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地区村落地名通名的历史层次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苏州地区原吴县的5137个村落地名进行统计，整理出68类通名（如：浜、泾、溇、浦、渎、港、荡、漾、潭、埧、堰、埭、圩、埂、塍、墩、栅、巷、舍、厍、宅、坞、墅、墟等），比例关系显示，它们具有强势类型不明显的“头小、体大、尾长”特点。针对1729个含姓氏村名，采用“姓氏结构积分”的量化方法，通过姓氏历史追踪地名的历史，结论显示：巷、里、厍（舍）、溇、港显示出早期性、本土性倾向，庄、村、坞、湾、泾、河显示出晚近性、移入性倾向。

关键词：村名历史；吴语地名；地名姓氏；苏州移民史

用于观察移民史和地名文化变迁，村落地名（指自然村村名，以下简称村名）有先天优势：

（1）地名层级越低，历史惯性越小。小地名（如某浜、某溇、某埂等）往往是民众的口头语言，不同方言区的居民叫法不同。在移民涌入、土地易主后，小地名会发生更易、叠压，形成层次，从而可窥见移民史。大地名（如无锡、姑苏、余姚等）由于传播广度、行政力量等因素，更容易保持旧貌，可窥见更早的历史、语言的底层，但不太反映较晚的移民运动。

（2）村名数量多、体量大，很多村名带有姓氏，这是天然的历史标签，可以使用统计学方法探索形成年代。

长期以来，研究地名史主要依赖历史文献。但村名这类较小的基层地名，文献所能提供的早期面貌非常有限，对它们的早期情况了解不多。为此，本文设计了新的探测方法：“姓氏结构积分”探测法。基本原理如下：

一般来说，带姓氏的村名往往可分为“姓氏+通名”两部分，比如沈泾、郁舍、戴墟，沈、郁、戴是姓氏，泾、舍、墟是通名。中国南方地区的姓氏往往因移民而富有层次性，比如“吴郡四姓”的陆、顾、朱、张是苏州地区的早期姓氏。假如有一类村名通名，总是和这四个姓氏结合，比例远高于其他姓氏，那么就有理由怀疑：这类通名也是比较老的，因为它总是和“土著”的姓氏捆绑在一起。比如“巷”，它的姓氏结构如下：

陆15，王13，张12，沈11，吴9，周8，徐8，顾7，陈7，朱5，蒋5，赵4，李2，施3，倪3，俞3，董3，曹2，唐2，许2，严2，胡2，殷2，丘2，宋2，邓2，叶2，汤1，潘1，蔡1，谢1，范1，陶1，袁1，翁1，罗1，苏1，郭1，邢1，郁1，查1，龚1，奚1，包1，梁1，吕1，秦1，仇1，孔1，崔1，裴1，刁1，褚1（数字表示出现次数）。

“巷”的陆姓排第1位（陆姓在苏州村名姓氏比例中排第4位，在苏州户籍人口中排第10位，在全国人口中排70位）,这大概反映了“巷”是很本土的村名类型，而且还反映了较早的产生时间（当时陆姓居民比较多）。

以上仅是纯感官的判断，不够科学，为了设计更精确的量化方法，进行如下改进：

（1）不再依靠文献史判断姓氏的新老，而使用境内外“姓氏密度差”去标示每个姓氏的扩散倾向（该姓是流入倾向还是流出倾向），比如：陆+2.11、顾+2.11、李-1.4、刘-1.81。负值表示该姓本地少、外地多，那么在自然扩散下，由外地流入吴地；正值表示该姓本地多、外地少，那么在自然扩散下，是吴地流入外地。该数值由苏州本地姓氏比例和全国姓氏比例计算得出，间接反映姓氏的新老程度。在统计理论中，足量的间接证据具有确信力。统计还可抹平单一姓氏的误差和不确定性，提高确信力。

（2）所有姓氏都参与计算，将所有姓氏的数量、扩散倾向进行累计，得到该通名的“姓氏结构积分”，详尽的计算原则和数学公式将来第三节介绍。

根据积分的比例化数值，可判断通名的性质：正值反映早期性倾向，负值反映晚期性倾向，绝对值反映显著程度。巷的“姓氏结构积分”比例值为+21%，反映了“明显的早期性、本土性”倾向。

下文谨慎使用这个方法，保持和文献研究的独立，避免循环论证，使结论具有独立价值。

村名数据采集自1994年《吴县志》,共计自然村村名5137个。原吴县即通俗所讲的“苏州乡下”，地理上围绕苏州城，西起太湖，东、南、北分别与昆山县、常熟县、吴江县交界。境内西部为山地，其他地区为典型的江南湖荡平原。

