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其人的心理阴暗

李敖其人的心理阴暗

张耀杰

2004年7月23日，前《文星》月刊老板萧孟能在上海去世。李敖于第一时间在凤凰卫视做出反应：“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段言论滋由被打压的事”

大半年之后，南京学者范泓以严谨公正的态度推出纪实专著《与李敖打官司》，以一系列的铁证告诉人们：萧孟能的“退出江湖”，并不仅仅是根源于国民党政府的“打压”，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李敖的背信侵占，以及萧孟能本人“不按牌理出牌”的咎由自取。

李敖：横空出世的超限战

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人称“萧三爷”，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18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64年离职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萧孟能也算是国民党的“太子党”成员。

《文星》月刊创办于1957年11月，萧孟能任社长，第一任主编是何凡。他在代发刊词中提出的口号是“不按牌理出牌”，其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说是一个旁观者在牌局终了之时，对得胜者愤愤不平地说：“如果照牌理出牌的话，你没有赢得道理。”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事发，台湾出版界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中国》半月刊随之终刊。在新闻出版界普遍矮化的情况下，具有政治背景的《文星》，逐渐成为标志性报刊。沿着“不按牌理出牌”的路子走下去，萧孟能选中了李敖。

1961年11月1日，《文星》49期发表了李敖写的《老年人与棒子》。四十多年后，萧孟能回忆说：“《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在很短期间之内，我为他的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我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的人，最需要这样一位人才，当然我对于他工作能力之强，尤其他特别有事务才，办事有条有理，有速度，干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人才。”

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就在萧孟能与李敖风云际会的关键点上，前辈大师胡适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启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文化论战”，无意之中给李敖提供了横空出世的绝佳机遇。

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中文稿刊登于《文星》50期，文中所讲的是他终生不变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讲稿一经发表，立即遭到文化卫道者的口诛笔伐。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是年近60岁的徐复观，他在《民主评论》发表文章，指责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

接下来，《文星》51期发表国民党立法委员胡秋原长达27000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选一，因为“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亡国”。

对于“不按牌理出牌”的萧孟能来说，论战本身就意味着无限商机。他在52期《文星》的《编辑室报告》中，摆出了一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赌局：“在这一次论战中，我们暂时不想指出谁对谁错，对与错的问题应当诉诸全民族的理性良知。我们也不准备提供什么见解，这是需要大多数人来共同讨论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

正是在这期《文星》中，李敖以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对中国三百多年来的五十多位文化人，展开一网打尽的人身攻击。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然去世。3月1日，《文星》53期推出“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除十一篇纪念文章之外，另有三篇论战文字，分别是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徐复观的《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答黄富三先生》、李敖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杂志上市后引起更大轰动，几天之内连印四版计二万多册。

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54期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对前辈学者徐道邻、胡秋原等人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与李敖取同一立场的，还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只有郑学稼的一篇《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

这种以四篇围攻胡秋原、三篇围攻徐复观的压倒性局面，令胡秋原大为恼怒。他转移阵地到《世界评论》杂志。《文星》月刊又推出居浩然的《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对上一期充当“和事佬”的两名作者梁容若、黄宝实加以更加恶毒的人身攻击。

这样一来，《文星》原有的撰稿人郑学稼、徐复观、徐道邻、梁容若、黄宝实相继退出，不久，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也宣布辞职。老朋友的纷纷离去，换来的是萧孟能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文星》的发行量从原来的四千册增长到七千册左右。作为奖赏，萧孟能主动租下一所房子供李敖和其女友王尚勤同居，并且预付一万元约请李敖撰写《胡适评传》。这是27岁的李敖，一生中拥有的第一笔巨款。

1962年9月1日，《文星》59期发表居浩然从英国寄来的公开信，揭发胡秋原在1933年11月的“闽变”即“福建事变”中，有过“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1962年10月1日，《文星》60期发表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同时在“旧文重刊”栏目集中推出关于“闽变真相”的五篇史料，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与中国共产党有过秘密接触的胡秋原，实施政治上的秋后算账。胡秋原出于自卫，于9月18日发表公开谈话，宣布将为反对乱戴红帽子而奋斗。同一天，“立法委员”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文星案，一场文化论战很快就演变为国民党内部的话语争夺。

吊诡的是，“立法委员”胡秋原此前一直是以新闻滋由的捍卫者闻名于世的。更加吊诡的是，指责胡秋原“要官方来压制民间的言论”的萧孟能、李敖、居浩然等人，同样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清算论战对手，他们所采用的是变本加厉的正统话语和超限战术。

萧孟能

李敖与萧孟能的“快意恩仇”

1962年11月，胡秋原联合郑学稼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1963年2月，徐复观也加入战团，声言“如果和解不成”，他将向“总统”报告文星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侮蔑总统”。《文星》一方也不甘示弱，在依据“刑法”提出反诉的同时，还邀请李敖出任《文星》主编。李敖自写自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69期的《为“一言丧邦”举证》。他在文章中继续攻击胡秋原“不堪造就，竟然老羞成怒，老下脸皮来控告我”，劝告对方“趁早投笔毁容，披发入山”。

