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后才真正实现的“历史级战略”

【汉匈百年对抗的历史级战略：以夷制夷，断匈奴右臂、左臂】

壹

汉朝与匈奴的对抗，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汉王朝。

特别有趣的是，在汉高祖鼎立汉朝的前202年，匈奴的冒顿单于也基本完成了漠北等地区的“大一统”。

此时如果视野放开，纵观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北亚、中亚，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奇观”，即同时存在着两个极为相似的“大一统”政权组织，区别在于，一个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一个处于游牧文明时代。

而且，这两个所谓的“大一统”政权，并不是后世以为的帝制，而是传统封建制，汉高祖刘邦从来都不是秦始皇的帝制继承人，他名为“皇帝”实则是“天子”（可与周武王并称“周武汉高”），汉初到汉武帝时代，是从传统封建制再次演化到帝制。

相比汉初是异姓王国、同姓王国并存，以及诸侯国林立，总归要和老刘家鼎立汉朝有关，匈奴这边则是更像周朝、更为纯正的封建制，其本国内部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封国，在西域还设置“逐日王”封国，负责统治、管理西域诸国。

而在外部，东边有东胡（乌桓+鲜卑）、夫余等国，北边有浑窳、屈射、丁零等国，南边有白羊、楼烦等国，西边即西域诸国有大月氏、乌孙、车师、龟兹、大宛、大夏等国。

这些国家，至少被匈奴击败、驱逐或威服、投降过，之后都成为匈奴的臣属国，向其朝见、纳贡、交税。

如果说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这些是类似“公国、侯国”，他们则是类似“伯子男”等封国，就看国家实力和匈奴单于对他们的国家地位界定。

所以，冒顿单于不愧是游牧民族的一代雄主，是他真正开启、奠定了匈奴的所谓“大一统”，麾下国家林立、万国来朝。

而冒顿单于的“世界史”地位，也就完全可以和周武王、汉高祖并列，名为“单于”，实则类似“天子”。

从这个视野出发，汉朝与匈奴的历史对抗也就势所必然，各自完成大一统后的两大“国家联合体”，不起摩擦、冲突乃至打的如火如荼，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双方开战的第一仗，便是前201年由韩王信谋反、投降匈奴所引发的“平城之战、白登之围”。

此时无疑是双方实力最为巅峰的时刻，各自也都是经过内部多年战争淬炼出来的“精兵强将”，那么这一战的结果如何呢？

由于《史记》等史书的误解或故意扭曲，这一战的过程及结果被搞得云里雾里，严重失实。

其实过程和结果很明确，汉朝在战役第一阶段“关门打狗”，聚歼了韩王信及匈奴左右贤王的军队，包括直接击败冒顿单于的主力，一直打到云中、武泉等地（即今呼和浩特附近）。

第二阶段因为刘邦的冒进，落入了白登之围，但即使如此，汉军还是彻底击溃了匈奴军队，刘邦也成功突围，算是“惨胜”。

总之，这一战是毫无疑问的汉朝取胜，也根本不存在“白登之盟”、和亲、贿赂阏氏等说法，这都是后世的误解或者编造。

而这一战的惨败，再加上前215年被秦朝蒙恬驱逐的“历史阴影”，让冒顿单于深刻认识到，即使是他的巅峰游牧骑兵军团，也终究不敌秦朝、汉朝农业文明所锻造出来的巅峰步骑军团，特别是在汉朝的“主场”作战，基本没有取胜希望。

所以之后，冒顿单于不仅没有介入陈豨的谋反之战，包括对汉朝的入侵，都是游击战，抢一把就跑，绝不和汉军主力在汉朝地盘上决战。

这个“战略指导方针”，被之后的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完全继承，表面看是匈奴屡屡入侵汉朝，甚至深入过汉朝的腹地，可一旦汉军完成集结，准备反击、决战，匈奴就很快极其明智地撤军、逃跑。

而汉朝这边，因为“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对匈奴最多是防守反击。

直到前135年，汉朝最后一位“黄老之学”的重量级信奉者，即一代奇女子、不弱于吕后的女政治家窦太后驾崩，汉武帝才真正掌握权力并彻底改弦更张，和匈奴全面开战！

此时距离汉朝鼎立的前202年，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

贰

汉武帝是前141年继位，虽然他此时才十五六岁，但“雄才大略、好大喜功、更改祖制”等风格已经霸气侧漏，没少把窦太后这老太太惹毛，多次予以强力反制。

但该干的事情肯定要干，具体到和匈奴开战，如何彻底击败匈奴，汉武帝于前139年产生了一个“天才般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争取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