虽然本文重点关注吴县村名，但其中很多通名为江浙沪三地广大的太湖吴语区共享。比如，浜、泾、溇、厍、埭五个醒目的特色通名，同时流行于周边的上海、嘉兴、湖州、无锡等地；坞则是吴语区表示山间平地、山坳的特色通名，广泛分布于苏南、浙江、皖南吴语区。吴县村名是太湖吴语区地名的一个缩影。

由于村名用字多借字、俗字、讹字，对通名的释义以当代语言学视角提炼土著的说法为准，明清方志记录和字书、字典记载只作为参考。我们田野走访了吴县大多数乡镇，请教当地农民，记录土俗，纠正望文生义的误会（见表1和表2）。

通过整理5137个村名，共获得68类通名（至少5个以上自然村使用，统计结果见表1），统计原则如下：

（1）通名多数是尾字，但也出现在其他位置，比如浜：陈家浜、菱浜上、浜角头。

（2）少数村名不止一个通名，如吴泾浜，浜和泾都是通名，各自计入，因此比例总和较100%略多。

（3）村名中尾字“村”使用很随意，只取“某村”和“某家村”这两种必须加村的，避免混乱。

（4）有些通名，有多种同音或近音写法，但实质是记同一个词（语素）。比如嘴，吴地居民把“伸出地形”叫嘴，取鸟嘴的形象，如伸出湖面的陆地、伸出平原的山脉等，上海“陆家嘴”是伸出黄浦江的陆地。但是，有的地名求雅，把嘴写成方言同音字渚。后人不知原因，按照渚的字面义去解释。但稍了解一些小地名文化，就会发现问题：渚在苏州话里是书面字，百姓嘴里是不讲的，像这样的字词，在民间是不具备大量生成新地名条件的。这类雅字、讹字、俗字、借音字等，共发现20组（见表2），下文若无特殊说明，只提“通名代表字”，默认包含“其他用字”。绝大部分误用字，农民呼之同音或只有声调差异。

（5）有些具有独立含义的不同通名，由于音同或音近，村名用字中历来互讹，今天已经很难完全理清，统计上合并为妥，减少差错，共计2组：塘—荡—堂、墅—市。

（6）有些通名性质相似，方便起见合并统计，共计3组：寺—观—庙—庵（宗教类）、都—图—扇（古代都图制）、保—甲—社（古代行政编户制）。

下文通名的语音采用吴县方言记音（胜浦镇农村口音），由于北部吴语较充分的连读变调（吴县方言亦如此），通名的调类在词调中往往趋同、抹平。如果通名不单用，有些通名的单字调很难准确提炼。出于谨慎的考虑，本表通名都不标声调。

通过统计比例，可得到苏州村名通名的大体面貌：

（1）通名数量最多是“浜”，共816个自然村，占15.9%。“浜”在苏州话里指断头河，水系的末端，村落通名“浜”最多的情况符合太湖平原水网地貌和居住文化。

（2）通名无强势类型。第一位的“浜”仅仅占15.9%，超过5个使用的通名类型多达68个，种类繁多且无寡头，具有“头小、体大、尾长”的特征。以苏州长江对岸城市泰州（属江淮官话区）做比较，泰州村落通名前四位分别是庄、舍、垛、岱，分别占54.1%、11.1%、6.1%、2.5%,第一位“庄”占54.1%。计算双方前20位通名比例，绘制了对比图（见图1）。分布结构显示，泰州村落通名属于寡头类型，曲线比较陡峭，少数几个通名占据大多数村落。苏州村落通名是无寡头典型，曲线比较平缓，通名种类多，分配相对均匀。

（3）涉水村名占55%，反映水乡泽国的地理风貌。其中水泽通名多达15个：浜、泾、溇、港、江、沟、浦、渎、塘、河、溪（以上为河流）、漾、荡、潭、湖（以上为湖泊），水利设施通名有：埧、埭、圩、埂、堰、塍、坝、栅等。

（4）北方村名里常见的屯、营、寨、铺、堡，在苏州很少见，南方地区使用很广的溪、坑（山坳、涧溪），在苏州也很少（分别为4个、1个）。华北地区最醒目的庄，在苏州排第五位，数量占4.5%。

