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军事监控职权再起,导致英宗转变态度的原因是什么？

在天顺初年石亨等武将勋贵得势时期，英宗对其言听计从、信任无比，由是武将勋贵集团得以重掌军队事务的主导权。

然盛极必衰，石亨等人一朝得势便利用英宗的宠信谋取了诸多私人利益，大肆举荐亲信任职各方，肆无忌惮之举得罪了诸多文武大臣的既得利益，引起包括英宗在内的各方不满。

军方势力的衰弱

此外其权势不断坐大，有成尾大不掉之势，亦引起了英宗的担忧。由于在中枢之中，石亨权力最大，因此英宗在巩固其统治后，开始着手限制石亨等武将勋贵集团的权势，最重要的就是将石亨叔侄的权势进行限制。

在通过一系列步步深入的措施，如对石亨所举荐之人报以模糊态度而非以往一概通过，对其所拟决议亦逐渐持保留态度，逐渐削弱石亨的权势，最后禁止石亨无诏进入大内，从而彻底将之排除出中枢政事。

天顺二年四月，明廷复设天下巡抚，制约武将系统，实为削弱石氏军事权力，恢复文官集团地方军权之重要措施。在此之后，英宗重新控制了地方军权，从而开始逐步剪除石氏家族势力。

英宗遂借助罗织石彪谋反罪名，找到了整治夺门集团的切入口。石彪虽为石亨之侄，自身有勇有谋，为杨洪之后名震北疆之武将，长期居守大同镇，以战功被封定远侯。

但英宗鉴于石亨已掌京营且麾下有自召军队，不愿石彪掌握当时兵力最强之大同镇，进一步增强石氏的实力，故石彪一直任游击将军而无法获得升迁。为谋晋升，石彪授意大同将领向朝廷荐举，不料这一举动反而成为导致石氏家族覆灭的导火索。

石氏家族之祸，并不限于石亨、石彪叔侄二人，英宗对石氏武将集团，乃至以“夺门之功”升迁之政事群体展开了集体清理与整顿。似乎参与夺门或归附石氏之武将群体被完全驱逐出朝。

事实并非如此。天顺初年，石氏叔侄既控制了军队系统，又掌握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大同镇军队力量，趋附二人之武将群体实际上己经构成了天顺时期明廷武将群体之主千，亦可以说是构成了英宗天顺时期的军事基础。

英宗出于避免政局动荡、保存军事人才之考虑，亦不会采取如此激烈之行为。事实上，英宗等人仅希望切断军队系统与石氏家族的关系，消除这一政事威胁与隐患而非将相关人员全部消灭。

因此相应所采取之手段，为革除武将群体夺门所得之官、附石所升之职，并且将之分散全国各地，避免其控制要职或团聚一地，从而将武将集团从石亨那里重新拉回英宗掌握之中。

因此，这一行动虽规模较大，但方式温和并未造成政局的剧烈动荡。而在这一过程中，曹氏属下因夺门而升迁之武将系统亦遭到牵连，被一并革除。可见石氏的覆灭成为英宗改变即位以来政事格局，清革整个夺门集团的开端。

随着以石亨、石彪叔侄为代表的夺门武将勋贵的覆灭，在天顺初年显赫一时的武将集团不仅丧失了对明廷政务的主导能力，其对军队事务的控制力亦再次被削弱。

在这样有利的局势背景下，言官群体得以再次深入军队系统内部核心行使其军事监控职能，重树其对军队的主导权。

皇帝对言官群体再次委以重用

言官群体身为君主耳目，其作法之意，本为广朝廷耳目之用，代天子刺察百僚，监察有司，使内外小大臣工，恭谨奉职，宣力王室，而不敢贪渎坏法，蒙蔽为奸。

以期皇权巩固、内外乂安，故言官群体的任命一直被视为君主的重要权力之一，即使是英宗颠覆后的天顺初年，英宗皇帝亦牢牢把持这一权力。

英宗在复位之初极为倚重石亨、曹吉祥等人的夺门勋贵势力，希望借夺门集团来清除景帝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皇位，故听从其意愿打压文官集团，在军队中的表现就是以打压管军言官为核心的文臣势力为标志。

所以天顺初年才会出现裁撤各边巡抚、提督军务官员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军务大权属于武将勋贵集团，但是英宗在重夺皇位后，鉴于以往的政事教训，尤其在南宫的幽禁经历，使其十分注重对朝政事务的直接控制，对下属的制衡更是比之前有所加强。