到了1965年11月29日，《征信新闻报》的余纪忠发表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把矛头直指蒋经国手下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谢然之。李敖“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与余纪忠联合作战，一方面在《文星》98期（1965年12月1日）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控诉谢然之违反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最高指示，同时又批评蒋介石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

蒋介石得知这篇文章后大为震怒。1965年12月25日，《文星》99期在印刷厂里惨遭封杀。五年后的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国民党当局拘捕。1975年8月12日，李敖因蒋介石去世而侥幸得到减刑判决：“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褫夺公权四年。”

1973年11月，萧同兹去世，已经习惯于“不按牌理出牌”的萧孟能虽然继承了大宗财产，却始终学不会依法理财。他在李敖受审及服刑期间也曾两度入狱，一次是由于李敖选编的《胡适选集》的版权诉讼，一次是因为违反票据法。

1976年11月19日，李敖刑满释放，他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就是萧孟能在他入狱之前一送一卖的两所房屋。1977年4月，萧孟能为了逃避债务，与李敖签订君子协定：“查李敖先生住所所有关于本人之字画、书籍、古董、家具等（文件与信函不包含在内，系本人存寄，托李先生代为保管，未得本人书面之同意，任何人不得领取。）均系本人移转给李敖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债务者，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特此证明。”

1979年10月19日，准备前往智利的萧孟能，又与李敖签订委托对方代管“在台个别或共同之全部与金钱财产有关事项”的“协议书”。1980年2月16日，萧孟能与女友王剑芬由智利返回台北，发现自己家的房门被李敖换锁，家中财产被洗劫一空，连王剑芬名下的另一所房子，也被转移到李敖的新婚妻子、著名演员胡茵梦的名下。据萧孟能概估，自己被李敖侵占的财物至少在新台币两千万以上。

在几经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萧孟能于1980年7月23日给李敖发出存证信函，请求李敖返还财物。7月29日，李敖也给萧孟能寄来一封存证信函，把当年用于对付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超限战的刀笔手段，变本加厉地用在了萧孟能身上：“来函语无伦次，与事实背谬，层出不穷，请逐项提出证据影本，以证明台端之诬陷与被迫害狂，俾便将台端依法处理或送医诊治或再行作答。”

1980年8月26日，萧孟能委托律师李永然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诉，控告李敖“背信与侵占”。

可怕可怜的阴暗心理

1981年6月17日，萧孟能诉李敖案由台湾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李敖连续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处有期徒刑陆月。”

由于萧孟能不知道在刑事官司中附带民事赔偿，官司虽然打赢，被侵占的大宗财物依然不能追还。李敖在诉讼前后回报于萧孟能的，更是长达八年的疯狂报复。

1980年10月26日凌晨二时许，李敖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由弟弟李放驾驶，停靠在王剑芬的家门口，他此时扮演的是帮同捉奸的角色。

这天晚上萧孟能恰好没有在王剑芬家留宿，李敖率领萧孟能的分居妻子朱婉坚、报社记者段宏俊、商人黄国亮扑了空，只好对王剑芬扬言：“我是来报私仇的，你们毁坏我的形象，我也要毁坏你们的形象，……”

萧孟能与朱婉坚的协议分居连同与王剑芬的正式同居，都是在李敖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为了挟私报仇，李敖竟然私闯民宅聚众捉“奸”，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1982年2月李敖第二次出狱之后，指使女友刘会云出面检举萧孟能窃占土地，证据是李敖第一次出狱后受聘为萧孟能掌管一切财务，曾经建议萧孟能把自地自建的水晶大厦前面的公共荒地租给花农。认真追究起来，李敖本人其实就是一名同案犯。

1984年4月25日，台湾高等法院判处萧孟能50天拘役。7月27日，明明是同案犯的李敖，却以“老同学”的名义给法务部长施启扬写信，要求执行萧孟能的拘役。萧孟能入狱后，李敖于8月10日给台北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写信，以看见朱光军吃花酒一事进行要挟，致使萧孟能被关入病监。李敖随后又给台北监狱典狱长曾庆璧写信，把64岁的萧孟能关进重刑犯牢房。

《与李敖打官司》作者范泓先生

除了在文章中一再丑化萧孟能之外，李敖先后以自己及弟弟李放、女友刘会云、萧孟能前妻朱婉坚的名义检举、控告萧孟能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计三十五件，致使萧孟能两次被判入狱，最后只好以戴罪之身远走美国，几年之后才辗转回到中国上海。谈到李敖对于旧恩人的赶尽杀绝，王剑芬的说法是：“李敖为什么那么恨我，因为有我保护这个萧孟能，萧孟能今天还有一口饭吃。……他撒尽天下的谎，骗尽天下的人，只有我们骗不了。”

在萧、李之争中“舍婚取义”的胡茵梦，也在《死亡与童女之舞——胡茵梦自传》中写道：“（萧孟能）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新闻记者出身的范泓，在《与李敖打官司》中有一句经典的评论：“李敖的左右口袋里本来就装着两套标准，将什么标准应用于什么人和事，则视不同的需要而定。”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