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传第十四章: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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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或杰出的历史人物，往往具有一些优良的作风或特有的性格，康熙皇帝也不例外。大致说来，他的作风与性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好学深思，二是勤政务实，三是崇尚节俭，四是仁慈宽厚。这些性格和作风促成了他的事业的成功，同时也为他的成就增加了一层夺目的色彩。因其中康熙皇帝好学已在《发愤》一章予以介绍，故此章仅对康熙皇帝勤政务实、崇尚节俭和仁慈宽厚略作论述如下。

一　勤政务实

在康熙皇帝的诸多优良作风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勤政务实。按理说作为一个一国之君，且不说关心百姓生活，就是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也应照此去做。然而恰恰是这两点，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中，除少数创业帝王外，多数帝王都很难完全做到。他们不是贪恋女色或玩物丧志，就是崇尚浮夸，讲究祥瑞，迷恋上尊号、炼丹修仙做佛事等。至于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竖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滞不通，民间疾苦竟罔周知”，而且还自欺欺人，粉饰太平，制造升平气象，致使国务处理一塌糊涂。正是利用明末最高统治者的这些严重缺陷，清朝两代开国皇帝崛起东北，以弱克强，挥师入关，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明末帝王怠于政事和崇尚虚夸而至亡国的历史教训为清初统治者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因此早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即告诫他说：“人主居四海臣民之上，所关甚巨；然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对此，康熙皇帝牢记不忘。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康熙皇帝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独自挑起了管理国家事务的重担。当时由于四辅政大臣多年擅权，遗留问题极多，各种重要事务急需处理，可谓百废待兴。康熙皇帝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国家治理能否走上正轨，主要在于国君是否勤政。于是康熙皇帝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各种国务活动之中，除御门听政外，批阅奏章，四处巡幸，略无闲暇。据他自称：“每年春时，为雨水田禾，时刻不忘，留心究问，直至秋成，始稍释念。至于冬日，内地常恐雪少，口外又恐雪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御门听政。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始于康熙六年(1667)七月亲政之日，自此之后，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视朝，一直坚持几十年之久。因为康熙皇帝视朝过早，各级官员为了不迟到，必须于“三四鼓趋赴朝会”，因而平定三藩之后，一个低级官吏、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代表广大官员上书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从未尝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为此，他建议视朝时间改在辰时；视朝时只令“满、汉正左轮流”，“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停其每日上朝，照旧一月三次上朝”。考虑到广大官员的实际困难，康熙皇帝将御门听政时间推迟到辰时，朝见官员也相应减少到有关官员，但他自己却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后来出于对康熙皇帝身体的爱护和关心，曾先后有许多大臣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御门听政。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御史卫执蒲上书康熙皇帝，奏请“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户科给事中何金蔺上书康熙皇帝，“请定御门之期，或三日，或五日”，“日烦临御，臣谊难安”。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二月大学士等人又奏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对广大臣工的一番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谢，但考虑到自己身为帝王，应该“先人而忧，后人而乐”，“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而不予接受。

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他就觉得不安。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即使是生病期间，他也坚持御门听政，偶因病重，不能临御乾清门听政，他也因为“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谕令臣下进奏乾清宫。他还表示，“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在他生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理。或遇大风甚寒之日，自另有旨。”

逐日听政的同时，康熙皇帝还极为注意提高听政的效率和质量，极力避免形式主义。在他看来，听政主要内容是君臣共同处理国家事务，因而视朝时十分重视臣下的意见，多次表示他自己“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因此，他要求奏事官员“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对于一些官员“不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加以批评。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也时时将“天下大事经营筹划于胸中”，以便御门听政时能正确处理。

