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禅让”和“革命”是中国古代两大政权交替的重要方式，曹魏代汉“禅让”经典的复苏和重建之后，“禅让”在中古时代特别是在东晋、南朝，一直延续到了隋代、北周和唐朝。

“禅让”和“革命”虽然都象征着命运的更替，但最大的不同是，“禅让”并没有否定前朝的合法性，而“革命”则暗示了前朝是因为叛国而被颠覆，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新的政权则是基于对前朝的否定而产生的。

五代时期虽然只存在了五十多年，但六次改朝换代都有“禅让”和“革命”两种方式，其中朱温代唐和赵匡胤登基就是用了第一种方式，其他四次都是靠武力解决的。

众所周知，宋朝的“周禅”是中国古史上“禅让”的最后一次，也是七百多年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次“退位”。而在此期间，学界又发现，作为汉代建立王朝最具影响力的“五德终始”学说，其在现实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宋代中叶开始逐步消退。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转型是在北宋中叶以后才开始的，那时，宋朝的基础已经非常牢固，完全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的另一个短暂的朝代的可能性。

回归到五代至宋代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正统”与“德运”仍是建立政权正当性的主要因素。

一般来说，在四分五裂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频繁的更迭，导致他们的统治力先天不足，没有法约束，这就会促使他们利用天命、卦象、卦象、天灾来塑造自己的正统，“正统竞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次探讨。

与南北朝时期相比，五代时期，虽然也有不少南北朝时期的国家称帝，但却没有能力和北魏王朝竞争。若将南北朝视为两个或多个平行的政权在争夺“正统”，五代就是五个相继统辖“北”的王朝在“南北”之间的“垂直”较量，这个问题就有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以往对“正统”理论的探讨，大多局限在朝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而对于“正统”的传播，官僚阶层是接受还是抗拒，以及是否能够渗透到书面上，则限于资料而鲜有论述。众多五代墓志的发掘，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一时代传统文字对五代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同光“中兴”与题署“伪梁”规范的推行

学界已经发现，五代时期的“正统”叙事，都是以梁唐之争为主要线索的。李克用和李存勖都是出身于“沙陀王”，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被赐予姓氏。朱温代唐之后，居于河东一角的李氏始终高呼着重振唐国的口号，延续了天佑年号，历经十多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将梁国一网打尽。

后唐建国，虽自称“中兴唐祚”，但却把朱梁称为“伪朝”，并在《实录》和《诏书》等公文中冠以“僭”、“伪”等贬斥之名。其后的后晋、后汉、后周，其政权均源于后唐，后周显德二年（954）周太祖曾下过一道圣旨，称“从此以后，梁、清泰两朝，不可再称其为伪君”，这道圣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然而，这种“正”与“闰”之分对宋初产生的影响，在真宗时编的《册府元龟》中，仍将唐、晋、汉、四代归于“天子”一章，而将梁代归于“闰位”一章。

虽然后唐灭亡后，自称“中兴”，朱梁比之于穷、新莽，甚至超越了梁，继承了大唐的统治，但除了梁末帝的一小部分心腹之外，还保留了大量的梁朝老臣，这些老臣在后唐的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霍彦威和李琪的情形相似，这些曾为梁国效力的高官，又是怎样写下自己早期的身世，又是怎样甘心写下“伪梁”二字的呢？与神道碑相比，墓志具有较强的隐私性质，除了极个别奉旨所书者，其他情况下，朝廷很难对其表现形式进行有效的管制。

虽然文章有些俗套，但作者大多与志主亲近，与他的家人、官员都有一定的联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他的身份的认可。

首先要探讨的，就是梁唐时期王镕、王处直和李茂贞等三大节度使的墓志书。王镕和王处直都是投靠了祝文，后来又投靠了晋，最后都在本地的叛乱中被杀了。

《旧唐书》中二人的传记都有“伪梁”二字的记载，云王镕是“伪梁，以太常卿之名，至唐朝中兴，以太常卿之名，而王处直则是“以太常卿之名，以北平之主”，这就是所谓的“中兴”，而云朱温则是一个“僭号”。从历史来源来看，最有可能出现在唐代后期的《庄宗实录》中。

国号之争与题署“伪梁”规范的松动

当庄宗被杀，政局剧变时，他们的声音就变成了反对的声音。谁都知道，庄宗在同光朝后期，任用太监和戏子，对有功之人敬而远之，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嗣源是被叛军拥护而成为皇帝的人，他与李克用只是一个普通的“蝼蚁”，没有任何亲近感；另一方面，也是想要改变主意，与庄宗这位老臣，彻底决裂。

提议改易国号的是霍彦威和孔循，他们都是梁朝的老臣子，而赞成改为大唐的，则是河东的元从，他曾经跟随过李克用，统一了整个中原。改变国家名称，本质上就是为了重定德运。

唐代以土为本，后梁代之为金，“金行启基，玉历建元”，庄宗在“破梁”时，借用“光武大兴”的“光武大兴”，把后梁比作“新莽复土”，以“中兴”和“伪梁”相互支持的言语，为后唐立国立国奠定了基础。

霍彦威等人则提出要对“土德正朔”的继承问题进行再探讨，目的是要确认梁朝的统治地位，恢复大乾的统治地位。所以四年后，霍彦威死后，关于他所刻的“伪梁”两字的争论，也折射出了前梁朝臣们长久以来的政治偏爱。

