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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源远流长,唐朝时,二者就已有初步接触。在唐后期设立的招揽域外人士的宾贡科中,来自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也有所斩获。今人对其研究较为全面的是高明士的《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文中对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学子进行了简要梳理。

杨希义的《唐代宾贡进士考》、史秀莲的《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党银平的《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谢海平的《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郭丽的《唐代宾贡科新论》等论著对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宾贡科学子也略有涉及。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交往的日益密切,一些从阿拉伯帝国来华的穆斯林开始在华定居,生育后代,于是就有了中国土生穆斯林的出现。这些土生穆斯林自小就接受汉文化教育,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刻。

他们除了外貌、习俗与中国人不同,其余各方面与中国人并无差异,已与中华文明完全融合。在唐代的土生穆斯林中,中华文化造诣最深的当属李珣。

李珣(公元855 —930 ),字德润,先世为波斯人。其父李苏沙为波斯巨商,曾于公元825 年给皇帝进献用以建造亭子的沉香。《旧唐书》卷十七记载: “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上怒,优容之。”

黄巢起义后,李珣一家随唐僖宗入蜀避难,自此久居四川。李珣自幼聪颖好学,屡称宾贡。《鉴诫录》卷四中记载:“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

其弟李玹随僖宗入蜀后被授予率府率一职。北宋黄休复在其《茅亭客话》卷二中记载:“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

这些都证明了李珣为宾贡学子的身份,但其入仕之后的生平,史料上没有过多记载,只在清人沈辰垣等所编的《御选历代诗余》中有“梓州李珣,其先波斯人。珣有诗名,以秀才预宾贡。

事蜀主衍,国亡不仕。有《琼瑶集》,多感慨之音”的记载。可见,李珣的仕途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因国亡而停止,这也显示出其不事二主的高尚文人气节。

李珣的主要成就不在仕途,而在文学与药学。在文学上,李珣作为著名的花间派词人,现存词54首,其中,《花间集》存词37首,《尊前集》存词17首。诗3首,收录于《全唐诗》之中。

李珣因其诗词受到前蜀皇帝的赏识,《十国春秋》卷四十四云:“李珣,字润德,梓州人,昭仪李舜弦之兄也。珣以小辞为后主所赏,常制《浣溪沙》词,有‘早为不逢巫峡夜,那堪虚度锦江春’,词家互相传诵。”

李珣长期生活在中国,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很深,但因受到家庭中波斯文化的影响,其词风既有中华文化的婉约清丽,也有着西域文化的明快洒脱,呈现出两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因此,有“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也。与李生常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云:‘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的记载。在医药上,因其家族以贩卖香料草药为生,因此,李珣对药物学也颇有研究,撰有《海药本草》一书。“海药本草也,凡六卷,唐人李珣所撰。珣盖肃、代时人,收采海药亦颇详明”。

《海药本草》的主要成就在于其广泛收集了海外药物并注明了产地,首次在书中记载了岭南药物9种。“《南海药谱》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南方药物所产郡县及疗疾之功,颇无伦次”。后来,《海药本草》被《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药物学书籍多次引用,对我国古代药物学的发展有着卓越贡献。

李彦升与李珣的宾贡入仕,在史料中清晰可见,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来自阿拉伯帝国宾贡及第的学子。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云:“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

色目人是元朝四等人制中的一类,从广义上讲,是除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中亚、西亚来华的各民族人员的总称,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粟特人等。在这些来华的穆斯林中,自唐宣宗大中年间开始,每年都会有两三人宾贡及第,但因史料的缺乏,难以逐个论述。

唐代,阿拉伯帝国的宾贡科学子的出现,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友好往来的有力证明,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开域外人士以科举进入中国官僚体系之先河。

自唐代穆斯林住华以来,至宋代,土生蕃客已留居四五代,除相貌、习俗不同之外,早已与中原人士并无不同。其自幼学习儒学,应试登科者已不乏有人。同时,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来华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加,宋官府还专门设置“蕃学”,以便于蕃商子弟入学,从而形成了“将见诸蕃之遣子弟仰承乐育者,相望于五服之南矣”的情形。

到了元代,朝廷对随其入主中原的穆斯林更为优待,将其划归为四等人制中的色目人一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相当关照。科举上,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前者所试的题目更为简单,且“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在这种政策下,元时,穆斯林入仕者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其在中书省任职者有36人次,在地方行省任职者有61人次,成为元朝政府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明清时期,在朝廷同化政策的影响下,穆斯林科举及第人数达到顶峰,据《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统计,明代276年中,共有回族文武进士86名,平均每3.2年产生一名;清代276年中,共有244名回族文武进士及第,平均0.9年出现一名。

回族及第人数的增加,既反映出回族民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素养的大幅提升,也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交往过程中相互融合的具体体现。

第二,众多贯通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穆斯林学者出现。

随着来华穆斯林们接受中国文化程度的加深,一批贯通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穆斯林学者也相继出现。宋时,最为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当属蒲寿宬。蒲寿宬,字镜泉,号心泉,其先祖为居住在占城的阿拉伯人,以经商为业,南宋时迁居广州。

蒲寿宬喜文善赋,酷爱读书,有《蒲心泉诗》一部,后亡佚。清代人在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歌260多首,编为《心泉学诗稿》放于集部中。

元朝时期,因与伊斯兰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为便于交流,在大都专门设立“回回国子监”,以培养精通两种文化语言的翻译人才。同时,随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的穆斯林及其后裔,在接触中华文化后,出现了高克恭、萨都剌、贯云石等一批贯通两种文化的学者,他们在诗词书画以及杂剧散曲方面均有所成就。

如萨都剌,其先世为西域人,祖辈皆为元朝武官。萨都剌精通诗词书画,在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考中进士后,入朝为官。萨都剌一生留下近800首诗歌,这些诗歌既有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又有对大好山河的描绘,还有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备受后人推崇。

明朝时期,政府制定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政策,以促其同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智、王岱舆等一批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用传统儒家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义,将中国的民无信不立、仁者爱人、和平共处等思想融入伊斯兰的孝亲、守信等教义中来,从而使二者融会贯通。

这些穆斯林学者既根植于伊斯兰文化,又献身于中华文化,既有着忠君又有着尊主的“二元忠诚”思想,他们这种两种文明兼备的文化特性,既推动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伊斯兰教的形成,也为后来丰富多彩的回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来华穆斯林的不断汉化促使了回族的形成。

阿拉伯帝国第一次遣使来华到明代回族形成,历经几百年,在这个进程中,这些来自阿拉伯帝国的汉化穆斯林对回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唐宋以来,随着商业贸易的需要,住华穆斯林数量不断上升,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聚居区,为便于管理,朝廷设立蕃坊,给予他们宗教习俗自治的权利,也就有了礼拜堂等伊斯兰教宗教建筑的出现。

宋时,为带动海上贸易的发展,朝廷大量招徕海外富商,而在海外贸易的伙伴中,来自波斯湾沿岸和东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朝廷为维护同他们的贸易,便对从这些国家来华的穆斯林客商进行笼络:每年十月由市舶司与当地官员出面犒赏海商,并且还对贡献巨大的蕃商敕封官职,以示嘉奖。

如宋神宗时期,就赐予大食商人辛押陀罗归德将军的职位。同时,这个时期蕃商与华人的通婚也比唐代更为频繁,《宋会要》中就有大食商人蒲亚里在广州经商时,右武大夫曾纳因慕其钱财,以妹嫁之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