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政府的错误措施；

而我则是从提高国民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出发，以此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可以说，从这时起，马寅初和其新人口论已经对我国未来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确立历程

事实上，除了马寅初，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也开始关注和警惕过快增长的人口问题。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当时全国人口就从1949年刚建国时估算的4.5亿人，增长到6亿人。

且这一数字，还在以一个极快地速度增长。

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压力下，控制人口的想法开始产生。

1954年中央会议上，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明确表态“党是赞成节育的。”

两年后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总理更是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将这一态度予以确认。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正式文件中的措辞还是“适当的节育”。

直到1956年，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

当时在谈话中，毛主席首次于公开场合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

并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样，都要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而后，经历三年自然灾害。

目睹国民艰苦的生活条件后，毛主席更是深刻体会到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性。

1962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重申计划生育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既定国策。

为了打消同志们的顾虑，毛主席还专门写文章阐明了我国有计划的节育，与马尔萨斯的机械人口论之间的区别。

这对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和看待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为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这一工作，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的初代领导人，还制定了许多辅助性的准备措施。

例如，按照国家五年计划那样，也定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十年规划。

如此就可以有效计划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和几年普及，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落实计划。

再比如，要动员其基层民众，组织起地方人民团体来公开宣传这一国策。

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来推广新策。

进入七十年代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高速增长，感受到巨大人口压力的新中国，也加快关于计划生育的脚步。

1973年，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同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为表明态度，毛主席还在全国经济计划的草案中，亲自加上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描述。

根据后来的统计数据，八十年代初期，人口突破9亿的中国，面临巨大的资源短缺压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民人均口粮数字，甚至不如1955年。

在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的情况下，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增反减。

由此足可以看出，当时我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

因此，公允而论，在计划生育全面实施的八十年代，这一国策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国情，作出的理智判断。

这是无可置疑的。

在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后，为使人口指标与现代化目标相协调；

1979年中央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了“鼓励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

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实施，由此拉开序幕。

那么，计划生育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如果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呢？

没有计划生育的中国会怎样

凡事都有两面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辩证的看待问题。

对于计划生育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更应如此。

客观地讲，如果中国当初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产生的社会影响有利，也有弊。

从益处来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国目前会拥有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和更好的人口结构。

从计划生育实施的年份来看，其对人口影响最大的应该是80后和90后这个年龄段。

而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建设的主力军便是他们。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按照专家们依据生育率变化的推算，我国目前应该会拥有约20亿人口。

也就是说，我国将多出6亿左右青年劳动力。

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产能过剩的时代，这6亿年轻人口无疑是宝贵的财富。

一方面，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将为我国的工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我国的工业规模和产值将更进一步。

并且，规模效应之下，我国各生产环节的成本都将降低。

这无疑将增强我国工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更多的消费、更大的消费市场。

而在一个以消费驱动经济的时代，这无疑会使我国因为激增的内需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人为地影响生育率，自然状态下我国到目前的人口结构将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状态。

多出的6亿青壮年人口，将有效缓解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以及严峻的社会养老压力。

似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如今的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可从另一角度出发，我国也可能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

首先，仍然是当初让最高层领导人作出节育或是计划生育决策的关键问题。

即，过度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巨大矛盾。

正如前文所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庞大的人口已经让我国许多人均资源指标，出现下跌。

如果这种情况在未来的二十年里继续恶化，那么到了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活条件可能远远比不上几十年前。

这显然不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初衷。

当我们谈论多出的6亿青壮年人口将极大补充劳动力短缺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工业时代缺的不是简单人口；

而是受过基本教育、有良好的技能条件的工业人口。

二者之间是有巨大的区别的。

正是这种区别才让中国在与印度、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同样作为人口稠密地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资源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增长的人口无疑将拉低人均资源的分配量。

这将直接拉低人口素质。

在质量下降而数量增长的情况下，很难说对于中国工业是福是祸。

不只在工业领域，其他社会生活方面，我国都将面临质量降级的挑战。

如果我们单纯在现有条件下，代入多出6亿人口，考虑在此情况下，我们还能否达到今日之发展高度。

如今14亿人口规模下，我们尚且经常抱怨中国社会的内卷。

那么，20亿人口的竞争下，内卷恐怕将会更加激烈吧？

14亿人口规模下，都还会存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资源分配不均、无法满足等问题。

那么，20亿人口下，又有多少人面临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呢？

一个更加内卷、更加不稳定的中国，真的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据专家统计分析，2023年，我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3万亿美元左右。

这是一个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更进一步的门槛，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能否迈过这道坎，对于中国的未来十分重要。

但如果我们的人口是20亿，要达到目标，需要26万亿美元的总量。

而这个数字比如今的美国还要高。

显然，届时的中国需要更多时间来跨过这道坎。

而这将给我们的国运带来巨大变数。

结语

凡事皆有利弊，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几十年后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四十年前的领导人们，也只能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和掌握的信息，作出决策。

因此，在诸多人口问题显现的当下，过分纠结当初的决策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更有意义的是，立足现在向前看，以务实的政策去解决影响年轻一代不愿生育的症结所在。

如高企的房价、昂贵的小孩抚育成本、过大的社会工作压力和仍处于低水平的工资薪酬等等。

解决这些问题，比纠结争论过去的决策，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渡过眼下的挑战，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