御门听政之外，阅览处理各地各衙门所上章奏也是一个重要的政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日章奏不下百十来本，政务繁忙时，有时多至三四百本，即使政务较为清闲时，也有二三十本或五六十本。这些章奏例由内阁大学士先行览讫，并票拟初步处理意见，呈送康熙皇帝，由他最后决定。对此康熙皇帝不是不负责任地不看章奏内容便在内阁所拟票签上打勾画圈，而是将所有章奏通通详加阅览，不遗一字，“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同时还对内阁票拟详加审核，以定可否。即使在病中，也坚持不辍。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康熙皇帝身体违和，移居瀛台养病，仍令“部院各衙门章奏，俱交内阁转奏”。当年十月康熙皇帝患病期间，依旧“日理章奏，未尝废事”。有时外出巡幸，批阅章奏便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一般情况下他下令京中章奏三日一达御前，有时还下令两日一送。奏章一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如递本人员迟延时日，还要严加处分。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康熙皇帝视察畿甸，因当时“户、刑二部启奏之事最为繁冗，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因而下令改变前此三日一送旧例而为两日一送。当年十月康熙皇帝东巡曲阜途中，京中章奏至时未至，康熙皇帝异常焦急，深夜不眠，坐待奏章，并且下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直等到四更时分奏章始到，康熙皇帝立刻摊开批阅，直到天亮方才处理完毕。康熙四十年(1701)六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因为京中本章未能按时抵达御前，他特别指示派人调查原因，予以处理。每次巡幸回京后，为了处理在外巡幸期间积攒起来的待理政务，康熙皇帝更是繁忙异常。他说：“朕历年夏月避暑，九月回銮，所积四月内口外不能办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岁内完结。至次年开印，又复速为办理，无致壅积。”

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康熙皇帝老境来临，大病七十多天，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为了批答章奏，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艰辛。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他特地为此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他说：

我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十分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想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我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我而言，在位六十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绝不会强迫他继续上班。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我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办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我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办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我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我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有不肖之徒，见我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要我安静休养，再不然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我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饰之词，六十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

由于长期勤政，康熙皇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对于各地上陈祥瑞，他向不热心，从来不曾将其宣付史馆。对于不事生产的僧道，康熙皇帝早年即极为鄙薄，认为都是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术，梁武帝、唐宪宗佞佛都是愚蠢的行为。后来他对僧道的看法虽然有所变化，但也是敬而远之，从未加以提倡。因此他在位期间，佛道势力始终没能得到发展，更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他尤其反对臣子们多次提出的无益实政的为他庆寿典、上尊号等建议，他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寿诞，一般都下令停止朝贺，更不搞什么筵宴。三藩叛乱、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群臣想给他上尊号，他也都推给了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嫡母孝惠章皇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五十寿辰届期，臣子们又想搞庆典、上尊号，还要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绝。他说：如果在京官员如此，地方督抚也一定会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群臣恭进万寿无疆围屏，他也只收下颂辞，而将围屏退还。同时还颁发长篇谕旨，指出自己御极四十多年来，“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居安思危，自己不应“以名誉称尚为尚”，而当“以海内富庶为心”。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礼部诸臣以次年恭逢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特地会同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议上庆典章程。康熙皇帝览奏后，又情辞恳切地对上奏的群臣说了一番话：我自即位以来，一心盼望天下太平，在历史上留一个好名声。几十年来我夙夜勤劳，以致须发皆白，心血耗尽，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自古帝王在位时间都极为短暂，享年不永，人们往往说成是别的原因，其实这是不了解历代帝王一生何等辛勤啊！我的才能和德行本来极其普通，只是赖有祖宗庇荫，才得以在位五十余年，年寿也将及六十。现在为国事更加忧劳，精力愈益不支，只害怕长此下去，不能始终如一，使得一生勤劳付之东流，因而兢兢业业，并没有祈求六十大寿的想法。你们的奏章，我觉得都是不讲实际的虚言套语。我十分希望做臣下的能够清廉自持，做儿子的能够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也互相友爱，人人都读正经书籍，各自尽心于自己的职责，国家太平，人民幸福，盗贼宁息，这就是对我六十寿辰的最大贺礼了。此外一切仪式，我并不喜欢。后来只是由于群臣瞒着康熙皇帝，先期召请直省官员、绅士、耆宿入京庆贺，造成既成事实，盛意难却，为了答谢士民好意，康熙皇帝才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向他祝嘏的耆老，但他内心对这种活动却不以为然。此外对于臣下“陈奏国家之事辄用称颂套语”，康熙皇帝也十分反感，并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于朕躬并无裨益”，要求以后“当尽删除称颂套语，将有益于朕躬之处速为指陈，使事务不致壅积，可以知诸臣之实心报效，而朕之病体亦得调护矣”。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不但使得康熙皇帝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帝王，而且也对雍正以后清朝各代帝王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崇尚节俭

