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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晋永和二年十一月经过对荆州一年多有效治理温开始西征成汉。桓温伐蜀，从属于其北伐战略，是他平胡灭蜀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定蜀前后，桓温表现出非凡英略和吏治才干。成汉的平定，推动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演进，对桓温本人及其家族产生了相当影响。

桓温就任刺史

桓温于永和元年(345)八月就任荆州刺史，其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一，荆州是东晋的战略要地，历来为门阀士族纷争之所。史云：“自晋室东迁，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周之分陕。”当时“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督七八州。”渡江以来，先后居任荆州刺史有王敦、陶侃、庾亮、庾翼。

士族自东汉以来就多以门生义故结成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网络颖川庾氏在荆州达十年之久，下辖诸州郡官吏基本上都是其故吏掺属。庾翼临终前还安排其子庾方之守襄阳，兄子统为寻阳太守，庾氏子侄分据险要；且庾翼又曾上书，要求以其子庾爱之代其任因之，桓温授任荆州前，”朝议皆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请。”

桓温能否坐稳荆州，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谁那龙亢桓氏此前未曾涉足于荆州，桓氏在荆州的势力是一片空白。温父桓彝先为州主簿；永嘉年间为道令；过江后，出任丞相中兵属，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散骑常侍。苏峻乱时，桓彝死难于宣城内史任上。桓温此前历任琅邪太守、徐州刺史考镜史书，此前让郡桓氏仅有县桓宣父子曾任职荆州。

桓宣是桓温的疏宗。但桓宣在庾氏集团中并不受重用。史称：“(庾翼)令宣进伐石季龙将李，军次丹水，为贼所败。翼怒，贬宣为建威将军，使移戍观山。宣望实俱丧，翼以宣为镇南将军、南郡太守，宣不得志，未之官，发愤卒。”链县桓氏的荆州任职经历，实际上对相温是毫无帮助的。龙亢桓氏在荆州无任何 势力基础，这是桓温能否安居荆州又一不利因素。其二，荆州新近经历了一场叛乱，政局未稳。

永和元年七月，庾翼病死，其部将干琳、戴羲等旋即作乱次月，豫州刺史路永叛逃石赵。自庾亮以来，豫州军事皆受庾氏节制。庾翼曾被“诏使还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于、路永之叛，恰在庾翼新死之际。庾翼之死，在荆州和豫州均引发了动荡框温就职荆州，面临的就是这样人心浮荡、险象环生的局面。

桓温至荆州后，收揽荆州士人民心是极其成功的。考其征蜀随行骨干有周抚、司马无忌、袁乔、周楚、毛穆之、孙盛、龚护等人。周抚出自汝南周氏，时为益州刺史，周楚为其子；司马无忌为南郡太守：袁乔为江夏相；毛穆之原为庾翼建武司马、孙盛为庾翼参军，桓温均留为参军。

《世说·豪爽》载桓温平蜀后一次酒会中叙古今成败，“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据此推测，桓温征蜀，周馥必定随行。然据同书所引《晋中兴书》云：“馥为周抚孙也，字湛隐，有将略，曾作敦。”周氏祖孙三代随军从征，说明了桓温征蜀得到了部分士族的举族支持。上述人员实际上都是颖川庾氏旧属。

桓温征蜀，起用庾氏旧属作为其军事骨干，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它至少说明了桓温在荆州一年间的苦心经营，获得了成效，赢得庾氏门生故更的支持。桓温的成功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桓温能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绥抚庾氏旧属。《世说·政事》载：“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公云：我犹患其重。”桓温治荆方针颇似王导。南渡之初，王导镇之以静，缓和了侨吴矛盾，达到群情自安的效果。

这个政策，后来为桓温和谢安所继承。《世说》注引《温别传》“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迁荆州刺史，在州宽和百姓安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桓温治理荆州与庾氏形成鲜明对比，钱穆论之曰：“诸庾为政，颇欲任法裁物，而才具微不足，皆不能自安其位。”

施政宽和举措精当，是桓温能在短期内安定荆州的重要原因。二，桓温与庾翼的关系亲密。史称：“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桓温与庾翼的个人关系融洽，且志向相同。当初庾翼准备北伐，“举朝谓之不可，桓温及谁王无忌赞成其计。”

桓温实际上已被庾翼引为心腹，他曾向成帝举荐桓温：“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志向的一致，促使了庾翼部属很早就对桓温产生了认同；也正是庾翼曾亲自举荐相温，为庾氏部属对桓温的到来消除了心理接受的障碍。

