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桥看世界

编辑/木桥看世界

前言

长江流域自古就是我国茶业的重要产区，湖北随州一带仍有“神农于离山授人以陶器煮茶”的神话，因此，“茶之为饮，源于神农”的说法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早期，考古学家们在贵州晴隆县的云头山上，在一片原始丛林中，发掘出了一百万年前就已存在的茶叶种子。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云南，贵州，四川，四川，湖北，安徽等长江地区相继发现了一些古老的古茶树。

其中云南省镇沅县九甲乡的钱家寨有两株生长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近2700年、距今近2500年的古老乔木，是国内现存最大的一株。

近年来，由于人们喝茶习俗的普及，导致对茶的消费急剧增长，仅依靠野生茶已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要。

因此，在我国，以人工栽培为基础的茶园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步成为我国茶产业的核心区域。

对于唐朝的茶园，今人根据各种历史资料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分类。

现以《茶经》、《膳夫经手录》、《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全唐诗》等文献为依据，概括出唐朝长江地区的茶场分布概况。

一、论长江上游茶业

唐朝时，长江上游地区大体由剑南道，山南西道，山南东道，西南黔中道组成，大体与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陕西西南部的略阳等地区构成。

唐朝时，长江上游66个州，包括南诏县在内的23个州都有茶叶生产，该地区的茶州虽少，只有全国的1/3，但其出产的茶品种却是多种多样。

川西茶区包括蜀州，彭州，邛州，益州，雅州，眉州，绵州，还有泸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归州，黔州，夷州，思州，费州，播州等州，位于长江主干与涪陵水边。

其中川西茶区的茶业最为悠久，自汉朝以来，武阳就已经有了一个特殊的茶市，当时“武阳买茶”的童子远也是最早的一次购买茶水的纪录。

在《华阳国志·蜀志》的“南安县”一栏中，常璩说：“南安，武，以茶叶闻名。”由此可见，嘉州的茶叶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出名了。

唐朝时，长江上游各州出产许多名茶，而最有名的就是蒙古茶叶，《元和郡县图志》说：“茶叶以民风为贵，茶叶以民为尊。”

“剑南人有一种叫‘青莲’的植物，名为‘青莲’。”关于蒙鼎茶在唐代之前的记录寥寥无几，但在唐代曾有过贡茶。”

但《新唐书·地理志》中“雅州卢山郡”条云：“土贡金、茶叶、石菖蒲、落雁木。”

中并没有提到蒙鼎茶的确切来源和名字，在《茶经·八之出》中，陆羽对“剑南茶”的评价中，以彭州为上品，雅州为次，并指明了“名山县”、“百丈县”的主要产地。

可见“蒙顶茶”在唐朝初期是不出名的，雅州蒙山产的茶叶，直到9世纪以后，才逐渐跻身于著名茶叶的行列。

据《元和郡县图志》中“剑南道严道县”的记载：“蒙山在县南十余公里处，每年奉上的茶叶，皆为蜀第一”。

元和之前，一捆捆的锦缎不能抵得上一斤先天蒙头，是以，人们都在为茶叶的优劣而争论不休。

短短几十年，新安草市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百万两银子，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是最好的底子，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这就是它的难处，蒙山附近的茶户为了牟取暴利，都在种植茶叶，以假茶叶为名。

新安茶是蜀茶中的佼佼者，虽然比不上孟尝茶，但胜在物美价廉，“无论南来北往，百里之地，其香味始终不减，每一年，都有几百公斤的粮食，撒向东方，这是一种美德。”

关于唐朝长江上游地区的茶，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录，只知道“新安草市，一年出产几百万石”。

和浮梁茶一样，属于“以多为贵”的大众茶。其他的一些著名的茶叶，虽然没有“蒙顶茶”那么稀有，但是数量并不多。

但长江上游的茶，已出口海外，邛州的火番饼销往西番和党项，绵州的昌明野味，也曾在吐蕃的赞普大营中见到过。

《太平寰宇记》中的《黎州民情》中说，黎州是西域和蛮族的聚集地，“元无市，只有西域和汉域之间的交易，没有货币，汉域用的是丝绸和茶叶，西域用的是辣椒和盐巴，还有马匹。”