这一骚动无法改变书法“伪梁”标准很难长久维持这一事实。明宗长兴四年（933)，张继达的墓碑上写着：“梁季帝给他取名昌远，后庄宗大帝登基，因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样，就给他取了个名字。”

张继达是张全义的侄子，通过对张氏墓志铭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在墓志铭上的“正本清源”的松散痕迹。对于后唐末帝青泰三年（936）下葬的戴思远，志文一是参照孙拙、崔詹、崔协、韩恭等人的记载，对其在梁朝的任职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载，并尽量回避了梁朝的国号和年代；

另一方面，他还在大字上写下了“当地之德至，金之气至盛”，将梁国视为了正宗。与此相似的是，张珽在同一年的志文中，张珽后梁时，马楚国，明宗时，方仕唐，在张珽的墓中，将两国之争，描绘成“朱李寻戈之争”，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将两国之争，视为两国之争。

“后唐”一名的出现与流行

五代所用的名称，都是前人所用，所以后人常在五个朝代之前加上一个“后”，以作区分。这是一种历史上的惯例，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自己创造的。

通过对这些出土的碑文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后唐”这个名字的产生比后世更为久远，它其实只是一个对自己的称呼而已。“后唐”这一称谓，现存最早出现于同光三年，为其妻子卢氏所作的一部碑文中。

卢家死于唐朝末期，直到同光三年，明朝初定，崔协方才得以将卢氏和她的母亲从江边迁到洛阳。墓志铭上写着：“大唐庚子年，二人成亲，卢氏死后，“自唐朝建立以来，四十多年来，虽有迁居，却未能如愿”，一直到“唐朝同光三年，十一月，戊子朔，十三日，壬子年”，才得以入土为安。

卢氏不在梁国，史书上也没有提到后梁国的国号和年号，但崔石身为前梁旧臣，却用“大唐”和“后唐”来区分两个朝代，这一点很有价值。一般来说，唐人在墓碑上都会用“大唐”，“圣唐”，“巨唐”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王朝，但庄宗说自己是“中兴”，是为了继承皇位，所以绝对不会用“后唐”这个词。

因为唐代和后唐之间隔着一个梁代，虽然后来的官员认为梁代是“僭伪”的，但是对于一部以时代顺序记载作者一生的墓志来说，还是有必要区分这两个名字的，所以，关于“后唐”这个名字的来源，还有待进一步的文献对比和研究。

后言

再次审视五代时，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后晋朝把清泰定为“伪朝”，但是却是绍明宗的正统；后晋朝为契丹所灭，刘知远从河东而来，"其国号为正朔，不忍心骤然改变"，并于开元四年改名为晋，天福十二年；郭威代汉的时候，就是用的“太后诏书”。这三大王朝，看似各据一方，实际上却是同根同源。

在“革命”、“禅让”等一系列炫目的事件中，以后唐将梁者视为“伪”者为中心，成为五代正统论战的主要线索。对历朝历代“天命”顺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建立”，尤其在“四分五裂”的时代，往往需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才能巩固或巩固自己的“正统”位置。

五代正统之战则与庄宗“尊唐贬梁”，以“破”为基点，以“废”为基础，以否定前为基础，从而为自己对唐人的继承权奠定了基础。通常情况下，因为上个王朝已经灭亡，“德”和“气”的争论只是一种权势上的装饰，与现实中的政治并无太大关系，所以争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结果。

尽管后唐将梁视为“伪”，但仍吸收了不少前梁故吏进入其官场，使得对前朝的否认成为一种实际的政治问题，并受到了一些大臣们的公开或秘密反抗。

“中兴”之事，在庄宗被杀之后，就渐渐成为了泡沫，而这种文字，虽然是从后周时期开始流传下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字。自晋以后，所作所为，大都依循陈规，而不以小字大义为要。

从传统的政治派系角度来看，五代王朝的更替常被看作是河南朱梁和河东代北之间的斗争，而唐晋汉周王朝在这一问题上的同源关系，被认为是五代王朝取得了成功的必然。沿着这条线，“伪梁”的产生和消亡，只是一个朝代兴亡的一个小小的引子。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看到这种规范并不会随着一张圣旨的颁布而消亡，而是随着王权的介入，这种带有某种隐私性质的文字写作，其有效性和局限性都会共存，其中存在着官方规范、文人避书和书法习俗之间的博弈。

与此类似，在早期，官吏对于“伪梁”的遵循与回避，虽然受到了政治分化的制约，但其具体表现却是个人的差异，而不是政党间的博弈所涵盖。“伪梁”二字在后世流传的典籍中还能找到一些线索，但“后唐”这个名字的产生和流传，以及这个名字在宋代的正式名称，就只能从这些碑文中寻找线索了。

“伪梁”和“后唐”这两个词，一个是政权的产品，一个是文人在民间习惯性地使用的称谓，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复音史”。在这种情况下，所发掘的墓志铭，已不只是为填补史实细节而添砖加瓦，而是为从以“事”或“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团体研究，转变为对皇族日常统治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第 491 页。
2. 《册府元龟》卷 8《帝王部·创业四》，第 92 页。
3. 《旧五代史》卷 110《周书一·太祖纪一》，第 1695—169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