康熙皇帝一生崇尚节俭。之所以如此，就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值大乱之后，民生凋敝，广大劳动人民以赋税形式向统治者提供的财富数量有限，使得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各级贵族官吏没有条件任情挥霍。就康熙皇帝个人而言，早年寄养宫外，未曾受到宫中颇为奢靡生活的熏陶和影响；成人后又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经典中有关节俭的教育，从而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节俭是一种美德、奢侈腐化不只有损君德，且易招致祸乱的观念。因而在实际执掌政权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极力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个人生活十分朴素，宫中用度一省再省。在他的影响下，各级贵族官吏也不敢过分靡费，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节俭的风尚，使得社会财富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这对康熙朝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受过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儒家经典中有关节俭的论述，他极为赞成。他认为“私欲弘多，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早离距违，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因而终其一生，生活朴素，对个人要求十分严格。对此，法国传教士白晋在所著《康熙皇帝》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载。该书说：

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但是，康熙皇帝个人的生活用度绝不是奢侈豪华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严格地遵守着国家的基本法。王公贵族自不必说，即使皇帝本人，不是以公共利益破格花费的款项，也是国法所不容许的。在中国，由于寄食于宫廷的官吏和御膳房的人员极多，皇室费用不能不远远地大于欧洲豪华奢侈的宫廷。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这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从饮食上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的情况。

皇城范围很大，仿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建筑物上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看上去相当壮观。从建筑物的宏伟以及其他方面，马上就可以看出这是闻名天下的大皇帝居住的地方。如从建筑物的内部和房间，特别是皇帝的内室来看，装饰着两三张壁画，用金属镶嵌的饰物和相当粗糙的彩色织锦。这种织锦在中国是很普通的，所以用不着节约。除此之外，其他装饰几乎就是内室的整洁了。

康熙皇帝在距北京二里远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离宫。他很喜欢这个离宫，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他让人在这座离宫内挖了两个大池塘和两三条水沟。除此之外，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像康熙皇帝这样有财势的君主应有的豪华迹象了。这个离宫布置得确实是整洁而朴素。无论从建筑上看，还是从占地面积来看，这座离宫远不如巴黎近郊的几个王公的别墅。

从日常的服饰和日用品方面，也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喜欢朴素的美德。其大致情况如下：冬天，他穿的是用两三张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缝制的皮袍，这种皮袍在宫廷中也是极为普通的。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丝织品缝制的御衣，这种丝织品在中国也是极其一般的，只是穷苦人不穿而已。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常常穿一件羊皮呢绒外套，这种外套在中国被认为是一般的服装。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着用荨麻布做的上衣，荨麻布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惟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檐上镶着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习惯风俗。

在不适于骑马的季节，康熙皇帝在皇城内外乘坐一种用人抬的椅子。这种椅子实际上是一种木制的轿，粗糙的木材上面涂着颜色，有些地方镶嵌着铜板，并装饰着两三处胶和金粉木雕。骑马外出时，几乎也是同样的朴素，御用马具只不过是一副漂亮的镀金铁马镫和一根金黄色的丝缰绳。

除康熙皇帝之外，亚洲的君主们在所到之处，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豪华和奢侈。这种情形在康熙皇帝周围是看不到的。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康熙皇帝确信一个帝王的伟大不在于有华丽的外表，而在于有高尚的品德。……然而，康熙皇帝却过着朴素的生活。就其衣着来看，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自己虽然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巨款，他也从不吝惜。

除此之外，不少文献也都记载了康熙皇帝自奉俭约的情况。如据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载，在北征噶尔丹期间，为了节约军粮，康熙皇帝曾下令军队每天只吃一顿饭，并且自己带头执行。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一直到了康熙皇帝晚年，他还拒绝太医要他服用补药的建议，宁愿甘于粗茶淡饭，并为此赋诗明志。这一方面是出于养生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易更改。该诗云：