夺门武将勋贵们以石亨为核心，在夺门事变后迅速掌握了明帝国军政大权一方独大，不能不使多疑猜忌的英宗皇帝心中起疑，其采取制衡手段成为必然。

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宗颠覆后的首批官员升迁中，除了迎复功劳、随驾功劳、平叛升迁、干请升迁等“不正常”升迁方式外，还有一种“正常”升迁的方式，通过这一方式升迁的官员包括薛瑄、李贤、岳正、马昂等一批文职高级官员。

这一批官员中有好几位言官系统的高官，如马昂升任左都御史巡抚山西；轩輓升任刑部尚书巡抚陕西；耿九畴升任右都御史；寇深升任左副都御史；林聪升任左佥都御史。

人数占到“正常”升职官员的几乎一半，而这一批“正常”升职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为天顺时期对抗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勋贵的主力，由此可知这一批所谓“正常”升职的官员极有可能是英宗帝出于制衡曹、石集团势力迅速膨胀而预留的后手之一。

因为恰恰是在这一次大规模言官提拔之后，明廷就爆发了以杨瑄为首的言官群体弹劾石亨、曹吉祥等人的“杨瑄弹劾案”。

“杨瑄弹劾案”的爆发

观之“杨瑄弹劾案”这一言官群体弹劾事件，虽然性质是依附于徐有贞的言官群体对石、曹集团发起的一次夺门集团内部的政事斗争，但其中英宗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根据逻辑关系来推断，英宗在夺门之变后提拔诸多正直的言官高层或许正是诱导双方斗争开端的一层诱因。

杨瑄发起这一次的弹劾或许是看到英宗提拔正直言官高层，疑心英宗是否对曹、石等人有所猜忌，因此以弹劾石亨等人为手段来对英宗进行试探。

而随着英宗对杨瑄“御史敢言可嘉”的赞赏，言官们似乎看到了英宗要抑制夺门武将勋贵的意图，故群起而攻之，声势之大或许英宗皇帝亦未能想到。

熟料石亨、曹吉祥联手势力过大，即使是英宗皇帝也不得不顾及其皇位初复、尚不安稳的现状，被迫将这一大批弹劾夺门武将勋贵的言官处罚以安抚石亨、曹吉祥等人来保全自己的皇位安稳。

追溯杨瑄弹劾案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英宗在这一案件发生之前和初发之时虽未直接命令言官们进行活动，但却有意引导言官们行事。

通过开始时的提拔言官高层制造一定的信号，引诱言官发起弹劾石亨等人的尝试，又在杨瑄进行弹劾行动时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是对其行为进行夸赞再次发出诱导性的信息，最终引发了言官系统的大规模弹劾。

却又因为自身迫于石亨等人的庞大势力而黜陟了这一批言官。言官身为天子耳目、忠君奉献的决心表露无遗，英宗在言官群体中景帝系势力被清洗。

以及言官敢于弹劾石、曹二集团之后，认定言官群体无疑还是自己可以依靠保护皇位、制约夺门集团的力量，故而再次重用其言官群体。

夺门功臣，英宗对其态度的转变

随着英宗对夺门集团的态度由依赖转变为厌恶，英宗皇帝愈发需要外来新生力量来抵制曹、石集团这帮因夺门之功而嚣张跋扈的勋贵大臣。在这一过程中，言官群体不断受到皇帝的信任，言官集团亦成为英宗扳倒石亨武将勋贵集团的有力武器。

针对石亨集团在军队的庞大势力，言官群体不断出击。早在天顺元年二月，监察御史就针对石亨滥用夺门之功冒升武官的情况进行了军事监察职能的行使，弹劾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卢旺阿附石亨冒升官爵，希望按律处死卢旺。

虽然英宗没有按照言官的意愿处死卢旺，却也未因石亨的缘由包庇其，而是选择谪戍此人去广西南丹卫充军。由此可以看出英宗对于石亨等人大肆滥荐武职的情形己经开始怀疑甚至产生不满的情绪，因此借言官之手处理卢旺来警告石亨；

天顺二年七月辛卯，六科给事中联名劾奏定远伯石彪恃功傲上、不遵守君臣之礼。

石彪因礼仪的过失被言官们抓住马脚进行猛烈的弹劾，而针对石彪的弹劾却并不单单意味着是对石彪本人的攻击，更本质而言是对于石彪身后的大靠山石亨的攻击。皇帝最终没有按照言官的要求继续追宄却也要求石彪改过自新。