（5）从语言的经济角度来看，通名以数量少为合理，否则会加重记忆负担。通名繁多且无寡头的情况，除了地理因素多元外，更大的原因可能是长期历史积累造成。

以上列出了苏州村名68类通名，下文是对它们历史先后的探测，“探针”是其搭配的姓氏结构，并引入定量计算，该方法不依赖历史资料，是一项独立于文献的推定。本节内容讲解方法的原理和操作，使之具有可验证性，也便于他人使用。

用姓氏的先后求取通名的早晚，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即“第一假定”：

和本土姓氏结合的通名类型，具有早期倾向；和移民姓氏结合的通名类型，具有晚期倾向。

武断某姓氏是本土的，还是移入的，有一定风险，因为姓氏来源是非常复杂的。不过，认为某些姓氏本土倾向和比例高、某些姓氏移入倾向和比例高，是可以从统计概率角度进行探索的。

判别姓氏的早、晚的倾向，采用以下“第二假定”：

（1）如果某姓氏，境内密度＞境外密度，归入A类，比如“陆”，在理想的自然扩散下，它们流出多，流入少，A类姓氏的本土性、早期性概率高。

（2）如果某姓氏，境内密度＜境外密度，归入B类，比如“李”，在理想的自然扩散下，它们流入多，流出少，B类姓氏的移入性、晚近性概率高。

举个眼下的例子。苏沪地区的李姓密度比北方小，陆姓密度比北方大。苏沪地区随着大量外地移民的进入，李姓的比例会不断上升，陆姓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如果100年后再观察，会发现，陆姓还是本地人居多，李姓则有大量是外地移民。这是对“第二假设”的直接支持。

第二假定只论概率，具体到每个姓氏，可能会有与实际违背的地方，统计计算只考虑倾向性和标本数量，个体误差可以不予理会。通过这条假定，把所有姓氏都纳入推定通名的计算范围。

在数据方面，境内姓氏密度本文使用村名里提供的姓氏比例数据（称为甲组），境外姓氏密度使用的是2006年全国姓氏人口数据（称为乙组）。下面将用这条原则量化为每个姓氏的扩散系数，数据见表3。

扩散系数用于衡量姓氏的本土性、移入性显著程度（三个步骤的第一步），是这个方法的重点，它的设定需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1）某姓氏在境内、境外密度接近时，扩散系数需接近0，即不知道该姓是流出倾向还是流入倾向；

（2）某姓氏在境内、境外密度差很大时，扩散系数也要很大，反之亦然；

（3）要避免个别极端值造成的不良影响，体操比赛评分做法是去除最高分和最低分，本文做法是使用平方根函数进行降权，压制极端大数，规避意外误差。

根据以上三个要求，扩散系数设计为：

x=sqrt.（max（a，b）/min（a，b））-1

a是某姓的境内密度（即甲组数据），b是某姓境外密度（即乙组数据），sqrt是取平方根，max是取两数中大的那个，min是取两数中小的那个。

这样，把117个姓氏分为三大类：

A类姓氏：x>0，共有63个，它们有流出倾向（意味着本土性倾向）。

B类姓氏：x<0，共有52个，它们有流入倾向（意味着移入性倾向）。

其他姓氏：x=0，共有2个，不能提供流动信息，统计时不使用。

获得扩散系数之后的计算过程，仍以“巷”为例。对巷的姓氏结构进行量化，称之为巷的姓氏结构积分，有A类姓氏积分、B类姓氏积分两个数值，为了公平对比A、B两组，可各取其百分比数值，其公式为：

A类姓氏结构积分（比例值）=（∑ax）/各类型积分总和，数值记为A

B类姓氏结构积分（比例值）=（∑bx）/各类型积分总和，数值记为B

公式中各个参数：

a：与“巷”结合的每个A类姓氏的出现次数；

b：与“巷”结合的每个B类姓氏的出现次数；

x：每个姓氏的扩散系数。

通过对比A和B的值，就可以得出“巷”的历史倾向，判断公式设置为：

判断值=（A–B）/max（A，B）

该公式的作用是将结果值约束在–100%到100%之间，便于比较。正值反映村名类型具有早期性倾向，负值反映晚期性倾向，绝对值反映程度大小。当A、B相差一倍时，判断值对应是50%。本文把50%列为“非常显著（★★★）”的分界线，把10%列为不明显的分界线，10%–50%之间平均分两档：明显（★）、显著（★★），这样共划分成四个判断范围。

概率性结论须有可信度参考，样品数量越多，对随机意外的屏蔽越好，“噪声”越小，可信度越高。根据样本数量分为高、中、普通三级，为计算结果提供提示。整个计算过程由计算机编程执行。

