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腰子是如何被鸦片掏空的？

鸦片，又译作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制成的。

罂粟约于唐代传入中国，因其有镇静安神、止泻止痛作用，一直被作为药材使用。18世纪前期，鸦片主要由葡萄牙商人从果阿和达曼等地运进澳门，然后向内地转卖，不过当时的输入量并不大，每年约在200箱左右。

罂粟

由于当时鸦片被当做药品进口，所以与其他货物一样缴纳关税，公开买卖。

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传统的吞服或煎饮更易使人上瘾，对人体造成危害更大，且凡染上此毒瘾者，再难自制，往往不惜为此倾家荡产，从而构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严重威胁。

鸦片禁令的开始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虎门销烟。其自1729年（雍正七年）开始，清政府即明令禁止吸食鸦片。到1796年（嘉庆元年），清廷更下诏停止鸦片征税，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已成为非法。

清政府的鸦片禁令由来已久。而鸦片贸易却愈演愈烈。

高额的利润便得英国人疯狂

英国殖民者从18世纪初期即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

1757年，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随后又取得了对奥理萨和比哈尔等地区的统治，这些地区是印度著名的鸦片产区。

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政策，垄断对外鸦片贸易。

东印度公司

到1797年，它又垄断了鸦片制造权。

东印度公司在垄断鸦片贸易后，便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鸦片走私：由它负责收购和制造鸦片，然后批发给投机商人，再由他们转售于走私商人，贩入中国境内进行销售。由于吸食鸦片极易上瘾，传播迅速，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鸦片输入规模也越来越大。

以1805年为例，东印度公司以每箱160卢比的价格收购鸦片，运到加尔各答后，以每箱988卢比的价格拍卖转手，然后由英国私人商船走私运往广州售卖，每箱价格高达3500卢比，等于收购价格的22倍。

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很快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地位，而且他们以对华鸦片非法贸易为中间环节，用贩卖鸦片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输入英国本土，谋取另一份超额利润；

同时，他们又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使英国工业品在印度市场上增加销路。这就形成了英（棉纺织品）——印（鸦片）——中（茶、丝）的三角贸易格局，而在这种三角贸易格局中的任一环节上，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能从中获得超额利润。

虽然毒品走私这一肮脏的贸易遭到舆论的严正谴责，但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顽固地坚持鸦片走私政策。

在英国政府的包庇和纵容下，英国烟贩对华走私活动益发猖狂。当中国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后，英国商人便以武装走私的方式来推进鸦片贸易。

清政府失败的禁烟政策

1729年，雍正帝便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这道禁烟令，对于贩卖、开馆者及相关责任者，所处刑罚很重。

但是，这道禁烟令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即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只禁贩卖设馆，不禁吸食、进口鸦片，因此根本不能从源头上禁绝烟毒之源，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禁烟作用。

乾隆时期，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依然是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进口。乾隆帝虽于1780年曾经采取过严厉的禁烟措施，但仍没有效果。

1796年，嘉庆帝继位伊始，即颁布诏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至此，鸦片贸易成为非法。

但经嘉庆皇帝20年的厉行禁止，鸦片走私贸易并未得到根绝，反呈愈禁愈烈之势。

在道光皇帝即位时鸦片己经成为社会第一公害。

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

当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帝继位伊始，重申禁令，严禁鸦片进口后，英国鸦片贩子们便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下，干起了无耻的走私勾当。

嘉庆皇帝

一开始，鸦片贩子们把交易地点从广州移往澳门，在那里设立基地，然后带着鸦片样品到广州兜售，成交之后，再至澳门提货。

由于英国商人觉得当时窃据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勒索过重，不久便把鸦片走私船开至黄埔，由行商为之掩护，夹带偷售。

1821年，道光帝继位后，厉行禁烟，封闭澳门、黄埔，将鸦片船逐出珠江口外。于是，鸦片贩子们便把走私船开至伶仃洋面，利用快船进行走私。

鸦片贩子们从印度等地运来鸦片后，先行卸在停泊于伶仃岛附近的鸦片趸船上，然后夹带样品至广州，勾结中国烟贩，议妥价格后，再由中国烟贩至伶仃洋取货。

随着伶仃洋上鸦片走私规模的扩大，停泊在这里的鸦片趸船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七八艘，上升到30年代的30艘以上。