天顺三年九月，都察院再次针对石亨的越权之举发起弹劾，忠国公石亨因为擅自派遣大同前卫带俸指挥同知卢昭往直隶武平卫追捕逃亡的奴仆，这件事情是石亨以公谋私之举，事发之后卢昭己经被逮捕鞠问供出石亨，因此都察院请求治石亨之罪；

天顺三年十月，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王宇奏石彪强奸军士之女，并在军士想要上诉的时候置死。对于这件事英宗命令佥都御史王俭、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往核具实，随后三法司与锦衣卫会鞫认定石彪强奸及囚禁军人致死，罪皆应死，英宗下令“命仍固禁之”。

此际已是石彪鼓动大同卫军官保奏其镇守大同事发，石氏叔侄因里外呼应手握兵权而引起英宗猜疑而被处理，石氏集团江河日下、墙倒众人推的危机时刻，言官群体敏锐的感知到“圣意”，故纷纷发起对石亨等人的弹劾，其所做违法之事故多被提出作为对其攻击的事实。

石亨集团倒台的过程中，言官群体充当了皇帝攻击的急先锋，他们虽然在初期早受到了石氏的报复而损失惨重，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英宗取得了与石氏集团较量最终的胜利。

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勋贵集团的覆亡标志着夺门集团覆灭的高潮到来，而言官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获得英宗皇帝的信任。

同时因为言官系统出身的高官在天顺年间几尽占到朝堂半壁江山，王翱任吏部尚书、马昂为兵部尚书、年富任户部尚书，言官系统出身的高官对言官群体的帮扶作用自不必多提，更何况兵部首长亦是管军言官出身，其对言官群体这一派嫡系自然不会忽视。

由是在石亨等武将勋贵覆灭、军队内部上层权力空虚之有利大背景下，言官群体在英宗及诸多朝堂高层的支持下得以再次大举进军军务，试图再次掌握军队主导权，而第一步则是需要先恢复当初景泰年间管军言官在军务中的权力范围。

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重现与定型

夺门之变后，尽管初期英宗曾在石亨等武将的建议下大幅度撤销管军言官的军事监控职能。

将大批言官撤出军队系统，取消以管军言官为核心的文官集团对武将集团的军队制衡，短暂形成了军队内部武将集团独大的情形，但是经历诸多政事巨变的英宗已不再单纯相信臣下的忠心，其内心的猜忌促使其运用制衡的手段限制臣僚的权势。

从史料可见，即使石亨等武将最为得宠的时期，虽然言官军事控制职能被大幅压缩，但是言官的军事监察职能亦得以保留。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言官群体依然对军队体系进行着军事监察。

例如天顺元年十二月，镇守宣府太监柏玉、总兵官武强伯杨能等人保举守备龙门都指挥佥事黄瑄充任游击将军，协同参将周贤调度军马。这一举荐违背了武职举荐的规范，因此兵部奏其违例，弹劾玉、能等人之罪。

英宗对此一方面命令玉、能等人具实以闻，同时亦令巡按御史执瑄鞠问，由此即可看出英宗对军队中言官存在的依赖。正是出于对臣属的不信任，使得英宗不可能彻底将言官系统撤出军伍监督管理体系之外。

更何况夺门之变后不久英宗即从盲目顺从石亨等人意愿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对石亨等人在军队独大反而使军务混乱的现状，造成如“时两广盗蜂起，所至破城杀将，诸将怯不敢战，率杀平民冒功，民之从贼者益众”。

英宗在猜忌其权势的同时亦对其能力深感不满，决定再次重启以文制武策略，言官得以在这种情形下再次于军中行使军事管控职能。

天顺二年四月，英宗下诏恢复巡抚官职，通过史料可以得知这次恢复巡抚官职的原因在于管军言官们被撤出军队体系后，军队状况迅速恶化“军官纵肆，士卒疲驰，文武官不相制之过也”。

虽然这一次只是复设了辽东、宣府、大同几个北部边镇的巡抚，似乎只是恢复了北方边镇的巡抚之任，但这只是因为西北六边用人问题最为突出，所以先于此处复设，随后推及他处。

天顺二年五月史料又载英宗下令“升陕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芮钊、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陈翌、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宇俱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从二品俸。

芮钊巡抚甘肃，翌巡抚宁夏，宇巡抚宣府”，同时实录中有叶盛为广东巡抚的记载，足以证明景泰时期言官巡抚的设置在天顺中期几近复设完全，只是人员进行了更换。

这一职责权限与景泰时期巡抚职权相比几近相同。同时由实录和史料亦可知，不仅是巡抚官职复设，按实录所载天顺六年十月己已条有提督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竑的相关事例，而其中提到左副都御史王竑所担任的提督军务这一官衔。