关于算法有效性的验证，常用方法是输入一些“显而易见”的数据和结论，看是否存在偏轨。以下选择两对较明显的对比类型，“港、堰、溇、荡”和“河、坝、沟、池”，前者是土话，后者是其对应的通语。

统计结果显示（表4），“港、溇、堰、荡”判断值是+23%，显示了“显著（★★）”的早期性倾向，“河、沟、坝、池”判断值是–63%，显示了“非常显著（★★★）”的晚期性倾向。

计算结果符合预期，有效性验证通过。

在68类通名中，含姓氏数量不少于20个的村落通名共有17个，它们的计算结果见表5。

由表5得到以下结论：

显示早期性倾向（正值）的通名有9个：里、巷、桥、埂、场、港、舍、圩、墩。

显示晚期性倾向（负值）的通名有7个：村、庄、角、湾、泾、河、坞。

不明显的有1个：浜。

注意，姓氏积分统计方法体现的不是通名产生的起始年代，而是其高产能期，得到的年代层次关系见表6。

表7是对部分通名的聚类，比如将地理类型分为河湖和山地两类，用以观察移民的选择性，共得到7类：

A类姓氏（本土倾向）在以下类别上获得比例优势：

（1）财富类（田、地、场、园、弄、店）

（2）屋宅类（舍、宅、房、屋、门）

（3）水利类（圩、堰、坝、埧、埂、塍、岸）

B类姓氏（移入倾向）在以下类别上获得比例优势：

（1）山区类（山、坞、岭、岗、涧）

（2）边角类（角、尖、沿、嘴、滩、海、搭）

（3）水泽A类（河、池、沟、泾）

A、B两类姓氏在以下类别中显示为“不明显”：

（1）坟墓类（坟、墓、墩）

（2）水泽B类（浜、港、溇、塘、荡、漾、浦、渎、潭、溪）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获得诸多的历史移民信息，表中使用了百分比数据，这样对比更为公平，下面简要分析一下。

（1）本土姓氏集团占据财富优势

A类姓氏（本土倾向）在桥类村名、财富类（田、地、场、园、弄、店）和屋宅类（舍、宅、房、屋、门）三大方面，分别获得“明显（★）、显著（★★）、非常显著（★★★）”的优势（指比例而非绝对数量，以下同）。“田、地、场、园、弄、店”直接反映财富和家族实力，“舍、宅、房、屋、门”反映家宅的风光和显赫，“桥”反映乡绅富户捐修情况，体现财力和社会爱心。这些数据综合显示，本土姓氏集团在村名形成的长期历史里占据经济财富优势，移民在经济方面相对弱势。

（2）本土姓氏在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中占据优势

在水利类（圩、堰、坝、埧、埂、塍、岸），A类姓氏（本土倾向）获得“明显（★）”优势，即以本土姓氏命名的水利设施的比例较高，本地姓氏集团在开发太湖地区水利、建设农业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和贡献。

（3）移民较多进入苏州山区

山区地理类包含“山、坞、岭、岗、涧”5个通名。从数据看，B类姓氏（移入倾向）在山区类型上获得“非常显著（★★★）”的优势。这显示，移民群体进入山区较多，他们把自己的姓氏印在了山地村名中。

（4）移民在边角地带建立村巷

边角地带类包含“角、尖、沿、嘴、滩、搭、海”7个通名（海在地名里指方位，不是海洋），都算不上好地方，这个类里，B类姓氏（移入倾向）获得“显著（★★）”优势。在人满为患的年代里，好的地理资源都已有主，移民在边角地带安营扎寨，滋生村巷，是比较符合常理的推测。

（5）“庄”反映的移民权贵阶层

境内庄村名有232个，占苏州自然村名第5位。B类姓氏（移入倾向）在庄类型上显示了“非常显著（★★★）”的优势。庄原是田产、庄园，是权贵、富豪或政府的产业，某家庄里没有某姓是常态，庄主的家宅常在城里，庄里居住的通常是佃农。苏州含“庄”村名和B类姓氏的亲密度显示，历史上曾有较多权贵、富商来到苏州，通过购置、政治权利等方式获得土地，形成庄。庄也有很多政府开办的，通常叫“官庄”，境内只有1个（比例0.4%，低于全国1.8%的水平）。庄也公益慈善性质的，常叫“义庄”，境内也有1个。历史上，庄的概念在华北地区泛化扩大，和原始义“田产”脱离，成为村的代名词。苏州地区没有发生泛化，不能将村称为庄，庄仍是作为田庄狭义固化在村名里。