桓温治理荆州，老练地化解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充分地展示了吏治才干。实际上，此前何充就曾说：“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针对部分人的“庾爱之肯避温乎”的疑虑，何充肯定地说：“温足以制之，诸君勿忧。”《世说·识鉴》也记刘 恢云：“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另一方面，对原庾氏部属极尽笼络之能事。

此外，桓温对荆楚本地人士也给以足够的注意。由此，桓温举手投足间瓦解了庾氏家族势力，控制了荆州局势，证明了自己文武识度和过人英略，也为西征作了充分的准备。胡二省对桓温出任荆州的注脚是：“为桓温专制晋朝张本”这种趋向，实际上在伐蜀之后才初显端倪。

桓温伐蜀

桓温伐蜀的原因，余世明的《论桓温》和吕俏霞的《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未曾提及；施建雄的《试评桓温》未作细致剖析，仅言桓温是抓住李势中外离心的有利战机；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亦未作具体分析，但在论述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中指出：就永和政局的发展，对于桓温来说“呕须乘时立功以增望实，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

张文强先生认为是桓温“为立功以树威”；王仲先生则是这样分析的：“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同时他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这时，蜀李氏的成汉政权已日趋衰乱，在取乱侮亡’的策略指导下，桓温欲进兵灭蜀。”

要而言之，桓温伐蜀动机有二：一是李氏成汉衰政提供了有利战机；二是以胜利来提高威望；三是伐蜀是其代晋称帝的步骤之一。前两点为学界共识。至于第三点，则似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首先，这涉及到对桓温忠逆的评判。

长期以来，论者对桓温的忠逆多持否定态度，唐人将其列入逆臣传，清学者或有曰“一桓温出而宗社几移”；或有批评何充举荐桓温“愚谓庾氏诚不可任，然此外当无人?举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傅翼，成其跋扈晋祚几倾何充之罪也”何充荐温条但这种说法，学者也早就提出了质疑，宋郭允蹈叙桓温伐蜀后论曰：“然后知陶士行坐镇荆州，四十一年曾不加一矢于懵伪，真不忠于晋室也哉!”对桓温忠心的肯定溢于言表；

钱穆评桓温“然其心尚存有君臣名教，故篡逆终不成”；学者余世明对此也颇有共识，认为“《晋书》把桓温与王敦视为一类人物，同列入逆臣之列，实在是委屈了这位古人”；《世说·言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桓公人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桓温这里流露的是对汉忠臣王尊由衷的赞叹，而他其时所行正如王尊其次，即使桓温果真如唐人所论，但在伐蜀时是不是就已有“代晋称帝”的想法也是一个问题。

论者以桓温为逆臣多是因其行废立、谋九锡，桓温废海西公事发于371 年谋九锡是在 373 年上距代蜀有25 年之久。25年前的桓温是否就已有废帝代晋计谋，这很值得怀疑。况且，此时，桓温兄弟子侄仍然弱小，诚如田余庆先生所揭：“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断言桓温伐蜀有代晋自立之意图，是难以使人折服的。

西征

桓温西征是谋定而后动的。规划伐蜀时，多数幕僚持反对意见，唯袁乔进言：“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

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袁氏的分析充满了睿智，对当时的情形和未来的走势分析准确而清晰，底消除了桓温的顾虑。桓温对袁乔委以重任，授之前锋。袁乔后来成为桓温得力助手，在灭蜀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大军踏上了征程。对于桓温西征的兵力，《晋书》中《穆帝纪》、《李势载记》、《桓温传》及常《华阳国志》均未有明确记载。但据张文强先生所言为精兵万余人，惜其未曾出据。案，《世说·言语》注引《晋阳秋》日：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领七千余人伐蜀。”“所领七千人”似应是桓温直辖之荆州人马。《晋书袁乔传》言“使乔以江夏相领二干人为军锋”，此二千人当属温领七千余人内。随桓温西征，还有益州刺史周抚所辖军队。

桓温冒着巨大风险，仅取其中一部分伐蜀，主力留守，这种兵力配置显然是为防止胡寇南下，说明了桓温伐蜀，胡、蜀均在其统筹之内，同时也说明桓温的战略重心还是在伐胡上，伐蜀只是其伐胡战略一部分。

《参考文献》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46.北京中华书局

洪迈.容斋随笔.长沙:岳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