则可知提督军务这一管军言官的官职亦在天顺中后期复设。故此可言景泰年间管军言官在天顺二年四月后开始复设，在中期以后应大都复设完成。

天顺三年六月，朝廷发文“复命巡抚官以八月集京师议事。寻谕户部：移文各巡抚，以地远近分年赴京，著为令’”这一政策的颁布，意味着全国管军言官的述职开始重回正轨。

天顺二年五月，英宗下令命锦衣卫随同监察御史孙珂、焦显等人巡视京师北部一带关隘。

在英宗的敕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次言官军事监察活动的职权如“督令各该官军设法修理”城池关隘、针对渎职不法军官“将合问军职指实具奏拏问”等等职权。

如同宣德元年宣宗命令都御史王瑋等人巡视京师北部边防是宣宗皇帝意图派遣言官整顿军务混乱现状的预兆一般，这次的行动亦成为英宗皇帝对军队当时混乱现状不满，因而意图重拾言官军事监控职能，以言官群体整治军务的一个信号。

天顺二年八月，由言官系统巡抚升迁至兵部尚书的马昂上奏，天下军政多弊，希冀选拔诸多低级官员为监察御史，然后命令这一批官员分行清理各地军政的弊端。

虽然英宗以“见任御史俱是遴选者，不必他举”的理由拒绝了马昂重选言官分理此事的诉求，但是亦做出“命左都御史寇深于两京推选十七人以往”的命令，还是实现了马昂让言官群体更加深入军务活动的意图。

九月，因为巡抚左副都御史年富的推荐，明廷下令命山东带俸都指挥佥事高源于青州左卫担任守备一职、仍理卫事等举荐武职事例增多。言官重新获取武职军官推荐任命这一军事人员决策权力，对言官群体军事监控职能的行使重要性不言而喻。

天顺三年三月，巡抚两广右佥都御史叶盛等官员上报辖区之内流贼猖獗，祈求会调两广、湖广官军克期剿杀的诉求得到朝廷的通过。

一个月后，叶盛上奏捷报，其在泷水县山猫凤弟吉纠合广西流贼劫虏人民敌杀官军的时候，会合两广镇守总兵参将等官，统调官军分路并进，擒凤弟吉及从贼十五人，斩首三百三十级，取得大捷。

不久叶盛再次上奏对两广军务进行区画决策，认为天顺三年自二月至四月，广西浔梧、柳庆等偏远南宁府所属州县俱被流贼攻围劫掠，民受荼毒。

针对这一军情，叶盛做出“已行左右参将等官抚捕，乞将各地方失机误事军职治罪”的措施。针对叶盛的决断和建议，英宗除了命令兵部加紧督促官员设法抚捕之外，“余如盛言”。

天顺四年九月，兵部报告广西桂林等府县累次申报贼情七十余起，人口财物损失严重。追溯广西地方自天顺元年以来不到三年，累报贼情不下四百余起，对于明廷在当地的统治造成巨大损失。

而广西军方却无所作为“所属军卫有司被贼残破殆遍，其镇守总兵等官过兴等袖手坐观、略无御备之策，苟且因循、玩愒岁月，既不躬行剿捕、又不随即驰报，积至百十余起方行总类开奏，以致缓不及事，失机误事”，对于这种状况。

兵部请求让巡抚两广右佥都御史叶盛会同广西总兵官过兴等武将“计议区画”，此举实质目的在于让叶盛重新拥有军事决策权，为恢复当初的军事监控权限做出突破尝试，而英宗对此态度是“从之”。

天顺五年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宾肓边关武备甚弛，宜命文臣巡抚镇守等官将边关有老疾及无谋勇者悉上报以闻，如卖放私役军士不事练习，即令巡抚巡按官提问之，总兵官、都指挥一级奏闻区处，指挥而下的武职官员则立即按照明律调极边谪戍。

这一决议通过兵部的同意后实行，管军言官们重新拥有了对中低级武职的统辖权力，而其同样标志着言官军事监控职权在天顺年间的深化。

天顺中期，在武将势力衰弱、皇帝重新信任、文官鼎力支持和言官自身努力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随着巡抚、提督军务等管军言官的复设加之监察御史及巡按御史的存在以及言官军事监控的制度化运行，言官军事监控职权不仅重新回到景帝时的繁盛状况。

并大有沿着英、景二帝之前良性发展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的趋势。纵观明中后期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行使表现，无超出英、代两朝所奠定格局的状况，从这一层面而言，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大致定型在天顺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