（6）坟墓类村名反映的文化面貌

坟墓类包含坟、墓、墩3个通名，共涉及含姓村名46个。A类姓氏和B类姓氏对此类的选择不明显。平民的坟墓很难成为地名，能成为地名的必是大族、权贵、名流的坟墓，推测移民群体中亦包含精英阶层，他们形成坟墓地名。

（7）水泽类所显示的本土和移民特征

水泽类分为传统方言通名的A组和较新通名的B组，A组包含“浜、溇、塘、荡、漾、浦、渎、潭、溪、港”10个通名，B组包含“河、沟、池、泾”4个通名。A组结果值为“1%”，不体现明显的差异。B组结果值为“–56%”，显示了B类姓氏（移入倾向）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在平原地区，A类姓氏占有财富类通名、宅屋类通名的优势，而B类姓氏以水泽地理命名的村名的比例更多一些，但主要体现在河、沟、池这类较新的通名中。

（8）总览

以上7类数据，可为近古苏州农村地区移民历史提供参考，从中可得到如下历史信息：

在形成苏州今天姓氏结构的移民运动中，无经济地位的贫民阶层移民占绝大多数，他们到达苏州时，较好的地理资源已经被土著占据，他们较多地进入苏州西部山区以及湖荡平原的边角地带，在山地村名、边角类村名里印上了自己的姓氏痕迹。通过庄的数据，可以看到，有数量可观的权贵、官商等财富阶层来到苏州，他们购置田庄，形成了大量庄村名，使得庄村名带有大量移入姓氏的特征，他们中有的在苏州安家定居，死后葬在苏州，形成坟墓类村名。尽管有移民不断进入，在苏州长期历史中，本土姓氏集团占据财富优势，一致性地体现在桥梁村名、田宅财富类村名、水利设施村名中。

以上通名层次、移民史的结论由“姓氏结构积分”方法独立得出，可与其他研究方法进行互证。这些结论里，有些地方是很意外的。比如，泾、坞是吴语区很特色的通名，但从计算结果来看，坞和泾的高产能期偏晚，和移入型姓氏的结合比例偏高，属于晚起的、移入性的地名。下面试着解释一下原因。

（1）坞

就全国范围来看，坞（山坳义，吴语区俗字，和古代字书里的坞无关）主要分在吴语区，尤其集中于浙江中西部山区。在苏州西部山区，坞指两山之间的小平地，是苏州西部山区使用最多、最重要的通名，山村多滋生于此。在西山（太湖中最大的岛山）农民心目中，山多不稀奇，坞多才富有，过去西山地主以拥有坞的数量为身价。在苏州山区，小平地叫坞，大平地叫场，如西山“戚家场”，平坦开阔，是山间难得的优质平地。苏州村名“某家场”中的某姓，一般都是过去大地主家族。由上文结论知，场的判断值是+29%，显示“明显的本土性、早期性倾向”。据此推测，早期居民占有山区较好的资源，造成场村名，所以场和本土类姓氏结合紧密；晚期移民进入山地，条件稍差一些，形成坞村名，所以和移入类姓氏结合紧密。语言方面，坞、场地名都是本地吴语。

（2）泾

泾作为河流通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平原，泾在苏州地名里一般有以下特点：

（a）喜欢冠以双、四（写成泗）等数字，村名带双的有“双泾沿（北桥镇）、南双泾（蠡口镇）、双泾上（木渎镇）”，带泗的有“吴泗泾（望亭镇）、泗泾岸（湘城镇）”，《吴中水利全书》里还记载七泾2条，八泾1条，九泾1条，塘也有这个特点，港、溇则很少。

（b）叫“横泾”的特别多，境内有19个村名叫“横泾”，横指跨越主干河道，多为后期新开河流。

（c）叫“官泾”的也有不少，《吴中水利全书》里记载7条，和塘、溇同，和港异。

（d）名字常有表示笔直、径直的意思，如“箭泾（藏书镇）、直心泾（胥口镇）”。

根据以上四点，推测泾是历史上规模化开凿的河流，而且高产能期比较集中，因为它常用数字命名，表明短时间内出现了很多。移民运动发生的准确时间，上文算法是无法得出结论的。通过观察“泾”的文献资料，再结合“姓氏结构积分”显示泾的晚期倾向（与移入类姓氏结合比例偏高），可以推测：苏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不会晚于明代中期。使用的文献信息有以下四条：