19世纪3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英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从广东到东三省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能见到走私鸦片的趸船。

这一时期，西方对华鸦片走私达到了最高峰，长期漂浮在中国沿海的鸦片走私船只就有30多艘。

腐败无能的海防水师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在热河去世，其第二子爱新觉罗·旻宁继位。虽然，当时距离清朝的巅峰乾隆时期才过去30多年。但是，清王朝的吏治己经腐朽到了根里。在当时朝廷全面严烟的条件下。

水师巡船竟与鸦片贩子私相勾结，受贿放行，“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

更有甚者，“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获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而以缉获鸦片有功，保擢总兵。

这样，清政府为巡查违例走私洋船而设的巡船，竟然成了鸦片走私的护卫舰，甚至沦为鸦片走私船，从而使鸦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畅通无阻。

要钱不要命的非法商贩

遍布全国各地的非法商贩，也为鸦片走私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鸦片走私网络密布全国。广州等地一些恶棍、奸商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销烟土，名曰“大窑口”。

外国的鸦片贩子上岸后，带着鸦片样品到这些大窑口里与奸商、毒贩议价订券，再由这些奸商凭券至漂泊在海上的鸦片趸船上验券取货。

中外鸦片贩子甚至以武装走私对抗中国政府的禁烟，他们专设有从大窑口至伶仃洋上趸船取货的走私船，名曰“快蟹”或“扒龙”，三桅三帆，裹以铁网以抵炮火，两舷设快桨五六十，来往如飞，星夜遄行，所过关津，呼之不停，追之不及。

白昼公行，肆无忌惮，海关人员，对其无可奈何，又怕担负纠察不力之责，亦竟匿而不报。鸦片烟土上岸后，再由大窑口偷贩至分布于全国城市乡镇的小窑口，以事分销。由此，鸦片烟毒，弥漫全国。

鸦片加强的统治危机

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乃呈逐年直线上升之势。有人对经英国毒贩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数量曾经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如下表，从中足见鸦片走私之如洪水猛兽一般势不可遏。

1773-1838年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简表

单位：箱

上表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表中数据是极不完备的，因为对华鸦片输入是一项遭到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走私贸易，想要获得其绝对可靠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表数字也只是人们就所能掌握的材料编制的一个关于这项肮脏贸易的缩小的统计。

但即便从这样一个不完备的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自18世纪末叶始对华鸦片走私输入的激增之势：

1773年，鸦片输入在1000箱左右，到1799年，已突破4000箱，

至1811年突破5000箱，1822年达到7773箱，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823年达到9035箱，1824年超过1.2万箱，1829年超过1.6万箱，7年之间又翻一番。

1830年接近2万箱，1835年突破3万箱，1838年超过4万箱，8年之间又翻一番。

从1800-1838年，总计输入434547箱，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另据人考证，1800-1839年，合计英、美、法、葡、荷等国对华鸦片走私输入共达638119箱。

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在中国大地上毒流蔓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鸦片输入的激增，反映出中国吸食者的激增。

19世纪初，吸食鸦片者一般是殷实之家，到了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员，官员胥吏、书役兵丁、农夫商人，都有人沾染了嗜毒恶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尤甚。

嗜毒成瘾之人，置妻儿饥寒于不顾，纵然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更致无数富年壮丁，以嗜烟成性，沦为无所事事的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一般人等，耗钱费银，购烟解瘾，严重损害了社会对正常商品的消费能力，使正常商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窒碍作用。

其次，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导致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安全。有人考证，从1800-1839年的40年间，因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总计高达6亿两。

又有人估算，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每年耗费在鸦片消费上的白银达到1633多万元，合纹银1175多万两，几乎与清政府1830-1838年8个年度关税总收入的1227多万两相当。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毒烟缥缈中化为乌有，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所处的出超地位，也由于西方对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转为入超，国家财政陷于困顿之局，国力为之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