后续的上百年历史将证明，汉朝能够致胜匈奴，最根本、最顶层的宏观战略，不是汉朝独自重创、击败匈奴，这一点当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分化、争取、联合匈奴“大一统联盟”构成中的其它国家，“以夷制夷、断匈奴右臂、左臂”！

这也是当时世界的国际政治、大国争霸的基本规律，汉朝要想彻底击败匈奴，要么是将匈奴及其臣属国一勺烩、都干掉，要么是联合其它国家共同击败匈奴，显然后者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更为现实、明智。

整个汉匈对抗史，之前相对和平的七十年可以省略，从前135年汉武帝决定开战（也可以前133年马邑之谋）算起，到前36年陈汤消灭郅支单于、前33年呼韩邪单于彻底投诚汉朝，正好一百年左右。

在这百年中，有几个堪称“战略转折、分水岭”的关键事件。

1、前127年的河南阴山之战，卫青收复并构建出“阴山-黄河防线”，从此，汉朝对匈奴，至少可以做到战略层面的不败。

2、前119年漠北之战，汉朝将匈奴驱逐出漠北、单于庭地区，这里是冒顿单于和匈奴崛起的根据地、大本营，标志着匈奴主体国已遭重创；其向西北逃遁，势必加重与旗下一众臣属国的各种矛盾。

也就在此战之后，汉武帝真正开启“以夷制夷、断匈奴左右臂”的大战略，“匈奴左臂”基本已断，由乌桓、鲜卑等国来监视、对抗匈奴。

而“断匈奴右臂”的举措，则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严格说，张骞此行“首要任务”根本没有完成，或者说收效寥寥，但历史的复杂或魅力就在于，由张骞所开启的“丝绸之路”，中外文化、经济贸易等交流，将深刻改变国际局势，并由此衍生出乎意料的众多成果。

西域诸国在了解汉朝、视野拓开之后，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立场也颇有反复，但大趋势是逐渐投入汉朝的怀抱，站在汉朝这边。

特别是乌孙国，在“中西交流”中一直领先于西域诸国，最终成为汉朝对抗匈奴的头号盟国、西域桥头堡。

3、前71年“乌孙之战”，汉朝乌孙联合进攻匈奴，消灭其右贤王部，彻底重创匈奴。

而此时的匈奴，在国际上已经是众叛亲离、备受孤立，再加上内部天灾不断，注定之后江河日下、持续衰落。

所谓“形势比人强”，匈奴内部矛盾也集中爆发出来，相互争权夺利，引发内讧、内战，最多时候居然“五单于并立”，走向灭亡已无可避免。

特别有“历史对照”意味的是，此战乌孙国“虏马牛羊……七十余万”，而上一次战果如此丰厚的，正是河南阴山之战，“驱马牛羊百有余万”。

有力说明，这两战是整个汉匈百年对抗中最关键的两次转折之战，也可以说是“一头一尾”，前者汉朝至少不败，后者汉朝胜局已定。

而乌孙国的表现，恰恰证明了汉武帝“以夷制夷、断匈奴右臂”大战略的正确性与远见卓识。

特别是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决定放弃对外战争，那么，对抗匈奴的历史重任，势必会落在西域某国的头上，肯定有某个国家会最终站出来，这是历史规律。

而此次乌孙之战，汉军看似出动16万骑兵，兵力规模甚至超过汉武帝时代，但实际根本没有多少斩获，最多起到“战略威慑”作用，吓跑了匈奴单于本部与左贤王部。

算是啦啦队吧，但“鼓掌”很不整齐、跳舞的“舞姿”也相当难看……

这也大致证明了“以夷制夷、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必然规律所在，终究要靠乌孙国来发挥实际作用，起码不可或缺。

以上。计算时间，前71年乌孙重创匈奴，距离前139年张骞一出西域，已经过去了惊人的近70年。

即使按前119年张骞二出西域计算，至此也已过去近50年。

其中张骞逝世于前114年，汉武帝驾崩于前87年，他们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却无疑要归功于他们的战略远见。

尤其是张骞，前后两次近二十年的跋涉奔波、四处游说甚至被匈奴扣押多年，个中辛苦、历史贡献令人心酸、敬佩。

而历史是存在规律的，最终的胜败不仅需要一代代人的相继努力，也需要对“历史级战略”的持续坚持与实现。

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秦国长达160年实现六合一统，个中大战略可以归结为“东出+一统”。

而汉匈百年对抗的汉朝大战略，则可以总结为“反击+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