由此可以推断，一般民族所喝的茶，主要来源于边境互市，而汉人在黎州附近的雅州，邛州，眉州，嘉州，则可以推断。

虽然吐蕃的赞普营也有一些从长江中下游运来的茶，但这些茶都属于稀有货色，很难流传到民间；民间所用的茶，大多来自于川西的上游地区。

二、茶业在长江中的应用

唐朝长江中游区大体由山南西道梁州与洋州，东北山南东道，东黔中道，西淮南道，以及江南西道组成。

该地区的茶园面积很大，其中产茶州超过半数，其茶园主要集中在峡州，襄州，荆州，鄂州等江汉茶园。

洞庭湖盆地以岳州，朗州，潭州，衡州和邵州为核心的茶叶产区；在彭蠡湖盆地，以江州，蕲州，饶州，洪州为核心的茶叶产区。

以三大茶区为中心，在三大茶区周围，还散落着几个小型茶区。三大茶区都以盛产名茶著称，而江汉茶区中的峡州更是数一数二的，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远安，宜都，夷陵三县的茶称为“最好的”。

只有淮南的光州，湖州的顾渚，越州的余姚，剑南彭州的剑南彭州，才能与之媲美，而《唐国史补》中的“碧涧”、“明月”、“芳蕊”、“茱萸”四种茶。

在《膳夫经手录》中，“茱萸簝”属于“顾渚之流”，并说：“宜陵附近，有一种小江源茶，虽然同出一种，但却更胜茱萸。”

把“小江源茶”排在峡州的第一位，可见峡州的茶，也是一种有名的茶。洞庭湖一带的茶区中有岳州的江邕湖和衡州的衡山。

彭蠡湖一带的茶区中有洪州的西山白露，蕲州的祁门团黄，以及荆州的江陵的南木，这些都是从这些地区得到的。

这五个品种都是《唐国史补》中记载的，而《唐国史补》中记载的20多个品种中，就有9个品种分布在长江中游一带，可见该区域的名茶数量之多，也证明了该区域的栽培和处理技术在唐朝的发展也是非常成熟的。

唐朝中游区域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国，尤其是以浮梁为主要品种的中、低级品种最为丰富。

浮梁县是我国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和销售中心，每年“产茶700万担，税赋15万贯”。

“驮”字不是官方称的负重，它是一种马儿所能负重的东西。结合有关唐朝茶税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德宗建中时，就已开了茶叶税，并以十分之一的茶叶作为赋税。

到了武宗时期，整个国家的茶叶税收在40万到50万之间，浮梁一县的税收就达到了15万，超过了整个国家的1/3。

相较于长江上游的茶叶产区——长江上游的剑南道，每年缴纳四万贯的茶钱，其巨大的产出，足以让江南的商贾们趋之若鹜，就像《茶酒论》中说的“歙州浮水，四海来寻”，又像白居易的《琵琶行》中说的“重利轻离合，前两个月浮水来寻茶”一样。

不仅在浮梁，在衡州，蕲州，鄂州，都以出产丰盛的茶叶著称，《膳夫经手录》中说：“衡州衡山有一种茶叶，每一年都有上百万的茶叶。”另外，《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等，其收入和赋税，更于浮梁。

在唐朝，长江中游地区的饮茶范围很大。像茱萸、邕江、西山白露这些珍贵的茶叶，都是用来进贡给朝廷的，甚至还出口到了海外，在《唐国史补》中，就有一篇关于祁门和邕江的文章。

茶叶价格昂贵，数量有限，是达官贵人送礼的好东西，齐己就曾写过一首诗，向朋友致意，说过：“惟有江宁，岂是凡夫俗子？”

名牌茶终究是少数，长江中游地区的消费市场还是以中等偏下的茶类为主，其中就有“山东关西，闾阎村里都食用”的浮梁茶。

有“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陈，蔡，北，幽，并，南，人们都还其”；“衡州衡山，出产大块大块的糕点，从潇湘到五岭，都是以此为供品，交趾之人，也是以此为供品。”

又有“羊团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山茶，只在江陵和襄阳一带，千里迢迢而来。”