淡泊生津液，清虚乐有余。

鬓霜惭薄德，神惫恐高誉。

苦好山林趣，深耽性道书。

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

对于自己个人的生活，康熙皇帝十分节俭；对于宫中的日常用度，他也大力予以裁减。他曾说：“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期以有余，沛恩百姓。若非撙节于平时，安能常行蠲赈之事耶？”[插图]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月他下令减少宫中的酥油乳酒供应。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他又因天旱，下令减省宫人及所用器物，并命查核前明宫中所用具奏。大学士等经过查核，回奏道：前明宫中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现在都已充作军饷。又查前明光禄寺每年送交宫中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现在每年只用三万余两；明朝宫中每年用去木柴二千七百八十六万余斤，现在每年只用六七百万斤；明朝宫中每年要用红螺炭一千二百零八万斤，现在每年只用一百余万斤。明朝各宫林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现在一概不用；明朝宫殿楼亭共七百八十六处，我朝数目则不及其十分之一。前明建造宫殿，其九层基址以及所有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现在紫禁城内只是在万不得已时始行修造房屋；修建时，不但基址不用一块临清砖，即使所有墙垣，也都是寻常砖料；所用木材，只是一般松木。又按照《三礼》规定，天子应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照此推算，使用宫女当有数千人之多。唐太宗是唐朝一个有名的贤君，历史记载他即位后一次遣发宫人达到三千人。以此估计，其他皇帝所用宫女当皆不下数千人。现在除慈宁宫、宁寿宫外，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老媪、洒扫宫女以上，总共算起来，只有一百三十四人。不仅三代以下无有，即使三代以上，也没有像这样的。

三　仁慈宽厚

作为一个杰出的封建君主，康熙皇帝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仁慈宽厚。康熙皇帝幼时便失去生身之母，父亲顺治皇帝又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孩子，未曾像常人一样得到足够的父母亲情之爱，只是在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嫡母孝惠章皇后的精心抚育下才得以成人。作为一个孤儿，康熙皇帝认为祖母和嫡母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不只是理所应该，也是一种超逾常格的赐予，自己不但应该终生不忘，还应该加倍地予以补偿。因而，从幼年时起，他即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母和嫡母。正是幼年时期的这种独特的经历，形成了康熙皇帝最初的仁爱之心。

康熙皇帝成人之后，处理政务的实际需要和儒家经典的长期熏陶，使得这种最初的仁爱之心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了仁慈宽厚的性格。明、清之际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如从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伐明开始，至三藩叛乱平定为止，前后约有六十多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大规模的战争连绵不绝，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十分激烈，并先后酿成一次又一次互相残杀的惨剧。如早在清朝政权兴起之初，努尔哈赤即先后杀死自己的弟弟舒尔哈齐和长子褚英。努尔哈赤刚刚去世，皇太极还未继位，就和诸贝勒联合起来，逼令继母乌喇纳拉氏殉葬，尔后又杀死自己的姐姐莽古济格格和弟弟德格类一族。多尔衮擅权时期，死于非命的宗室更多，粗略估计，自肃亲王豪格以下不下十人。顺治皇帝亲政之后，又有阿济格等不少宗室成了刀下之鬼。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四辅政大臣为更换圈地之争彼此反目，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户部尚书苏纳海以下许多大臣也身首异处。与此同时，各个阶层之间的人际关系也空前紧张。如果听任这种状态长期继续下去，势必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因而在这个时代出生的康熙皇帝由衷地盼望着“天下乂安”局面的出现。为此康熙皇帝如饥似渴地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历史知识，意在从中学到传统治国理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通过学习，康熙皇帝认识到，“政治之本在宽仁”，“物刚则折，弦急则绝，政苛则国危，法峻则民乱。反是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因此他总结道：“古之帝王以宽得之多矣，未闻之以宽失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无论在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对普通百姓，康熙皇帝都采取了颇为宽仁的政策。在皇室内部，除了清除鳌拜集团时偶有杀戮外，终其一生未曾屠戮一人。对自己的几个兄弟也十分友爱，不只平常赐宴、赐诗史不绝书，而且生病、去世时还亲临视疾或祭奠、撰写碑文。

对于八旗，因为是自己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康熙皇帝加意爱护。三藩叛乱期间，不少八旗将士战死疆场，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康熙皇帝巡视京畿，发现因京郊地价涌贵，八旗亡故军士“葬地窄狭，坟墓累累，亦有竟无茔地者”，这使康熙皇帝甚觉恻悯，并要求有关机构予以解决。不久他又再次指示，拨给出征死亡将士葬地，“必平原高燥之处方可”；又要与道路相近，以便亲人祭扫；所拨地亩，不得取之“官员秩卑、小民贫之者”，以免影响其生计，而应于内务府及诸王大臣溢额地亩中拨出。随经大学士等议定，满、蒙八旗每佐领给地十五亩，汉军每佐领七亩半，以为葬地。三藩叛乱平定后，根据八旗户口日繁、生计艰难的现实，他又先后下令拨出巨额帑银代偿债务，此外还多次予以赈济。