（a）汉《越绝书》记载吴地河流用词较多，有浦、渎、水道、陵道等，但尚无泾、港。

（b）泾作为河流通名，在11世纪《郏亶上水利书》里已萌芽（72条次，该文记录吴地较重要河流277条次）。

（c）泾作为村名，在16世纪《姑苏志》里已较多出现（13村，占吴县、长洲县村名数量第二位）。

（d）泾在17世纪《吴中水利全书》里已枝繁叶茂（419条，占吴县、长洲县河流数量第一位）。

由上可见，泾名河流在北宋吴地已经萌芽，在明代中期，泾名河流已大量出现在太湖平原上，成为数量第一的河流通名。泾在“姓氏结构积分”中显示的晚期倾向为所有通名提供了一个时间参考：即在明代中期，今天所见到的苏州地区的村名类型、姓氏格局已经定型。

姓氏积分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使用时应当知其不足：

（1）对于民系和族群突然中断、移民整体替代、地名毫无传承关系的地区，该方法不能适用。

（2）带姓村名的产生年代偏晚，可能唐以后姓氏类村名才大量出现，因此无法追踪更早的地名。

（3）姓氏积分方法需要统计大量地名才能可信，最早期地名的遗留量必然不多，少量底层地名难以在这种方法中奏效。

（4）综合考虑2和3，姓氏积分方法所能研究的村名历史区间大体是：宋—元—明—清—现代，约一千年历史。如果江南地名存在底层（古越语地名）、中间层（南方方言地名）、表层（北方书面语地名）三部分的话，“姓氏结构积分”方法所能触及的是后面两个部分。

以上苏州地区村名通名的历史层次，体现的是移民的语言，还是时代文化的叠加？

就苏州地区而言，应是后者，即村名多样性来自各个时代流行命名法的叠加，由于苏州地区地名文化长期延续，使得叠加的层次很厚。

这个结论，来自以下三个基础：

（1）中古以来苏州地区的人口传承。六朝时期吴郡四姓“陆、顾、朱、张”和江东两大武族“沈、周”至今仍是苏州地区大姓（这六姓在苏州村名姓氏排名中全部进前10位，在今苏州户籍人口中全部进前11位）,可以判断自汉末到今天，苏州地区主体居民结构大体稳定，土著民系的历史延续性尚好。

（2）本土语言的历史。保守看，太湖地区吴语在唐代已和北方话分离（源头可能更早一些），并稳定传承至今，外来移民在语言方面以融入为主。

（3）近500年来的村名传承。明正德年间《姑苏志》是最早大量记录苏州村名的文献，共记录境内391个村名,其中大多数村名沿用到当今（大拆迁前）。由此可知最近500年来，苏州地区自然村村名传承很稳定。

移民史有两种，一种是反客为主、换血替代型，一种是融合、融入型。根据以上三个基础，可判断苏州地区中古以来移民类型属于后一种，即在土著民系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条件下接纳难民和移民。

历史上，通用语地名（通常来自北方权威方言）借助文教传播、行政指定等优势不断进入太湖地区，并和方言地名展开竞争，形成叠压，新老并存。有些通名在早期有含义差别、新旧差别，后来慢慢趋同，形成一组同义词。有些通名虽保留在地名中，但在人们口语里已不使用，甚至连含义也被忘记，成为石化词，比如墟（村落）、埧（大堤）。根据遗迹性即古老性的经验，从石化程度的不同，尚可大体感受到它们的历史关系（见表8）。

表8对历史顺序的判断仅从通名的语言活力、通用语使用情况得出，与上文“姓氏结构积分”的结论互为独立。三段用词中，箭头最左边的词，语言中活力最低，多数属于地名残迹性使用，过半在今天口语中已不能自由组词；箭头最右边的词，是通用语地名，最新的覆盖层；箭头中间的词，多数是目前农村语言中活力尚好、地名中使用较多的通名。三段用词，大体反映了早、中、晚三个历史时期。

还有一些吴地文献里很有特色的水泽用词，如泖、沥、洪、瀼，今苏州中心地区已很少使用了，保留在周边的松江、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嘉兴等地。对于通用语地名，像“池、坝、河”等新词眼，尚能分辨出来，有些传入时代较早的通用语地名，已经不是一眼能看出来了。

即便如此，苏州村名仍保持着区别于北方的强烈个性和特色。

作者：顾国林 蔡佞 陆新蕾

来源：《东方语言学》2019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杨 琪

校对：郑雨晴

审订：朱 琪

责编：计梦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