虽然这种大众化的茶叶“味道短促，韵低微”，但它的销售已遍布南北，北方到幽州，南方到交趾。

三、长江下游茶业

唐朝的长江下游区域，大体指的是东部的淮南道，江南的宣州西道，以及江南的东道，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今天的安徽的东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区域。

唐朝时，长江下游二十八个州中，有二十二个州是茶叶产地，其茶叶产地以常州，湖州，苏州，润州，宣州，歙州，杭州，睦州为核心，以太湖为太湖腹地。

浙东茶叶产区包括越州，明州，台州，婺州和温州；淮南茶区主要是以舒州、寿州和扬州为主体，闽南茶区主要以福州和建州为主体。

太湖是长江下游茶叶质量最好的地方，出产茶叶之州也大多出产名茶，其中以常州和湖州出产的顾渚山最有名，《膳夫经手录》称湖州的顾渚出产的竹笋“除了蒙着头，再也找不到第二”。

《茶经》也将湖州列为“第一”，其次才是“常州”，其实常州的“阳羡义兴”也是远近闻名的“名茶”，可以追溯到两汉年间，据《桐君录》记载：“昔阳，武昌，庐江，晋陵佳品。”

这里的“晋陵”指的就是唐时常州。在唐宗永泰年间进入朝觐，比湖州古渚的紫竹林还要长。

湖州古渚的紫色竹叶，以明月峡为尊，在会昌时期，当时的湖州总督张文规曾作过一首诗：“山下青绿。吴兴三绝莫离，吴会行劝子强”，有“吴兴三绝”之称。

唐朝时期，长江下游的茶业也很发达，歙州的婺源县，祁门县，以及宣州到德县的茶业，都与浮梁县不相上下。

刘津在《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写道：“太和年间，婺源，浮梁，祁门，德兴，有大量的茶业。”

“又有军士甲胄，十分殷实，号称奥区。其次是乐平、干越，悉岀厥利，统领议议，辅佐时政，并在必要时，隶彼四邑，以婺源为治所，征募军饷，以治所为。”

“以婺源为都城，征募军部赋税，由其管辖”，可以看出，婺源县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要比其他三县强得多。

茶叶的生产也要比浮梁好得多，加上祁门、至德等地，太湖中部的茶区，茶叶的生产也是相当的。

杨晔在《膳夫经手录》里把茶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多为贵”类型，主要有浮梁和新安两种，这两种类型的茶都是大而粗糙的；另外一种是“少而精者”的著名茶叶，如蒙顶茶叶。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分析认为，长江地区的制茶历史，在中国古茶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首先，从茶园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除了去岭南道的韶州，容州和象州以外，其他地区的茶园基本上都是在长江一带。

唐代建安年间，随着北朝饮茶风气日盛，大批茶园从长江一带向北运输，使茶园自南北走向南北，形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茶园。

尤其以扬州为核心的京杭大运河，被誉为“扬一益二”，是唐朝茶场南下的一个主要集散中心，而京杭大运河作为内陆水路，既是南北向的快捷货运渠道。

又是古代农耕时代货物长途跋涉的最佳途径，又是衡量唐朝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因此，也凸显出唐朝中晚期国家经济中心由北向南向南的明显转变。

其次，唐产于长江地区的名茶和贡茶，是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中及之后，南疆各类经济栽培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茶业，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名茶作为茶叶种植的支柱产业，不仅能够带动周围的茶叶的种植加工、茶叶贸易，还能够推动手工艺及家庭化手工经销的发展。

也可以说，长江地区茶业的兴盛，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起到了一定作用。再次，长江地区在唐朝的茶树栽培上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

以长江上游为代表，巴蜀一带有着丰富的茶树栽培和茶马交易的传统，雅安蒙顶山茶主要销往吐蕃，边境与藏族等各民族进行着广泛的交易。

尤其是藏族“七天不吃一顿饭，一天不喝一杯茶”，将茶视为血液和生命，使得川藏茶马古道成为汉藏交流的一条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

云南境内的一座茶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哈尼族，傣族，白族等多个民族，他们日以继夜，辛苦耕耘，精心培育和保护着古老的茶树。

比如临沧的凤青红茶，思茅的普洱茶，都经过腾冲和瑞丽的腾冲和印度，销往南亚和东南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和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沟通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参考文献：

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

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唐代茶业史研究之一》

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

程启坤、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