对于各级官吏，康熙皇帝亦极为重视。鉴于古来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终”，康熙皇帝“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论满、汉、蒙古，非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皆务全保之”，“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其中廉洁有声者，还格外予以褒扬。巡幸所至，凡是现任、致仕、革黜在籍官吏，皆予以接见，并各赐御书匾额、诗词和白金貂裘，以示关怀。如逢战争胜利或令节生辰，还邀集在京官员举行宴会。宴会中，君臣共赋诗章；宴会结束，又各赐内厩名马、御书以及缯绮等物。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他还特别另设官卷，用以解决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子弟科举入仕问题。对各级官员的身体健康，康熙皇帝也十分关心，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时他即下令，大臣有疾，不必奏闻，即可延御医前往调治；对一些年老有疾的官员，他还亲赐药物，希望他们早日痊愈。老年之时，想起“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对近身侍从人员，康熙皇帝也十分宽厚，其中效力年久者，还录用其子孙；即使犯了过失，只要不是有心之过，即曲为宽免，从未笞责一人。如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内廷茶膳房遗失不少御用金银器皿，康熙皇帝得知后，经查询，并非有意之过，遂下令免于赔偿，只令“广储司如数补造”。康熙四十三年(1704)八月初二日，康熙皇帝外出，中午用饭时发觉“膳房所备，止有肉肴，竟忘携带饭食”。随从护驾的诸皇子都要求处罚有关失职人员，康熙皇帝却以其为无心之过，下令宽宥。因而终他一生，他和近身侍从人员关系十分融洽，有的太监和老侍卫还得到他赐予的诗章，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对于普通百姓，康熙皇帝更是十分关心。清除鳌拜集团之初，康熙皇帝即命侍从永停圈地，革除了入关以来一个最严重的扰民败政。同时对因遭灾而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康熙皇帝也存恤备致。康熙十六年(1677)秋，康熙皇帝于视察仁孝皇后地宫时巡幸塞外，发现一人僵卧路旁，询问后，得知此人名叫王四海，为人佣工，返家途中因腹中饥饿，“卧不能起”。康熙皇帝立即命侍从给他热粥喝，待他苏醒后，又将他携至驻地，送回原籍。康熙十八年(1679)冬，京畿饥民乏食，流集京师，因当时正值三藩叛乱期间，国家财政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赈济灾民，康熙皇帝遂下令京师五城各设粥厂，全活在京饥民无数。次年四月，原先颁布的赈济期限已满，有关官员请以赈余银米资遣饥民还乡。康熙皇帝考虑到麦收尚未届期，如此时资遣回乡，仍将流离失所，因而又复下令展赈两月，以俟麦收；又考虑到天气渐热，疾疫流行，命太医院及五城医生前往诊视。但因天气亢旱，春麦尽皆枯槁，麦收无望，康熙皇帝又派户部侍郎萨穆哈前往直隶各地赈济在乡饥民，直接至秋收，“勿令灾黎有失生理”。对于在京饥民，也依例再次展赈三月，并“遣太医院医生三十员，分治五城抱病饥民”。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康熙皇帝听说直隶宣化一带因为饥荒，“贫民乏食，鬻卖妻子以求自活”，十分焦急，立即派遣户部郎中明额礼“驰驿速往，会同地方官赈济”。因为灾荒年月，饥民无食，扒抢之事时有发生，不少穷民触犯法律，系身缧绁。为此康熙皇帝对于刑狱处理慎而又慎，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全国秋决之犯“尚不及四十人”。对于在押人犯，也屡命御医“给予药物，疗治有疾之人”，并对治病不积极的官员严加批评。三藩叛乱平定后，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康熙皇帝开始以更多的财力投入到蠲赈中，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不但地方性的蠲赈史不绝书，而且从康熙三十年代以后，蠲赈规模越来越大，涉及地区也越来越广，并进而发展成为康熙五十年(1711)时全国性的蠲免。有时康熙皇帝甚至还将仁爱之心施于牲畜。康熙二十二年(1683)底，礼部大臣向他奏请来年元旦筵宴事宜。康熙皇帝即指出：过去元旦赐宴，“布设满洲筵席，甚为繁琐，每以一时宴会，多杀牲畜，朕心不忍”，谕令以后元旦赐宴，应改满席为汉席。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性格以及由此而推行的政策，对于康熙皇帝统治的巩固和清朝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积极方面而言，它使最高统治集团长期处于稳定状态，避免了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而触发的社会动乱再度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康熙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消极方面而言，在整顿吏治问题上，显得过于宽容；在家庭关系和建储问题上，也过于寡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后期政局的安定和清朝统治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